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者：张西平 叶向阳）
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其60周年校庆之际，举办了“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刊记者、编辑叶向阳就海外汉学的有关问题专门采访了本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张西平教授。

张西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代表作有《历史哲学的重建》（三联）、《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本色之探》（与人合编，国际广播电视）。他目前从事西方早期汉学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综合性研究。

张：我们这个会是为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六十周年而召开的，它的特点不在于讨论汉学的某个具体学术问题，而是就汉学学科的历史和特点展开讨论，并就在国内如何展开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进行了交流，其目的在于推动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加强这一学科的建设。的确如你所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无一个统一的说法。就我看来，Sinology中文可译为“汉学”，意为西方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文化的研究。Sino是表示“秦”，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称中国。美国汉学兴起以后逐渐将欧洲汉学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扩展到对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的研究，在方法上也采取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史哲领域，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Ch in e se stu d ie s”，即“中国研究”。

如何在现代汉语中称谓这一学科，目前在中国学界尚有分歧，主要两种意见：一种称为“汉学”，主要是指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国的研究，有时以“国际”或“海外”限定是以区别中国历史上的汉代经学（又被称为汉学）和清代汉学（即著名的乾嘉学派），当然这个限定语只是对我们国内研究者而言，以示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另一种意见认为应称“中国学”，即国外对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研究。这个问题还可继续讨论下去，我们在《国际汉学》上开辟了一个“汉学一家言”栏目，旨在引起讨论，逐步形成共识。

张：

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当属日本，公元522年随佛教传入日本，中国的典籍也就传入日本，经过飞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传统汉学达到了顶峰，中国宋代的朱子哲学被尊为日本官方哲学。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汉学历史最为悠久。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时期，我们可把《马可波罗游记》作为“游记时期汉学”的代表，此阶段是西方汉学的萌芽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大航海以后西方人来到中国。到耶稣会1583年入华以后，才开始了“传教士汉学时期”。从外在形态上此时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仍主要局限在传教学的领域内，汉学家主要是入华传教士，但从他们研究的方法和成就上来看，他们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仅葬于中国大陆的传教士就有几百名，他们能熟读中国经书，并熟练地用中文写作，中文著作有760多部，仅利玛窦一生就有24部中文著作，收入《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存目》的就有13部之多。

这些传教士从明末清初开始到1800年不仅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对明末清初的杜会文化产生影响，同时他们又以多种西方文字发表近百部关于研究中国的著作和近千封书信，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直接影响了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学西传”。

应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基了欧洲汉学，以后的西方汉学家都把这一时期称为“古汉学时期”，认为传教士的许多汉学著作为“千古不朽之作”。我们可把欧洲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称为欧洲汉学的奠基时期。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设汉学教授席位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即“专业汉学时期”。从此以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之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

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是雷慕莎，经过儒莲、沙畹、微席叶几代人的努力，到二十世纪伯希和时期，法国汉学研究已达到很高的成就，成为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领头羊。到今为止，法国汉学在整个国外汉学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都和它的这段历史相关。

英国的汉学研究发轫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首先设立汉学教席的是剑桥大学的东方学部，继而是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相对于欧洲大陆，英国的汉学传统较为薄弱。

荷兰汉学是随其在东方的扩张而逐步形成的，1875年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席位，1890年由著名汉学家考狄所创立的《通报》成为西方第一份汉学的专业刊物，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德国汉学起步也比较晚，直到1912年在腓特烈·威廉帝国大学才成立了汉学研究所，并有了专职的教授席位。但近代以来德国汉学发展较快，在欧洲也比较有影响。由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的卫礼贤所创办的法兰克福“中国学社”，创建于北平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和海外汉学界都有重要影响。

瑞典汉学以十九世纪末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中国西部探险而开始，以高本汉在任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教授而开始了它的汉学历程。高本汉在语言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曾令国内学术界惊叹，它直接影响了赵元任、李方桂等中国学者的语言学研究。

东欧汉学总体水平较低，历史也较短。应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汉学研究。俄罗斯汉学源于1741年3月23日圣彼得堡科学院聘用伊拉利昂·罗索欣为汉学教师为起点，在清康熙年间就有驻华东正教团从事汉学研究，到阿列克谢耶夫时期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由于地缘关系，俄罗斯对汉学研究所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在欧洲都一直居以领先地位。

美国汉学开始于184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的入华，由入华传教士卫三畏返回美国后创立了耶鲁大学汉学系，从此拉开了汉学研究的序幕。在十九世纪哈佛大学所创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汉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频繁，汉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近二十年来在西方大学的人文学科中增长最快的一门学科。在欧洲以德国为例，原来大学没有东亚系的纷纷设立东亚系，已有东亚系的大学则将汉学系从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以加大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由于大众汽车基金会的介入，使德国汉学近年来成为汉学发展最快，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点和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现在为国外汉学研究中的第一大国。研究机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5所增长到200所左右，职业汉学家1000余人，每年的中国学博士生约有1000人，若将图书馆的东亚部、学生、研究机构算在一起总体人数约有6000人。

当代国外汉学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整体性研究加强。各国近十余年来纷纷成立汉学联合会，欧洲成立了“欧洲汉学学会”，有定期刊物，每年一次会议。美国东亚研究会规模大，每年都有年会。由于整体合作加强，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

第二，学术研究从传统治学方法向社会科学研究转变，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领域对中国的研究日益加强。

第三，基金会加大对汉学研究的投入。德国的大众汽车基金会，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对汉学的支持和投入逐年加大，从而直接推动了汉学的发展。

叶：最近我读了你们汉学中心主持出版的《耶稣会中国书简集》感到很有趣，我想十八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与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很有关系，由此我想到海外汉学家人数不多，但影响还是很大的，他们直接影响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张：是这样的，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产生于中外文化交流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就西方汉学的历史而言。汉学家的文化倾向直接影响着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我们从近现代以来西方对待中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明末清初耶稣会入华以后，为扩大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和影响，执行了利玛窦所确定的“合懦”路线，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国力强于欧洲，康熙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占全球近1／3。耶稣会为争取欧洲对其在华传教的支持，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入华耶稣会士的这种文化态度直接影响了欧洲文化乃至各君主国对中国的态度，在欧洲历史上形成了近二百多年的“中国热”。

1840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力的衰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入华的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态度发生了大的转变。利玛窦的亲近中国文化的路线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殖民主义的中国观。他们的这种文化取向同样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大众对中国的认识，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还是受这一时期的影响。中国成为愚昧、落后的象征。

汉学家的两种不同文化态度，形成了西方两种不同的中国观，虽然这里还有中西之间国力对比的变化，中国封建杜会自身的问题等诸方面的原因，但汉学家的态度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当代来说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当代中国学鼻祖费正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由于费正清在解放战争期间访问过解放军控制的张家口，见过我军高级领导人，从而对中共和中国社会有较深的认识。他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一直坚持同中国接触，同中共政权接触的政策，不同意过多支持蒋氏政权。这样在麦卡锡路线中曾受到审查。但随着他在美国汉学界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六十年代末同基辛格结识后，他的中国研究及其政策倾向对尼克松政府产生深刻影响。美国汉学界就有人指出，美国与中国的建交是费正清汉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实际上各国“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基本上都是由汉学家担任的，汉学研究是同各国与中国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汉学机构同时也就是各国外交政策的幕僚机构，例如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实际上直属德国外交部，它每周都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上交德国外交部。

在这个意义上，抓住了汉学家就抓住了各国对华政策的制定的核心成员，影响了汉学家，使其知华、亲华，就会影响各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因而对国外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同时是同国家的利益与安全紧密相关的。

从民众的角度来说，西方大众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汉学家，他们的作品直接影响了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如果改变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培养亲华的汉学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与宣传影响民众。

叶：国内学术界有不少人对海外汉学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外”研究中国怎么也比不过中国人，不能过分宣扬海外汉学。汉学对国外中国观的形成无疑有重大影响，但对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民众有什么影响呢？

张：这个问题很重要，汉学对中国学术有什么价值？对海外汉学的学术梳理对我们自身文化建设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不弄清，这个学科就很难有进展。从前者来说，我们只要看一下近代中国学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可清楚汉学的价值。

国外汉学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学术研究日益国际化的过程。国外汉学的存在已标明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事业，而不专属于中国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国外汉学既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研究又对国内学术界提出了挑战。

在本世纪初汉学界曾和中国学术界有很好的互动关系，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的交往直接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卫礼贤在北大长期任教，钢和泰曾任教于厦门大学，胡适等学者和他们有很好的交往。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古汉语的研究直接启发了赵元任、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三十年代的一代学术宗师所以在中国奠基了学术地位，很重要一点是冲破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而采取了汉学家的一些新的方法，从而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一点张国刚关于对陈寅恪在德留学笔记的研究很有说服力，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对这个问题已有很系统的研究。很值得一读。

其实，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过去，就是今天也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以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解释面临着一个研究范式转变，汉学成为我们这种学术范式转变的重要参考系。最近杨念群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文章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叶：你的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梁启超当年说到中国历史研究的三阶段时把中国放入世界脉络中来研究中国作为最高阶段，这种在世界背景中看中国的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汉学家对话。我很想知道就中国学术界来说，这种对汉学的关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就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某一方面国学与海外汉学的互动一直存在，但把海外汉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进行学术的梳理，根据我有限的认识，最早可能是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这本书参考日文的内容较多（他根本上就是从日文翻译来的！），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似乎比我们更自觉些。真正自觉地研开始这方面研究还是在八十年代，社科院的孙越生先生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功不可没，他所领导编写的《国外中国学》、《苏俄中国学家手册》、《日本中国学家手册》等工具书至今仍是我们的案头必备之书。严绍的日本中国学研究成就最大，他的研究进路与方法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李学勤所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是国内学术界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学科的重要尝试。另外，耿升的法国汉学研究，侯且岸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李明滨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张国刚的德国汉学研究都是近二十年来的重要成果。

另一大进展是对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都很有影响，尤其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数量多，影响大。

这一学科开始走向规范的另一标志是《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等几种学术刊物的创办，它们为从整体上把握海外汉学提供了一个研究的阵地。

张：这次会议有两点是达成共识的：其一，继续推进对汉学著作的翻译工作，我们应充分肯定这几年来在汉学著作翻译上的成果，正是这些译者的努力，我们才达到今天对汉学的认识。其二，应加强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尽快摸清各国汉学发展的谱系，学术流派的演变。作为学科存在的海外汉学研究主要的工作是学术史的研究。严绍所提出的作为学科存在的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应包括四点，即：1.研究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轨迹和方式；2.研究中国文化在域外文化语境中存在的状态，也就是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排斥状态；3.研究各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所形成的“中国观”；4.研究各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研究的具体成果和方法论。在会上李学勤、侯且岸、孟华、刘东、周发祥、任大援，台湾学者黄俊杰及多名汉学家都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提出了重要建议。

叶：近年来您一直在致力于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由你们中心主办的《国际汉学》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好的反应，它尤其受到汉学研究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者和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者的关注。我感到您的研究是在汉学和中国基督教史两个方面。

张：就我个人研究来说集中在“西方早期汉学”，即传教士汉学。如果从学术史上梳理西方汉学，必须从传教士汉学入手，这是整个西方汉学的源头、基础、根基，不把这段搞清楚我们很难摸清西方中国观的演变脉胳，很难搞清西方汉学的知识积累、学术传承。而传教士汉学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完成的，明清时的“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很难分开研究，因此，做传教士汉学的研究也就是在做明清基督教史的研究，二者是互有区分而又相关联的。另一方面，早期汉学又和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史联在一起。因而，我感到从大航海以后，世界近代文化的变迁必须从东西两个方面同时着手。我们中心的工作首先着眼于整个学科的建设，注重基本著作的翻译，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这样才能形成我们的特点。这方面我也是刚刚起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如果说这几年有些成绩，根本上还是学者们的支持和我们与大象出版社良好的合作的结果。

叶：据了解，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已有多种汉学出版物面世或即将面世，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张：可以。我们目前正在编撰三大系列丛书，分别是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1、《耶稣会中国书简集》（1－3）郑德弟等译

2、《耶稣会中国书简集》（4－6）耿升等译（即出）

3、基歇尔《中国图说》张西平等译（即出）

4、李明《中国现形势志》郭强译（即出）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1、《列班扫马传》（英）威利斯·布哲（即出）

2、《中国的使臣——卜弥格》（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3、《傅圣泽传》（美）魏若望（即出）

4、《汤若望传》（德）魏特（即出）

5、《马礼逊传》（英）W.汤森（即出）

三、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儒学研究系列，

1、《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英）葛瑞汉

2、《孔子与中国之道》（美）顾立雅

3、《亚洲的价值与人的权利》（美）狄百瑞（即出）

4、《轴心期时代的儒家伦理》（德）罗哲海（即出）以上图书均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原载：《中华读书报》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