关于汉学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西方知识者认识、理解、接受、研究中国文明的历史。东西方的关系是不平等。但在这个写满了宗教怀柔和炮火压迫的过程中却诞生了一对文化双生儿:“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而它们的结合过程中又诞生了汉学。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首先,这里所说的汉学不是指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被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的那种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及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为汉学(SINOLOGY)。李学勤教授不止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可以说这是一种学术上的约定俗成。SINOLOGY(汉学)一词来自外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汉学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研究之后的一种高度概括,这个概括包涵着他们的文化认知和在其文化背景制约下对中国物质文明和文化世界的创造性的深刻认识。  

    汉学这一学术概念,虽然历史已久,但是一直以来,文化人对它的理解和解释并不相同,或者说有的人还不甚理解。我认为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谓国学,而国外人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将二者分开,比较符合中国的学术规范和国际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的实际。 

    在世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人称为“汉学家”。 汉学是外国人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一座桥梁,是漫长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外国的历史文化撞击之后派生出来的一种学问,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续。但是,它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通俗地说,汉学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对中国文化具有镜子的作用、借鉴的意义。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ero)曾说:“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是的,中国文化从未断流,一直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带着中国文化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于是就有了“汉学”②。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因为汉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的范畴。 

    关于汉学,时下有的叫国际汉学、海外汉学、世界汉学(这种称谓大约是为了与所谓“国内”的“汉学”相区别)和中国学几种,很不统一。但是,以上几种叫法,逐渐摆脱了沿袭汉代以来将重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研究称之为“汉学”的范式,逐渐把“汉学”和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国学”分开。但我认为,还是把汉学(SINOLOGY)和国学分开为好。把汉学与国学分开,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实际上,汉学是与中国文化有着血缘关系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带有异质文化色彩的“中国文化”,又是被汉化了的外国文化。 

    关于汉学研究 

    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究竟什么是汉学研究?汉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中国学者全方位地探讨外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研究。汉学研究也像汉学一样,属于一个跨学科的独立的学科。 

    汉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几乎近于空白。清朝末年,王国维算是较早对汉学有着深刻认识的学者,在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并翻译了他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结论》之后,认为伯希和的看法“优于中学”。戊戌变法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虽然也有人介绍和研究西方汉学,但是毕竟寥寥无几,系统的汉学研究更是少见。戊戌变法前后,中国的先觉者,关心的是中国的生存和自救,看重的是西方的科学和船坚炮利,而对自己文化派生出来的汉学却无暇给予太多的关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先驱们,看重的是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批判和对西方文化思潮的移植和吸纳,对汉学研究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说到汉学研究,倒是日本人先走了一步。较早的有日本石田幹之助的《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年)和《欧美的中国研究》(1942年),以及后藤文雄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起源》(1933年)。直到1949年,中国学者莫东寅才出版了专著《汉学发达史》(文化出版社)。这部汉学研究著作虽然比较简单,但其意义深远,因为我们毕竟有了第一部汉学研究著作。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30年闭关锁国,中国人不谈汉学。而学界自发地较多地关心汉学和开始研究汉学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给汉学研究带来的契机,经过20年的发展,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仅汉学已被学界普遍关注,而且越来越显示了专学、显学的色彩,其门前熙来攘往地已经聚集了一群仁人志士。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源”,显而易见,汉学就是“流”。当然,这个“流”也相当浩瀚。时至今日,我们能看到的翻译过来的汉学著作还非常少,甚至一些非常重要的汉学著作也还没有译成中文。就是说,等待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另外,虽说汉学这块他山之石里蕴藏着不少真知灼见,但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曲解和误读也随处可见,这也需要我们认真读书、思考、比较、梳理、研究,从中外文化比较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刻的理论研究。 

    对于真正的汉学家来说,他们眼里的中国学问,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哪个方面,他们都该具有其独特的知识专长和理解。“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③任继愈教授道出了作为天下公器之学术上的认识规律。汉学里所拥有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所重视,常常利用外国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某些误读来贬低汉学的价值,这其实很不公正。试举一例,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后来经过外国人的智慧加工而成了人类后来战争的制胜武器。当然,火药的发展和演变不能完全说明人文社会科学上的学术问题,但是不少汉学家确实是中国学问的专家,甚至我们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问题,他们在研究中认识到了,譬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他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词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书经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 

    中国有一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当然,这不是说外国人就比中国人聪明,而是讲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就会不同,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结论,说出不同的真理。我们说“他山之石”,并非讲所有汉学家的汉学著作都是“他山之石”,但是因为在他们的著作里熔铸了他们思想的精华,无论是学术本身或是研究方法,都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外国文化能否道破中国文化之谜?中国人能否道破外国文化之谜?我看都是可能的。当然,汉学家的“汉学”著作不一定都是攻玉的“他山之石”,而事实上低下的错误百出的汉学著作也不少。在中国,因为“汉学”被岁月尘封得太久,被政治禁锢得太严,所以它的空白还很多,大量的“汉学”资源我们没有深入发掘或是还没有顾及,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还远远没有做。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从蒙昧的远古起,几乎是从一有文化起,中国文化就有外来的成分。中国古书上说:‘有容乃大’。中国人民最‘有容’的,我们肯于和善于吸收外来的好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要对我有利,我们就吸取。海容百川,所以能成其为大。我们能吸收各种文化,所以才能创造出这样光辉灿烂的文化。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正表示了这种精神。”④根据这一精神,汉学研究就属于中国文化外流的一种精神反馈,是吸纳异质文化的一个渠道。汉学“将在世界范围内探究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与嬗变,寻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及其影响,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⑤ 

    汉学的比较品格 

    汉学的形成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它在西方学术界有着独立的传统,是一个普遍认同的学科。汉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产生、发展和成熟。同样,我们的汉学研究,也是一种文化选择。选择是比较的结果,没有比较也就无法选择。比较是人类认识社会、历史、文化和一切事物的一种途径和方法,比较可以深化理解和认知,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程序。所以,汉学和汉学研究,都明显地穿着比较文化的衣裳,它们同属于比较文化。

    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的文化虽然不同,但它们是相通的。“比较意识”为各个民族所共有。在文化方面,中国本来就拥有“比较”之传统,这种资源就储藏在我们的生活、文化和隐蔽的意识里。但是,我们过去没有把它们挖掘出来,没有使之理论化。所以,在人类各种科学门类中,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我们好像缺少了这些学科。 

    “比较文学”最早进入人们的生活和认识空间,虽然在西方其历史也只有百余年,但它在实践中形成了几十种自己的研究类型,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汉学(当然还可以包容相当部分的自然科学,如科技史等),其历史虽然远比比较文学早得多,但是汉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状况却不能与比较文学相比。比较文学和汉学研究在中国起步都很晚,但是比较文学成长较快,它已经走过了“描红”阶段,不仅开始了自己的理论建设,还有了自己的学术队伍,中国的大学里普遍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建立了培养硕士和博士的基地,形成了能与国际对话的学术能力。汉学研究虽然有《国际汉学》、《汉学研究》、《法国汉学》和《世界汉学》等书刊和孕育中的“列国汉学史书系”以及各类外国汉学名著的翻译书稿问世,但是除了不多的若干学者虔诚地举着旗帜闹天下之外,真正把汉学研究当作事业、把精力用在汉学研究上的人却少之又少;就是那些顺手而为之的学者,一般还是各自为战,加之经济方面捉襟见肘式的困顿,便几乎呈现出“空手道”般的无奈,致使汉学研究还不能真正蓬勃发展起来。据我所知,台湾在汉学研究人才方面与大陆虽然相似,但其投入却要大大好于大陆,仅举一例:台湾“中央图书馆”把美国大学历年来有关中国文化的硕士博士论文全部复印成书,就很令人感动。 

    当今的学术研究没有物质后盾是很难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的,而汉学研究所面临的生存处境正是需要智者和目光远大的出版家伸出理解之手。时至今日,汉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术的形象虽然已经十分鲜明,但是学科的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基础建设也还有待更广泛地发展,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去做。 

    按照比较文学的模式,汉学和汉学研究也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等,而且远比比较文学复杂的多,纯粹属于跨文化研究。因为,汉学和汉学研究是一种跨国的比较文化研究,在比较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里,在文化层面则有着更为广阔的天空。当然,我们可以在比较文学的理论中得到启发和找到自己的理想借鉴。所以,可以这样说,汉学和汉学研究作为跨国的比较文化,杂草还在覆盖着那片近于荒凉的处女地。但是,经过一些虔诚人士的探险,路径已经开通,关键是得有勇敢者敢于前行。既然汉学研究已经起步,其归宿应在我们学术版图的灿烂之处。 

    “由于文化转型,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原来互不相干的三个学术圈子:汉学研究、理论研究、比较文学正在迅速靠近,并实现互补、互识、互证。”⑥乐黛云教授把汉学研究同理论研究和比较文学的关系说透了,我十分赞成她的观点。 

    汉学的形态 

    真正意义的汉学,始于大批耶稣会士入华。从16世纪到18世纪,散布在中国各地的耶稣会士,不少人都是汉学的先驱。1540年,罗耀拉(S.Ignatins de Loyo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九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来到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时期。在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lez de Mendoza)的被誉为汉学的第一部著作《中华大帝国史》问世之后,利玛窦不仅著译了《几何原理》(与徐光启合译)、《天学实义》、《关于耶稣会进入中国》和《中国札记》,还把《四书》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开西学东渐、中学西传之先河,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这位思想家便“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 

    汉学从孕育、萌芽,到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自传统汉学在法国形成以后,从“传统”到“现代”,从Sinology(汉学)到Chinese studies(中国学)以及这两种汉学形态的联姻会通,便使得汉学形态的演进走入了新的境界。 

    在世界汉学发展史上,就其基本形态而言,汉学可分为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这是两种不同的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科学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在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拓展,以及后殖民理论和新历史主义对西方汉学的解构,汉学的形态及其理论也深受其影响。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 

    “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⑦。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把以上三个国家比喻为地球上从事发现和考察的先锋,欧洲正是通过它们启开了近代之门。当西方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献史料有了较多的积累之后,“他们于16世纪末叶,为法国的汉学家开辟了道路,而法国汉学家稍后又在汉学中取代了他们”,并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使巴黎独领风骚地成为汉学之都。 

    17世纪至19世纪初,法国的耶稣会士在来华的传教士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之中诸如李明(Louis Le Comte)、张诚(Jean Fran?ois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nt)、殷弘绪(Fran?ois Xavier)、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冯秉正(Joseph-Fran?ois-Marie-Anne)、宋君荣(Antoine Gaubil)、安泰(Etienne Rousset)、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nrme)、钱德明(Jean-Joseph Marie)等,以及虽然不是耶稣会士,却在中国执着地从事着中国文化研究的冀若望(Jean Joseph Ghislain)、迪仁吉(Jean Baptiste Raphael)等人,仅这些客死在华的杰出汉学家就有数十人。与北京的传教士汉学学派存在的同时,在巴黎有以佛雷烈(Nicolas Fréret)为首的汉学学派。佛雷烈是18世纪最具好奇心、最严谨、最自由的大思想家之一,中国文化常使他幻想联翩。由于法兰西民族性格之于文化的崇拜,许多人对历史悠久的中国充满了向往,所以法国的汉学家,其数量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的。 

 法国汉学在18世纪奠定了基础,但是真正经院式的汉学研究,是从27岁的雷慕沙(Abel Rémusat)于1814年在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开始的。“随着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汉学研究则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日子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⑧。就是说,在19世纪初,这种崇尚古代历史和文化经典的汉学形态,才真正建立起坚实的基础,法国才真正成为欧洲汉学的旗手。 

    雷慕沙的学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继承他的事业,并很快成为欧洲最优秀的汉学家。之后由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is)主持这个汉学讲座。他是欧洲最早对中国诗歌感兴趣的人之一,不仅有《唐诗》、《离骚》和《今古奇观》的翻译和研究,还撰写了巨著《中国藩部民族志》。1893年,沙畹(Edouard Chavannes)接着主持这个汉学讲座,他的中国碑铭研究扩大了中国的历史资源,用中外史料勘校汉文文献,把汉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还与弟子伯希和合作写成《摩尼教残经》注释,从而赢得更高的国际声望。法国汉学家经过近二百年的努力,才奠定了汉学的基本形态和学术模式。这种形态和模式的建立与法国汉学家具有渊博的知识、触类旁通的学术敏感、善于独立思考的学养有关。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传统的形成,其历史文化原因在于欧洲文明是由希腊—罗马文化、犹太—耶稣宗教、日耳曼精神和法兰西—俄罗斯革命精神的伟大结合。法国是欧洲的代表,多开放,少保守,喜欢变革。这种精神,既表现在历史运行上,也表现在对于文化的学术追求上。 

    在法国汉学史上,1822年先后由雷慕沙和伯希和担任会长的巴黎亚西亚学会的成立,它标志着法国汉学的蓬勃发展和学术传统的演进。在1669年创立的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于1843年开始汉语教学,使法国成为世界上最早教授汉语的国家。在这个学校首先担任教席的是法国19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安东尼·巴赞(Antoine Bazin),他在中国白话和通俗文学领域研究卓著。此后的继任者是哥士耆(Alexandre Kleczhowski)、冉默德(Maurice Louis Marie Jametel)、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和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此外,毕欧(Gdouard Biot)、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谢葛兰(Victor Segalen)、戴遂良(Léon Wieger)、夏鸣雷(Henri Havrit)、费赖之(Aloys Pfister)及列维(Sylvain Lévi)等,他们都是19世纪法国汉学的代表人物。 

    在20世纪,法国的世界级汉学家是沙畹的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ero)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人,他们的著作影响着整个法国汉学的演进。此外,古兰(Maurice Courant)、戴密微(Paol Demiévulle)、斯坦因(Rolf A. Stein)、艾田蒲(René Etienble),以及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一批汉学家承传着法国汉学的传统,拓展着法国汉学的学术品位。从十七八世纪的第一代,到19世纪、20世纪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直至第五代第六代,其中不少是法国汉学界影响于世界的学术巨擘,他们的学术著作让我们惊见法国汉学的广博、深厚和丰富,使我们感受到法国汉学家们一代代前赴后继的耕耘精神。 

    19世纪20年代,汉学才在美国悄然兴起。那时的美国已经从南北战争后的统一中带着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走向强大,并加入英、法、德、意、俄、日等列强之中。在18至19世纪的殖民热潮中,美国人开始关注中国,不少传教士“以武器和贸易为后盾”,作为“西方入侵的一部分”进入中国,扮演着“政治”角色,服务于美国的政治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汉学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个性的原因。 

    虽然美国汉学形成较晚,并时常充当着政治工具,但它最具现代意识、更多地具有社会科学内容,并逐渐演变为现代汉学——“中国学”。以法国为代表的汉学至今依然充满了传统汉学的精神,成为现代“中国学”的一面古老的镜子。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美国的“中国学”以非文化或是泛文化为其特征,这一特征不仅成为当代美国中国学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其它国家汉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美国的汉学始自1830年建立的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这个学会一开始就有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这一点也与“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向中国派出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相一致。美国最初的汉学著作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观》、卢公明(Doolittle Justus)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麦都思(Medhurst Walter Henry)的《中国:现状与前景》、明恩溥(Smith Arthur Henderson)的《中国的特色》等,虽然也有与欧洲耶稣会士著作某些相似之处,但它们不再是古典的范围,而是以非历史主义地伤害贬低中国为其特点,这与欧洲汉学盛赞中国文明形成极大的反差。 

    1876年,美国耶鲁大学开设了汉语课,并在卫三畏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考古室和东方图书馆。接着,哈佛大学也开设了汉语课,也设立了东方图书馆。进入20世纪,燕京大学又有了燕京学社,为美国的汉学发展创造了条件。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这是美国汉学彻底摆脱古典和传统而向现代转向的重大标志。这个学会的研究是美国政府急需了解的“人口问题、土地占有和农业技术问题、工业化问题、家庭问题、殖民机构问题、民族运动问题、劳工组织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商业投资问题”⑨。服务于美国政治,就是那个时代的美国“汉学”,但是,真正美国式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 

    费正清是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是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他的中国学研究不仅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对于其它国家的汉学研究也有强烈的影响。他所以走向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学术研究是与他多年在中国的经验及他在哈佛大学开创的关于中国的研究计划有关。他有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中国:传统与变迁》、《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的思想与制度》、《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美国与中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观察中国》、《中国新史》等40来部,《美国与中国》是他的代表作。 

    美国的现代中国学是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它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汉学的研究之中,从而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可以说,这就是汉学的现代化。在那个时代,费正清的魅力被认为是没有谁能像他那样能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地写出关于中国的书。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对待中国的态度比较公正,因此也曾受到右翼保守势力的诬蔑和攻击。虽然他的研究充满了政治的功利色彩,其立场和观点也有偏见,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贡献巨大的汉学家和作为中国人民朋友的光辉。 

    美国“中国学”不仅影响到西方,也影响到东亚。日本的汉学传统悠久,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研究最多最深的国家。自汉唐以来,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明治时代,日本文化人依仗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独有的亲切关系,对中国核心文化的研究日趋深入和完善,把日本汉学发展到鼎盛的阶段。但是“日本汉学”发展历程中曾有过“东洋学”、“支那学”的名称演变,最后在明治后期发展成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日本“中国学”。“汉学”不同名词的历史演变,深刻反映了日本文化人由于中日两国历史的变迁而生发的复杂心态。明治时代是日本“汉学”演变的关键时代,这个学派主张深入了解中国,重视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在研究中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这些特点与美国中国学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中国学也染上了厚重的政治色彩,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这一点与美国的中国学很相似。 

    汉学从传统到现代,这个演变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汉学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种汉学形态不仅互相依存着、共荣着,而且互相浸透着,融合着。汉学发展到现在,情况有了许多变化:美国的汉学家也采用欧洲传统汉学研究方法和模式从事研究,同样,在欧洲,也有相当的汉学家踏入了美国汉学家研究的路径。就汉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在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汉学。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 

    汉学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悄然萌动了文化的热潮。汉学研究的面孔也在这个时候开始露出了笑脸。到了这个世纪的90年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方兴未艾,整体性的“传统文化”、“易经”、“儒学”、“比较文化”等等,都成为专学,“汉学研究”也以显学的面孔被学界史无前例地关注着。但是,就在这时候,关于汉学存亡的问题,国际上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瑞典汉学家罗多弼教授说,汉学作为一独立的学科不会持续太久,它将被各种具体学科所消解,大学的“汉学系”将会取消,“没有什么理由要把中国人的经验当作与欧洲人的经验(作为)根本不同的范畴来阐释。”如果按试图通过“全球化”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成一体的愿望来看,如果在这个迅速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中国不惜将自己的文化消融于西方的文化之中为代价,也许那一天汉学真会“消亡”。但是,这个浮躁的虚拟的大胆假设,既违背历史规律和缺乏科学依据,也不符合现实的逻辑,无异于天方夜谭。 

    地球上的人们都在强调文化认同,强调“我们是谁”,而不是“我是谁”的问题。事实上,每个人首先属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然后才属于世界。这个问题虽然具有政治色彩,但与汉学和汉学研究有关。“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条绿色通道,它会给文化带来巨大影响。但是人类文化只能认同一种文化吗?“全球化”是一元化吗?若是一元,是否就是美国化?但文化是多元的,虽然在网络上国家失去了国界,城市拆除了城墙,但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不会失掉传统。不管世界怎样发生变故,我深信,经济“全球化”不会变成文化“一体化”,中国文化和汉学的命运不会在这场人类的大交流中成为西去的落日,相反倒会成为一轮喷薄东升的朝阳。 

    这个结论我们还是用罗多弼教授自己的话来证实。2004年初,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与现代化讲座”,罗多弼教授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在当代和未来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他说,作为欧洲人,他觉得儒学、道家、中国佛教、中国古典文学、绘画、艺术、学术等都构成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文化宝库的一部分,“这个遗产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使得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有意思”,“在儒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超越时空而具有永恒价值的智慧”(《亚洲周刊》2004年2月29日总第18卷第9期)。我赞成这个观点。 

    人类走到今天,各种文化在斗争、排斥、拥抱、联姻、兼容的过程里发生、发展、没落和消亡。汉学的发生、发展和繁荣是点点滴滴、不知不觉的酿造过程。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影响或浸染西方的过程中,完全是冷静而自由的,是文化的一种自然运动,也是西方的先觉者的一种智慧的结果。人类文化的媾通,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但人类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永远不会变为一体。在21世纪,“中学”不会消解“西学”,“西学”也不会取代“中学”,如果没有政治和宗教的“干预”,它们会在“和而不同”的和谐、平等之状态中“文明对话”,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以达共生共荣。基于人类不同种群的文化历史差异,人们的智慧特征也会不同,因此对社会、历史、宇宙的阐释也会有别,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异将会存在下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生命力异常活跃发展的文化,是人类灿烂而古老的文化遗产中的富矿;任继愈教授说,中国文化大致有如下的特点和性格:“不失个性的兼容性;与时俱进的应变性;取之有节的建设性;刚柔相济的进取性;和而不同的自主性。除了这些民族文化的性格,它的民族智能——思想方法的生生不已的发展观和大不遗细的全局观,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这种卓越的民族文化性格,使它历经磨难,战胜困厄,求得了生存,得到了发展……这些特点和优点,当有待于汉学家们深入发掘,使它走出国门,奉献给全世界。”⑩ 

    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到文明,经历了各种漫长的“斗争”和“反思”。21世纪在经过信息学、生物学、太空学等领域的科学爆炸之后,人类社会也许会出现安静或停滞的更合乎科学有序的历史时期,那时的社会和生活将从不自觉的疯狂中走向冷静和自在,这样各种文化本身会有一个发展和相互借鉴、沟通、融合的机会。那时,汉学和汉学研究也有一个更佳的机会,也许它会成为一个很“古老”的学科,但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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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①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②阎纯德:《汉学研究·序》第一集,1996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③任继愈:《国际汉学·汉学的生命力》第一期第7页,1995年1月,商务印书馆。 

    ④季羡林:《汉学研究·序》第六集,2002年,中华书局。 

    ⑤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开卷语》第一期,1995年1月,商务印书馆。 

    ⑥乐黛云:《汉学研究·迎接汉学研究的新发展》第四集,2000年1月,中华书局。 

    ⑦⑧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耿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⑨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卷),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⑩任继愈:《汉学研究·21世纪汉学瞻望》第八集,2003年9月,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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