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中华读书报》第23版刘凌先生的文章《名不符实的学科命名——从“汉学”称谓谈起》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读后觉得很受启发，同时也引发了我的一些不同想法，现将这些想法写出来，以就教于刘先生和其他大方之家。

    其实名称有时并不太重要，它只是名称而已。莎士比亚说，玫瑰如果换了其他名字，它的香气是依旧的。但是，有时名称又非常重要，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据我所知，“汉学”是外国人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而作为它的现代变体的“中国研究”则是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诚如刘先生所说，这一研究领域非常宽泛，但宽泛的研究对象并不成为一个学科不能成立的理由。君不见，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日本学”和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的“美国学”早已确立于学科之林。

    刘文认为，“汉学”的命名是时下学术浮夸的诸多例证之一，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综合性”和“模糊性”所繁育出来的又一朵“恶之花”。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不良风气是大家都反感的，但汉学不应该成为迁怒的对象。因为Sinology（汉学）这个学科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如果说利玛窦、罗耀坚还只能作为汉学研究的先驱的话，那么1815年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创设则可以作为这一学科诞生的标志。学术虽然是天下之公器，但大学教席和课程的设置却实际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以此为标准，汉学实际上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比起这位老大哥来，响当当的英国文学（1871年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建立）只是一个小弟弟。或许许多人不知道雷慕莎是西方第一位汉学教授，但是伯希和的大名想必如雷贯耳，他的入选法兰西学院无疑可以作为汉学进入西方主流学术的最好表征。

    对于西方人来说，汉学不是新鲜的东西，同样，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学也不是当下的时髦。中国学者对于域外汉学的关注由来已久。王韬与理雅各，陈垣与伯希和，胡适与钢和泰的交往早已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而早在1949年，中国学者就出版了系统梳理这一学科的著作———《汉学发达史》（莫东寅著）。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投入了更多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日本中国学史》（严绍著）、《德国汉学史》（张国刚著）、《当代美国的“显学” 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侯且岸著）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果这些著作因为形单影只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关注的话，那么面对蔚为大观而影响日巨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关于汉学是否成立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汉学已经存在至少二百年了，当然，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关于汉学这个学科是否成立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摆脱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去研究这一知识谱系是如何建构、如何发展的。在这方面，赛义德的《东方学》无疑可以作为指引航向的灯塔。萨氏所关注的东方只是近东，并不包括中国，所以这一层面的汉学研究必将驶向一个宽阔光明的地带。

    如果我们把刘先生的文章看作是对一门古老学科的挑战，似乎更能让人接受。在20世纪，许多学科受到了质疑。“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哲学？”的质问声不绝于耳。回答当然不尽相同。同样，对于“什么是汉学？”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上述只是我的一孔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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