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题为《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的著作中，撰述了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为“百姓”(Bak Sings)转音。被中国史书奉为文明始祖和帝王谱系之源的黄帝原来裔出巴比伦，中国人（汉人）的祖先原来是巴比伦人。这就是所谓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的“西来说”。
与拉克伯里的“西来说”相比，人们对于拉克伯里的生平所知不多。1844年，拉克伯里出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哈佛尔（Havre），幼年随当工厂主的父亲移居香港。在香港，他学得一口堪与母语法语媲美的汉语，同时还掌握了英语，习得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拉克伯里返回法国后，因为厌恶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治氛围而移居英国，并加入英国国籍。大约在1874年前后，拉克伯里被引介给大英博物馆的S.Birch博士，在大英博物馆任职。此外，他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担任过印度支那语教授，这是一个没有薪俸的职务。
拉克伯里在任职大英博物馆和兼职大学学院期间撰写了大量关于“西来说”的著述，代表作有《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中国人到来以前的中国语言》（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中国最古的书——〈易经〉及其作者》（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 The Yh- King and its Authors）、《中国货币便览》（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中亚和东亚书写的起源》（Beginnings of Writ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sia）等。广为人知的“西来说”出自《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在该书导论中，拉克伯里宣称：“历史科学”（science of history）的发展已经显示，所有已知的事例都表明文明的中心发生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是种族之间的冲突、贸易导致了文明的扩散。
《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共418页，除导论和附录外，共有12章。前5章仅27页，是本书的提要。早在1879—1880年间，拉克伯里就已提出中国文明来自两河流域的埃拉姆（Elam）和迦勒底亚（Chaldea）的假说，此后，他又分别从“科学和艺术”（Sciences and Arts）、“书写和学术”(Writing and Literature)、“制度和宗教”(Institutions and Religions)、“历史传统和传说”(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Legends)等多方面对此反复加以论证。他自称，“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充满爱和责任的工作，需要付出经年累月的劳动”。
第6章和第7章是本书的核心。拉克伯里把中国历史分为六个时期，考察了由西亚迁徙而来的巴克族至东汉、三国时代末期所受到的来自亚述—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影响。拉克伯里从语言、习俗、文物等角度为其“西来说”寻找根据。他指出，《周易》里可以见到Aryan语的词汇，中国的占星术和迦勒底亚的占星术、妖术相仿，在中国可以找到波斯、埃及、印度和巴比伦的神话痕迹，而巴克族建立西北移居地后发行的硬币——金银铜币上的图案，则来自西亚关于母亲的描述。他认为，所有这些之所以相互发生关联，是因为古代即有三条交通贸易线路：西方（经新疆）、西南（经云南、四川）和东海（经山东）。西方的文物、习俗是通过这些交易线路传来的。巴克族由陆路征伐而来，“印度洋的海上贸易者则在山东沿海建立了自己的移居地”。外来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中被人们淡忘了，于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孔子要寻回古代传统，《老子》、《列子》、《庄子》等著作中都保留了寻找古代传统的痕迹。
第8章以后的章节实际上是此前内容的重复或补充说明，主要涉及的是西王母和公元前986年穆天子西征。拉克伯里认为，西王母一般被描述为女性，但没有任何古代文献记载西王母是女性，实际上，西王母就是黄帝率巴克族经土耳其斯坦所到之花国（Flowery Land）。《穆天子传》记录的是穆王长途跋涉访问西王母及其统治者的故事。第9章从语言和交通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西来说”。“百姓”不是百家之姓，是由“Bak Sing”而来，迦勒底亚语是王、财富等意思。第10章检讨的是有关巴克族从西亚迁徙到中国的传说和传统的史地学的关系问题。第11章对前述若干章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校订。第12章则勾勒了一个从公元前2282年黄帝率领巴克族来到中国至公元220年之间土著中国人和外来文明关系的年表。
《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主要内容取自拉克伯里1889—1894年间发表在《巴比伦与东方记录》（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上的文章，不似研究论著，更像读书札记，网罗和举证了大量文献。拉克伯里不无自信地表示自己使用的是“语言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当时英国学界盛行一时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促使这种方法流行的契机是有关巴比伦的研究——亚述学（Assyriology）。在论证“西来说”时，拉克伯里引用了亚述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翻阅《巴比伦与东方记录》可知，这份杂志周围聚集了一批研究巴比伦、中国和印度等地文明起源的学者，中国文明“西来说”在这些人中是一种共有的知识。拉克伯里正是通过这份颇具个人色彩的杂志推动了有关中国文明西来的研究工作。
但是，包括此书在内，拉克伯里关于“西来说”的研究著作，无论是在其生前，还是在其死后，在欧洲汉学界的反应都不甚佳。Mackenzie在悼念拉克伯里的文章中说，拉克伯里的毕生学术活动表达了对当代汉学界的“沉默的抗议”(silent protest)。在当时，最权威的两名汉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理雅格（James Legge）和莱顿大学教授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都对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嗤之以鼻，予以批判。1894年，拉克伯里突然去世，他生前主编的《巴比伦与东方记录》在勉强支撑了数年后，于1900年停刊。这象征着拉克伯里孜孜不倦提倡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在欧洲业已被埋入了故纸堆。
当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在欧洲沉寂后，1900年，日本人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徳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写入了面向一般大众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中。这本普及读物是日本明治时期众多关于中国历史著述中的一本，不能代表学界主流的看法，然而，当其转述的“西来说”于1903年再被介绍到中文世界后，在东京和上海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时附和者众，大约到1907年前后，赞成者中如章炳麟、宋教仁等才开始对“西来说”公开表示怀疑。1910年，章炳麟在《教育今语杂志》上撰文强调，中国的学问不应跟着他人走，而要从本国语境和自我本心中寻求：“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有意思的是，民国初，拥护“西来说”的丁谦在发现黄帝率巴克族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故事的破绽后，在《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中写道：
按西人但知奈亨台王，率其种人，迁入中国，而不知彼国之民，实自生叛乱，攻灭其君，乃归附于中国。不然，奈亨台王时代，国势正强，何忽弃其安乐之故乡，于万余里外，别求栖息地耶？
丁谦将拉克伯里的故事修改为巴比伦发生了叛乱，黄帝不得不率众避祸来到中国。这样，所谓黄帝裔出巴比伦、中国文明起源于巴比伦之假说，又多了一层假说。
（作者单位：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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