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宇文所安的著作产生浓厚兴趣,是从他的论文《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开始的。在那篇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学术论说中,他这样来评价“五四”学者:“……过去(被)涂抹上防腐的油膏,做成一具木乃伊。这个涂抹了油膏的过去,乃是“五四”一代的学者一手造成的。”中国当代的古典文学界至今无法脱离“五四”的桎梏,情感上的恋母和那个时代本身的革命意义让很多人无力伸手去揭开这一层极薄的蔽障,而那个美国人挥舞着手术刀,毫无痛楚地割去了这个赘疣。

    西方人治中国学术往往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站在相对纯粹的学术立场来讨论一切文本,避免不必要的政治争端和社会革命对学术视点的左右。更重要的,在于西方的思想切入点总可以带给国内的学人一种全新的经验,正如中国的文学评论也常常让他们咋舌一样。这是不可能调和、也不必去调和的矛盾。但是只有最肤浅的人才会因个人的喜好而去刻意忽视某一类陌生的视角。宇文所安有一部文集以“他山的石头记”(Borrowed Stone)来命名,文化上的宽容令所有坚持民族本位主义的人都遥不可及。

    事实上,与那些充满争议的中国学论著不同,宇文所安的文本细读总能令读者信服。《追忆》是他的文集中极为人所知的一部,作者抛弃了我们习见的体系和话语,依靠古典文学的文本本身,揭示出了她们原本且纯真的审美形态。

    中国文学的审美核心究竟该如何来进行分析?如此宏大的命题也许将意味着一系列卷籍浩繁的论著,很难想象宇文所安在200页不到的篇幅中,用八章散文式的语体,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中国传统的经典意象轮廓。

    中国的传统文学思想一旦进行溯源,一般都以魏文帝的《论文》作为最初的系统论述,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正是以他“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定论当作开端。不难察觉,在其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发生过程中,作者的创作过程往往伴随着对“文传后世”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建立在一种对前人理解的经验之上。因此,对许多作者来说,“追忆前人”的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对后人如何追忆自身的期许。这是对作者创作思想的本体探索,宇文所安揭示的“追忆”在本质上正是数千年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滥觞。

    在该书三联版的前言中,作者毫不隐晦地表示对这本文集的创造性语体颇为自得:“……《追忆》可以说代表着在一种英语文学形式里对中式文学价值的再创造。”而我宁愿相信,他已经将自己融化在一种属于中国的文化语境里,通过英语创作来建立中式文化的全新价值。

    这么说来,在《追忆》的背后,我们不禁要追问:他自己所评说的“追忆”究竟是文本分析还是人文反思?他在写作的时候是把这种“追忆”当作单纯的批评客体还是作为自己的文化形态本体?也许我们有必要对他的批评文本进行更深入的细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无视一个人文主义者跨越文化的博大胸襟。

    当宇文所安、马悦然、韩南等西方学者纷纷建立起他们属于中国的另一种乡愁,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却愈发甚嚣尘上。对其他文化的排斥本身就意味着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也暗示着坐井观天者的知识贫瘠。对于西方汉学论著和学者的大量译介,也许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观这类病态文化事件,套用孟子的话: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