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1950年生于上海，在贵州初中毕业以后，曾经在苗族山区插队，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曾经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7年起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禅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屈服史及其他》、《西潮又东风》、《宅兹中国》等。

　　葛兆光先生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办公室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两幅书法，一幅为文史研究院成立的贺诗：“文史英才聚一堂，国魂未远重召唤”；另一幅则录1978年故国之行的旧作送给戴燕、葛兆光夫妇：“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学者的“两支笔”

　　早年读书太勤，用眼过度，如今葛兆光的左眼近乎失明，看书主要靠右眼。葛兆光自认读书是一个“野狐禅”：到处乱读，知识很杂。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基本上都是摘资料，没有私密性的东西。他分析同时出道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有所谓“两支笔”：一支写学术著作，一支写公共评论。他也写了不少书评，“中国的特点是书评往往借题发挥，其实是在发挥社会、政治关怀。比如我写陈寅恪的那篇文章看起来是书评，实际上是在借陈寅恪说事。”而他感慨现在的大学制度慢慢催生一批趋向于专业而不关怀社会的人，“既是专业知识分子，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才是他心中理想的状态。

　　1978年春天，在贵州边远小城的葛兆光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风驰电掣地跑回家，和父母一起拆看，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母亲，竟失态大笑。这一年，葛兆光已经28岁，此前的10年里，他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不是在砖瓦厂做砖瓦，就是在农药厂熬肥皂。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改变了葛兆光的命运。

　　在上世纪80年代，葛兆光先是研究中国史学史，考证古典文献，然后致力于研究禅宗、道教与中国文化，后结集成《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二书。在此基础上，葛兆光又费了近十年之功，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两卷。21世纪初，葛兆光将眼光投向“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等大问题，在2011年出版了《宅兹中国》一书。他说：“我这30年，前十年研究禅宗、道教，中间十年做思想史，后十年做跟东亚和中国有关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初，葛兆光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发现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从1868年明治以后逐渐兴起，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辉煌的时期。他说：“不要忘了任何学术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形成话题，都跟政治相关。明治时期对中国的研究，显然既有和欧洲东方学竞争的取向，发展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东洋学术，又带有一种在亚洲成为霸主和领袖的政治背景，跟当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有直接相关性。这使得日本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所谓‘东洋学’的传统，也包括了中国学在内。这个传统一方面结合了东西方对中国研究的长处，同时又跟日本国内的关心和政治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成为当时日本学术界一个强大的主流。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到了中国‘文革’以后，日本的中国学逐渐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外国学，跟其国民的关怀有点距离了。”葛兆光认为，已故的沟口雄三教授，在日本学者里是少数抱有大关怀的人。“我的理解，沟口是想把日本中国学从现在比较衰落状况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提出了几个口号，一个就是要从亚洲出发去思考，如果把中国放在亚洲，因为日本也在亚洲，互相之间的关连，就使中国学涉及到日本，这样，与日本相关的中国学就有了活力。另外，沟口强调中国研究要防止拿欧洲尺度来看，当然，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他又落入欧洲中心主义。”而葛兆光《宅兹中国》中最早的篇章，便是与日本学者的论辨而引发的，他所批评的日本学者中，也包括了沟口雄三。

　　思想史最容易涵纳政治关怀

　　沟口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次，余英时先生到日本访问，沟口雄三要请余先生吃饭，自己先去饭馆试菜，试好了，过几天再请余先生。余先生说的这个故事，葛兆光也有同感，他说：“我也很喜欢沟口先生，但我把个人情感和他的理论是分开的。沟口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是他能够成为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品质，人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要让人家觉得亲切，而不是倨傲，才能当领袖。有时候诚恳也是一种利器，我想，沟口先生是真正的诚恳，这种诚恳使得他成为日本中国学界领袖式的人物，大家愿意跟他在一起，这就帮助他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让大家所接受。”

　　近年来，每年春天葛兆光都会客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余英时先生时相论学。余先生有言，“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这不妨碍他有中国情怀，葛兆光也说：“我不会和政治近身肉搏，那不是我的特长”，但也不意味他没有政治关怀。在视野所及的学术界，葛兆光看到，“在美国，学术和政治离得很远，所以在学术上专业化、规范化和技术化相对比较厉害。但中国是始终分不开。我想，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还是很厉害，道统对政统，总是希望有所制约，当思想不能够自由表达，就要通过学术来表达，那么，学术背后的政治关怀当然就很厉害。在学术尤其在历史领域中，思想史是最容易涵纳政治关怀的。”

　　在《宅兹中国》中，葛兆光强调有一个历史中国，有一个政治中国，还有一个文化中国。文化中国就像余英时先生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葛兆光专门请人刻了一方“无处非中”的印章送给余先生。“这句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地球是圆的，没有哪里不是‘中’。艾儒略当年写《职方外纪》，恐怕就是为了破除中国人认为自己总在天下中央，别人都是四夷的观念。在一个球面上，可不是哪里都是中吗？‘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跟‘无处非中’意思好像可以相通，也合乎‘世界公民’的看法，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和身处某个国家的生活现状，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其实，余先生最爱中国，所以才有《情怀中国》这样的书名。我经常讲，最深切的爱国情怀，有时反而常常在外国。”

　　坐看学界云起云落，葛兆光不免有一点悲观。他说：“欧美学术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激烈争论到最后，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我们这儿学术争鸣好像是一个反常现象。自由争鸣的环境是很多人一起辩论，却并不影响到生[FS:Page]死存亡。可是，现在的辩论实际上是有点生死存亡或者是争一块大饼，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大锅盖下面，大家纷纷试图找到自己存活的地方。如果说自由的学术争鸣，首先，舆论环境和学术环境应该是自由的。可是现在有些话总是要曲折拐弯或者含蓄隐晦地说，而且，更可怕的是，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上位的人听的，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还有些小声说的话，倒是说给本土的人听的，所以，声音就不太一样。”不久前，葛兆光写了一篇文章叫《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

　　“在西方入室操戈很了不起”

　　我的作用是“吹皱一池春水”

　　时代周报：写《中国思想史》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之前，你做了很多的积累？

　　葛兆光：因为我最早做过禅宗，后来又做过道教，所以，有人认为我既然做了佛教史、道教史，对写《中国思想史》很有用。因为过去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大概处理佛教和道教的部分会比较困难，比如说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里面，佛教、道教比较弱，胡适就在英文书评中批评过这一点。因为佛教、道教是中国思想史里面比较难以处理的。所以，我在写作两卷本思想史之前，一直在准备资料。

　　时代周报：你的《中国思想史》有什么特色？

　　葛兆光：我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如果让我自己评价的话，第一，我是“破”较多而“立”还不够。之前的很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模式。这些模式有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西洋哲学史的框架带来的模式问题，也有资料上陈旧的问题。那么，我的思想史，至少改变了过去固定的思想史模式。第二，我自认为文献做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我是文献专业出身，又比较看重扩大思想史的范围，所以我在《中国思想史》里面用了别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里不用的一些东西。第三，我的思想史有一套较新的写作方法，包括像章节的设置、选材。所以，《中国思想史》提出了很多问题，至于这些问题解决没解决，我自己不敢说，也许我提出的理想也没有做到，但是，我的作用可能是把原来固定的东西打散了。本来是很平静的领域，“吹皱一池春水”是我的作用。说老实话，在我之前的思想史、哲学史，既定模式是非常强的。历史是一个被既定的脉络，就像一个辫子，过去的辫子就是这样，你拧紧了，大家都只好反复梳这一根辫子。现在，我把它打回披头散发的状况，再重新编辫子，就是重新脉络化，你就可以按照你的理解来重新写。所以，我的作用就是想为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去掉脉络化，去掉熟悉化。

　　时代周报：中国画往往是陈陈相因，老师的技法，徒弟不断地传承。很多中国思想史的写法也都是陈陈相因？

　　葛兆光：是。从最早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到最晚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你可以看得出来选的人、选的书大概差不多，它们评价的高、低也都差不多，主脉络也都差不多。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从隋代的王通到中唐的韩愈，在这中间的思想史，除了佛教以外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到宋代，从“宋初三先生”到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朱熹、陆九渊、陈亮，大概就是这个脉络，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想一想就能够打破这个固定模式，比如说“宋初三先生”好像是宋代思想史的开端，可是不对呀，他们活动的时候，宋王朝已经成立80年了，那前80年就没思想吗？其实，这只是一个儒家叙事的脉络，难道只有这些人加上王安石，别人都不带思想，就他们几个人有思想吗？你看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当他把朱熹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之后，那个历史就丰富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那个原本捆得很紧的辫子解开，先变成原生态的披头散发状态，那么，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史理解，梳它五个辫子或者是梳它六个辫子，或者梳两个辫子，这就好办了。可是，要是这个辫子不解开，永远就在里面走。

　　思想史研究华人学者引领风骚

　　时代周报：中国思想史上，要解决佛教的问题，恐怕是非常复杂的。

　　葛兆光：佛教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老师对我们讲，两个东西你不要去搞：一个是佛学，一个是《红楼梦》。当然，说《红楼梦》是开玩笑，因为红学一搞就从《红楼梦》搞到曹雪芹，从曹雪芹就搞到曹雪芹他爸、他爷爷，有人画漫画讽刺，那是数曹雪芹的头发有几根，搞来搞去，越搞越乱，无底洞。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无底洞，佛学是非常难的。我经常声明，我不是做佛教的，我只是做佛教史，而且只是做佛教史里面跟中国有关的禅宗史。因为真要做佛教，马上就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佛教是印度通过中亚来的，成为世界性宗教，那它有各种活语言和死语言的问题。佛教有藏传佛教，有东传的日本佛教，有朝鲜佛教，有南传佛教，复杂得不得了。而且，佛教义理细密得不得了，佛教论述非常繁琐复杂，那是一个专门知识领域。但是，我只是涉及跟中国有关的，而且只涉及它的历史，甚至不很着重谈义理。这样就好一点儿，以前俞大维讲，陈寅恪对佛教思想根本没有兴趣，但并不妨碍他做佛教历史。我也一样。

　　时代周报：在美国华人学界，现在我们能想到的杰出人物，好像都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像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都是很突出的。

　　葛兆光：这里面有一些历史原因。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林毓生先生，他们三位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在台湾掀起过非常大的思想波澜。余英时先生当年写讨论“反智论”的文章，就在台湾轰动得不得了，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解严，他从学术出发辐射到政治，实际上那是一个有强大暗示性的学术表达。在那个时代给台湾的思想史界带来了一个很大冲击，不只是思想史界，是给整个思想界都带来了很大冲击。所以，台湾后来包括史语所在内，有好多学者追随这几位先生，形成了一个思想史的潮流。包括黄进兴、王森等，他们都是跟着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先生走的。如果说，那时候思想史研究不是带有一种用余先生的话说是对政治远距离的关怀，影响力不会那么大。当然，这跟几位先生的个人魅力、文章风格、思考的深刻程度都有关系。这使得很多人聚焦在思想史上，所以，你在美国华人学界会比较突出地看到余先生、张先生、林先生等人的成就。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放开眼界来看，美国的华人学者里面还有一些很出色的学者，不完全是做思想史的。就以最近去世的何炳棣先生来说，不管何先生政治立场如何，学界还是对他的学术成就很佩服的。他做社会史、经济史，把社会科学引入历史，在欧美第一流刊物上发表，在西方入室操戈，很了不起。他到了老年才说要研究思想史，也许是因为他很讨厌新儒家，要对他们猛批一通，颠覆他们的思想史叙述，所以才说晚年做思想史是“画龙点睛”。当然，华人学者在美国研究中国思想史取得的成就大，也是因为洋人学者都尽量避免做特别大的题目，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对整体的中国思想史或者一个大时代的中国思想史，有这么大的判断。可是，话说回来，像史华兹、列文森、葛瑞汉，他们也做思想史。后来的变化是跟美国学术界潮流变化有关的，很长时间里面，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占了美国学术界主流，思想史反而比较难做。所以，思想史研究领域华人学者比较能够引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