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G·W·F·von Leibniz，1646—1716年)是17—18世纪德国的著名哲学家、力学家、神学家和史学家。他是上承希腊哲学，下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人物。莱布尼茨一生中从未到过中国，主要是受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的通讯和著述之影响与启发，成了欧洲最早仰慕中国文明的人物之一，甚至是当时在欧洲风行一时的“中国热”中的典型人物。德国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L·A·Feuerbach，1804—1872年)称莱布尼茨是“继笛卡尔和斯宾诺沙之后，内容最丰富的哲学家”[1]。马克思说：“我是佩服莱布尼茨的”[2]；称莱氏“在数学、物理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3]。恩格斯说：“莱布尼茨是看出笛卡尔的运动量和落体运动相矛盾的第一个人”[4]。列宁于其《哲学笔记》中，也曾给过莱布尼茨很高的评价。这就是说当时欧洲的伟大哲学家和革命家们都对莱布尼茨有过美誉之辞。但是，莱布尼茨于其典型欧洲哲学思想的形成中，确实受到了由入华耶稣会士们向他介绍的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反过来又以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为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风潮推波助澜。所以，研究中学西渐的历史，就不能不深入研究诸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马勒勃朗士、卢棱、狄德罗、孔多塞、圣西门等一批西方的哲学巨匠们。本文仅就法国汉学界近年出版的几部有关莱布尼茨与中学西渐的著作，略作简单评价。

 

 

据笔者掌握的很不全面的资料，法国汉学界近年来出版或再版了不少有关莱布尼茨与中国关系的论著。

        1、裴化行(Henri-Bernard，1897-1979年)：《评〈易经〉研究：莱布尼茨是怎样发现〈易经〉的？》原载上海《震旦大学学报》，1944年第5卷，第2期，1980年由荣振华在尚蒂伊耶稣会档案馆再版。2、巴鲁济(Jean Baluzi)：《莱布尼茨和大地上的宗教组织》，巴黎1907年版，1982年再版。3、贝拉瓦尔(Yvon Belaval)：《论莱布尼茨的世界通用语言》，载《语言和百科全书中的莱布尼茨的语言》，巴黎1977年版。4、李明(Louis Daniel Lecomte，1655-1728年)：《中国现势新志》，1696—1770年初版，1990年再版。5、大卫·马德玲(DavidMadeleine)：《17—18世纪对古文字的解读》，巴黎1965年版。6、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中国和基督教》，巴黎1982年版。7、艾乐桐(Viviane Alleton)：《中国的文字》，法国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8、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1932年巴黎版，1971年日内瓦重版。9、周品谦(Chow Pin Kien)：《莱布尼茨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巴黎大学1964年的博士论文。10、庞景仁(Pang Chin Jen)：《马勒伯朗什有关上帝的思想和朱熹有关“理”的思想》，弗拉1942年版，1982年再版。11、大卫(M·v·David)：《17—18世纪有关古文字和形象文字的辩论》，1965年法国国民教育刊物出版与发行处版。12、安田朴(RenéEtiemble)：《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巴黎1988—1989年版，2卷本。13、奥利维·鲁瓦(Oliver Roy)：《莱布尼茨与中国》，巴黎1972年版。14、克丽斯蒂雅娜·弗莱蒙(Christiane Frémont)：《莱布尼茨有关中国自然神学的论述》，巴黎1987年版。15、维德迈(H·von Rita Widmaier)：《莱布尼茨中国书简集》，法兰克福1990年版。

 

 

安田朴(RenéEtiemble，1909—)是法国一位学贯中西的汉学家。他于1957年冲破重重障碍，偕谢和耐教授来华访问，归国后于1958年出版了《东游记，新的取经猴子》一书，是欧洲有名的当代“中国热学者”。曾以一部《我的毛主义40年》而令法国学术界震惊。他于1988—1989年在加利玛尔出版社推出了两卷本《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全书第1卷第26—30章是专题论述莱布尼茨与中学西渐问题的。作者高屋建瓴地总结了莱布尼茨在中学西渐诸多领域中的贡献，分五章基本上讲清楚了莱布尼茨与中学西渐的五大内容。

        第26章：《莱布尼茨和中国，大构思》。莱布尼茨于1697年刊行了《中国近事》一书，书中主要是发表了有关中国的六种文献：葡萄牙耶稣会士有关康熙皇帝颁布容教圣旨的记述、南怀仁神父在中国皇帝关怀下推出的中国天文学著作、闵明我和安多等神父致莱布尼茨的书简、莫斯科赴北京使团的报告、耶稣会士张诚神父有关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记述。自蒙田以后，莱布尼茨是理解中国重要地位的欧洲学界第一人。莱布尼茨1760年便《中国图志》(1667年)的作者祈尔歇(A·Kircher)建立了通讯关系，阅读了斯彼塞琉斯(Th·Spicelius)的《中国文献》(1660年)等一系列欧洲早期的汉学著作。他于1689年10月在罗马会见了入华耶稣会士闵明我(Grimaldi)神父，从此与入华耶稣会士们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联系，并且从一开始起就产生了对中国的崇仰思想。他认为，要使中国人受基督教归化，就必须对他们的多配偶婚制实行姑息态度，因为西方也是在单配偶婚制下实施事实上的多配偶制，最重要的是使欧洲社会与中国社会建立起“一种文化的联系”。甚至诸如“象棋”那样的中国游戏，也是兵不见刃的“文明战斗”，是一种高度文明的标志，因而必须把中华民族列入到最文明民族之列。直到17世纪末叶，欧洲那些关心中国的人，公推莱布尼茨是最熟悉情况和最公正者。莱氏于1695年还策划通过莫斯科而向中国派遣一个科学代表团；他于1711年又建议彼得大帝采取这样的行动，以建立与中国的长期联系，“在欧洲建立庞大的通讯网并一直发展到中国”。他甚至建议彼得大帝向中国赠送一架演算机。最后，莱布尼茨对于沙俄未能对他的建议作出响应而愤愤不平。莱布尼茨通过学习中国人的语[FS:Page]言和科学，完全倾向于为中国人辩护。他希望将中国纳入到其“大构思”的范畴中去。他的思想主宰了继他之后出现的有关中国文学、卦图、哲学和礼仪著作的全部内容。

        第27章是《莱布尼茨和中国，可做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汉语》。由于莱布尼茨想创造一种全球性的统一宗教组织，进而想创造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故他对汉文方块字的起源和功能的高度褒扬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欧洲人自1585年门多萨(J·de Mendoza)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中首次认识了汉文方块字。祈尔歇神父1667年的《中国图志》又刊布了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汉文碑文。韦伯(John Webb)大约是于1669年左右推出了《有关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人类最早语言》的历史论著，书中极力证明汉语是人类的原始语言，舒格福尔(Sammuel Shuckford)于1731—1737年间出版的《世界世俗与宗教史》中认为，汉语可能是一种世界性通用语言。1679年，米勒(Andréas Müller)就试图编写一部《汉字解答》的辞书；1697年，闵泽尔(Christian Menzel)也写了一部《汉字入门》书。欧洲人正是通过这些著作而最早认识了汉字和汉语。莱布尼茨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于语言知识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又是由于他正在思考汉语是否有可能做为世界通用语言，所以他才对这些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为汉语是世界上的最佳语言，也是人类的一种原始语言，反对祈尔歇有关汉文字可能起源于埃及形象文字的谬论。当然，莱布尼茨在关心汉语的诸多原因中，有一条就是企图把汉字做为分析中国人思想的某种秘诀，如他从祈尔歇神父那里获知，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交州人和交趾支那人的文字都相同，而发音却大相径庭。这就是被称为“思想代数”的世界语的特征。莱布尼茨只依靠他人搜集的彼此之间互相矛盾的资料，故他的美好理想未能实现，他后来却逐渐从这一立场上后退了。

        第28章是《莱布尼和中国，二进位数学与〈易经〉八卦》。莱布尼茨受中国影响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他自己的二进位数学与中国的《易经》八卦之间的关系。莱布尼茨与大部分传教士和哲学家们一样，都认为西方在天文学和思辨哲学(逻辑学与玄学)方面较中国先进，但在实用思想、伦理和政治范畴内却远远落后于中国。他设法到处搜集有关中国科学的资料，甚至对中国的“算盘”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这是世界上各种计算器的雏形。莱布尼茨创造了二进位制数学，其间特别是受到了以在华研究《易经》的耶稣会士白晋神父著述的启发。因为白晋神父认为《易经》完全是“一种数字玄学或一种基本的科学方法。它非常完善，不仅仅是根据二极数字进位法，而且还是根据几何学以及静力图像与比例的规则测定的”。白晋致信莱布尼茨说：“您的新记数法”与伏羲有关“卦”的理论完全相符。若把莱氏“双重几何级数”推进到第六位(2、4、8、16、32、64)，便与伏羲的64卦完全相符了。莱布尼茨于1709年8月2日致耶稣会士德·博斯(de Bosse)神父的书简中指出：“我曾经向白晋神父建议，既然从伏羲的卦图中看出其中隐含着二进位算术的因素，那就应该让传教士们利用这一绝妙论据，向中国皇帝和学者们指出，中国古籍经典中就已经暗示到万物的起源，真元是从乌有中创造出来的”。莱氏正是根据耶稣会士们向他提供的《易经》八卦资料而完善和修订其二进位数学理论。

        第29章是《莱布尼茨和中国思想》。莱布尼茨很信任“索隐派”入华耶稣会士白晋神父，尤其是利用他来反对龙华民和利安当神父有关中国人的“理”和“天”与基督徒们的“上帝”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论点。他为了将两种玄学互相调和起来，曾极力将基督教的上帝比作中国人的“理”。他不喜欢理学派学者晚期对中国经典的诠释，而更注重孔子本人的原著，主要是提供参考受佛教影响之前的儒教基本准则。每当莱布尼茨讲到孔子时，都在极力缩小这位中国哲学思想家与基督教之间的差距。这是由于莱布尼茨坚信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惟灵论的哲学。

        第30章是《莱布尼茨和中国，莱布尼茨和中国礼仪事件》。17—18世纪，中国礼仪之争，震撼了欧洲。莱布尼茨于1697年发表《中国近事》一书时，学术界曾给予高度评价并基本接受了其中的观点。但他绝不固守正统观念，而是时刻惦记其“大构思”的计划，他曾为耶稣会士们准确地计算了一次日蚀的时间。他于其一生中，在中国礼仪问题上都支持耶稣会士们。当李明神父受到抨击时，莱布尼茨便大声疾呼“大部分耶稣会士们都受到了不公正指责”。他在中国人的思想和礼仪问题上表现得大度而豁达，或者是说对中国人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比较自由的看法，这些观点激励着这位新教徒来捍卫耶稣会士们的理论和策略。所以，他帮助耶稣会士们，完全是由于其思想的自由化及其“大构思”的计划。但莱布尼茨不懂汉文，被迫使用敌对双方向他提供的有关中国人的宗教、哲学和礼仪的资料，因而也造成了许多混乱与误解。他的观点影响了彼得大帝、德国的统治者弗兰格(A·H·Franck)以及雅布伦斯基(Jablonski)、沃尔夫(Wolff)等政要和学界名流。

        2 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维吉尔·毕诺于本世纪上半叶在巴黎大学通过了其两卷本的博士论文《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1972年于日内瓦重版。其中设专章论述了莱布尼茨与中学西渐的问题。

        作者认为莱布尼茨是除了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培尔(Colbert)之外，欧洲最早并以最大的顽强而又持续的精神关心中国的学者。在法国六位数学家耶稣会士出发赴华前10年的1675年，他就称赞柯尔培尔是所有地区和所有时代真正新发现的倡导人。因当时欧洲人对于希腊和拉丁社会的上古史已经相当熟悉了，但对于东方的史地与民族知识却甚为欠缺。他鼓励白晋和闵明我神父介绍中国历史并出版中国经典著作的考证本，认为中国古老历史的意义并不亚于其语言的意义。他于1687年12月介绍白晋神父的编年史著作时写道：“根据通用的时代计算法，我觉得诸如伏羲和黄帝那样的第一批中国君主，都距诺亚[FS:Page]洪水发生的时代太近了。这无疑将迫使我们主张采纳七十子希腊译本而不是希伯莱文本的《圣经》。因为耶稣会士们自己也承认，至少黄帝的历史不会有疑问”。“除了犹太人之外，中国人在他们史书的确切性和古老性方面，都超过了其他所有民族，因为他们的政府是不间断地延续下来的”。由于中国极其古老的历史，所以中国的知识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莱布尼茨一生中特别关心上古史的秘密，这绝非只是出于一种历史好奇心，而是他坚信古代史以及距我们最遥远的民族的历史都有助于论证宗教，也就是说要通过历史来证明宗教真谛。所以，莱布尼茨对于向中国派遣耶稣会士的做法大加赞扬，把中国容忍基督教的存在视为一种辉煌的成功。他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如果这种状态能够持续下去，那么中国人很快就会在科学和艺术方面超过我们，……而且也催促我们学习他们的高雅和治国艺术……正如我们向他们派遣传教士以及向他们传授真正的神学一样，他们也应该向我们派遣政治贤哲，以向我们传授他们的治国艺术，以及他们那发展到很高而又很完美程度的一整套自然神学”。

        由于种种原因，莱布尼茨在礼仪之争中，始终站在耶稣会士们的阵营中，甚至在中国人的古代宗教问题上也采取了支持耶稣会士们的立场，他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解决办法也都与入华耶稣会士们大同小异。

        在中国人的“理”、“气”观问题上，莱布尼茨认为，既然中国哲学家们认为“理”产生“气”，所以他们更为接近于基督教神学而不是古希腊人的哲学。

        3 奥利维·卢瓦：《莱布尼茨和中国》

法国学者奥利维·卢瓦(Oliuier Roy)于1972年在巴黎出版了一部《莱布尼茨和中国》的书。作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未曾有蒙昧人居住过的国家。他通过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论述而竭尽一切努力来解释那个时代有关中国的神话。他在对西方“中国热”的历史作了一番勾勒之后，重点介绍中西方思想的比较问题。然后又论述了中国人的玄学、语言学与《易经》以及莱布尼茨对这三个问题作出的答复、莱布尼茨有关西方基督教与中国自然神论之间的吻合性、将汉语做为世界语和世界的政治统一问题。

        全书分5编21章。书末附有研究莱布尼茨与中国的详细书目。第1编是《莱布尼茨时代的中国与欧洲》。下设4章：《明清时代的中国》、《欧人进入中国》、《礼仪之争在远东》和《礼仪之争在欧洲》。这一编主要是阐述莱布尼茨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作者认为，17世纪末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达到了其鼎盛时期，与经过16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欧，各自屹立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两大文明，势均力敌，双方于此时完全可以平等对话，故出现了导致欧洲“中国热”风潮的形成，以及一大批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的诞生。莱布尼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但这两大文明毕竟差异很大，欧洲崇拜中国文明的精英人物层出不究，敌视中国文明者也不乏其人，故而在欧洲爆发了持续长达两个世纪左右的中国“礼仪之争”。作者认为这场争论主要集中于五点上：汉文中Dieu(上帝、天、天主)的名称、康熙赐给北京耶稣会士们的题额中的“钦天”二字(认为“天”具有物质与世俗之义，与神学不能相容)、中国人的祭祖(迷信色彩)和尊孔问题(孔子与上帝的争宠之战)、祭祖灵牌问题(偶像崇拜)。中国礼仪之争在欧洲挑起了对一些重大哲学和宗教问题的辩论，并最终导致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第2编是《莱布尼茨和中国传教区》。主要是论述了莱布尼茨的资料来源和著作—莱布尼茨的世界和平共处论与中国。莱布尼茨获得中国资料的主要渠道是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通讯联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于欧洲会见他们—阅读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以及西人根据他们的著作而编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他重点阅读了祈尔歇(A·Kircher)的《中国图志》(1667年出版)、柏应理的《四书》译本及其《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白晋于1707年寄给莱布尼茨)。另外还有一大批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著作，如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龙华民的《论中国人宗教的某些问题》等。他特别是与白晋神父保持着长期的通讯关系。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著作主要是《就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的信札》以及由他负责出版的《中国近事》，但他在诸多书简和各种著作中都谈到了中国。他意欲将其世界共处论运用到中国，以实现其世界统一的美梦。

        第3编是《莱布尼茨和中国思想》。下分5章论述：《什么样的中国思想？》、《龙华民有关中国人岁数的论著》、《莱布尼茨与中国思想》、《莱布尼茨对中国礼仪之争的具体观点》、《莱布尼茨对汉文文献的注释》。当时在欧洲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中国思想的参照点。莱布尼茨如同入华耶稣会士们一样，都认为主要应参照中国的古文献，特别是参照《四书》与《五经》等儒教经典。外方传教会的会士们更偏爱于注疏而不是原著。耶稣会士们却认为儒教经典的注疏均遭道教和佛教的歪曲。所以，莱布尼茨极力推动将《四书》和《五经》等中国儒教经典译成西文刊行。这样便有力地推动了中学西渐。龙华民的《论中国人宗教的某些问题》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比较系统而又准确地论述了中国宗教，特别是中国玄学的著作。但莱布尼茨却需要获得更具体的资料，以评价中国的自然神论，他有有关中国思想的主要观点都反映在他的《就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先生的信札》中了，该信札的目的是为了对柏应理和利安当的著作作出回答。其主要内容是：什么是第一本原、“理”是否合理、“理”是否为造物主。他虽然经常重复柏应理和利安当都一致同意归于中国人的“唯物论”和“一元论”，但他却又认为中国人既不宣扬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二元论，也不主张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在礼仪之争中，莱布尼茨于“上帝”、神灵、精神和物质、精神和力量、神灵和祭祀、人类灵魂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对这些名词的涵义都作了与众不同诠释。

        第4编是《莱[FS:Page]布尼茨和汉语》。下设5章论述：《神学的偏见》、《莱布尼茨和世界语》、《莱布尼茨的汉文知识》、《莱布尼茨和可作为世界语的汉语》、《莱布尼茨在汉语世界性问题上的犹豫心态》和《汉语是否为一种哲学语言》。神学家们有一种偏见，认为亚当的语言是一种神话，后来却被遗忘了，大家都在寻找其踪迹。莱布尼茨也认为存在着一种由上帝或亚当创造的“原始语言”，但他又怀疑这种语言不是大家所说的希伯莱语。他通过对汉语、汉字和汉语语法的研究，认为汉字有一种非自然起源，被归于了伏羲的创造。所以他认为汉语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语。

        第5编是《莱布尼茨和〈易经〉》，下分《欧洲对〈易经〉的介绍》、《白晋论〈易经〉》、《莱布尼茨论〈易经〉和《〈易经〉中的科学》等专章论述。由于莱布尼茨在《易经》八卦与他的二进位数学之间发现了共性和联系，所以他才注重对《易经》的研究。

        4、克里斯蒂雅娜·弗莱蒙：《莱布尼茨有关中国自然神学的论述》

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版过《莱布尼茨有关中国自然神学的论述》这类著作的不同辑录本。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娜·弗雷蒙(Christiane Frémont)于1987年在莱尔纳(L' HERNE)出版社出版了她编辑和译注的莱布尼茨有关中国自然神学论述的文集，从而将莱布尼茨有关这一内容的零散论述汇总成一书，使人对莱氏的这种观点有了一种更加条理化的概念。

        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综述，分别介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布尼茨了解中国的过程、中西方的宗教史和莱布尼茨有关中国宗教思想形成的过程、莱布尼茨有关中国自然神学著作的历史。作者认为，从柯尔培尔自1675年制订东方计划到耶稣会士们入华之间，莱布尼茨充分理解到，中欧之间的文化关系既对于人类的历史，又对于宗教的荣耀，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可以在中国搜集有关人类科学的形成和大地上所有宗教组织的资料。继此之后，礼仪之争和对中国经典文献的诠释这两大运动，又是欧洲“中国热”之风的起源。莱布尼茨拒绝把纯属于崇拜性的礼仪视为迷信，认为中国人在尊孔和祭祖时并不把他们视为神，就如同崇拜在职官吏和士大夫时也不把他们奉为偶像一样。中国人对孔子和已故先祖并不是期待什么，而仅仅是为了表示尊敬和感恩。作为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一个文化整体，而帕斯卡、费内伦和马尔伯朗士则几乎忘记了这一点。中国的近代文献、文人们现在支持的教义、根据注疏文而诠释的古代经典，使中国的古代思想变得并不比经院或近代哲学使基督教哲学更纯洁多少。当代中国人可能已忘记了其古代经典的真义及其礼仪的意义，所以耶稣会士们要去重新归化中国。莱布尼茨把中国经典共分成四大类：被归于中国最早国王和孔子的经典，莱布尼茨认为它们都类似《圣经》和教会最早神父们的教义书；经典注疏文，莱氏认为它们如同是《圣经》的神圣诠释文；伦理和自然哲学书，莱氏认为它们是人类的“真知”’；今人对古今著作的研究，莱布尼茨认为他们是研究《圣经》和教会神父们的经院哲学著作。

        在中西方宗教史方面，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使一个民族、一种宗教的归化，是否需要改变该民族的文化呢？为了使中国人成为基督徒，是否同时也一定使他们成为欧洲人呢？在所有传教士中，惟有耶稣会士们，在所有哲学家中惟有莱布尼茨，才拒绝排斥异己的行为。这个问题并不仅属于宗教、商业政治或威望的问题，对于任何文明来说，它都涉及到一整套的文化问题以及各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对于莱布尼茨来说，主要是涉及到思辨哲学、神学、伦理学和宗教学的问题。

        莱布尼茨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明确地站在耶稣会士们一边，他更多地则是关心其后果而不是内容。他不断地提醒传教区、耶稣会士们或其他人，这场争议只会带来危险。

        该书的第二部分发表了莱布尼茨为《中国近事》写的序言以及该书的提要(1697年)、莱布尼茨就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的书简(1716年)。最后附有莱布尼茨就中国问题致韦尔朱思(Verjus)神父的四封书简(1697—1707年)、致德·博斯(de Bosse)神父的书简摘录(1709、1710、1715、1716年)。这些著作都是莱布尼茨有关中国自然神学的代表作。

 

莱布尼茨与法国入华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年)、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9—1720年)、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年)等人，在法国从事中国研究的耶稣会士郭弼恩(LeGobien，1653—1708年)和韦尔朱恩(Antoine Verjus)、意大利耶稣会士利国安(G·Leaureati，1666—1727年)等人保持着通讯关系。1990年，里塔·维德迈(H·von RitaWidmaier)编辑出版了一本《莱布尼茨中国书简集》。此书虽在法兰克福印制，但在与莱布尼茨保持通讯关系的耶稣会士中，除了安国利为意大利神父之外，其余均为法国人，书简绝大部分用法文所写，只有少数用拉丁文撰写，其原件也大都收藏于法国，故笔者也于此对本书略作介绍。

        这本书简集共发表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71封书简。其时间从1689年7月1日起到1714年2月5日止，共持续25年之久。这71封书简中，只有21封是过去刊布过的。此外，书中还有前言、后记、比较详细的注释、参考书目及内容索引等。这批书简价值很大。它们反映了当时欧洲诸如莱布尼茨那样的大学者对中国的关心和受中国影响的内容、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从事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他们的有关观点、中国当时的国内形势及其国际地位。由于莱氏的这批书简所使用的文字，再加上极为分散，故其价值始终未被充分利用过。

        刊布者于该书的前言中指出，莱布尼茨在欧洲思想史上占有中心地位，他坚信在遥远国家间从事文化交流并非空想，甚至坚信中欧之间可以互相学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