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本,是一九八零年八月印行的,一九八六年二月印成了已出三十六种的最后一本,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走向世界”看来仍须努力。

    现在,岳麓书社终于决定重印这部丛书了。

    作为丛书的编者和各书叙论的作者,我一直是希望丛书能够重印的,尤其是近两年来遇到了下面三件事之后。

    第一件事是,零六年元月六日,《新京报》约了一百个人各写一则短文,介绍他去年最爱读的一本新书,有个人没有介绍新书,介绍的却是二十年前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此人名陆建德,是剑桥的博士、社科院的研究员,他举张德彝所述伦敦一车夫因鞭打马匹过甚被罚款并监禁一月为例,说“丛书所收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了国人的眼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其实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时至今日,这套丛书读来,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

    我并不识陆君,《新京报》也是偶然看到的,看后却不能不佩服陆君之善读。人们读书,或求充实,或求愉悦,都无可厚非,但能从书中感受到“让人不安的力量”者盖鲜。《走向世界丛书》的作者未必都有郭嵩焘那样的深刻见解和梁启超那样的著名文笔,如张德彝者无非一同文馆出身的平凡外交官,但他亦有一特长,便是在外国看得多,记得细,连伦敦车夫鞭马过甚被罚这样的小事都记了下来。但能从此类记述中看出普世的价值,看到全球文明的愿景,联想起此时此地活取熊胆踏死小猫之类行径,从而感到不安,这不安便不会不成为“走向世界”的催化剂。陆君在这里用上了“力量”一词,真有会心,令我佩服。

    《走向世界丛书》本不是什么供人们消遣的书,但像陆君这样不怕思想不安的人总还会有,而旧书难得,听说在网上已经卖到上百元几百元一册,则重印自不可缓了。

    第二件事是,零七年夏天,岳麓书社杨君托人带来一篇海外出版的史学论文,论文的作者王尔敏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过去编《走向世界丛书》时,我曾向他请教,获益良多,又蒙惠寄著作多种,我也寄过书给他,但久已不通音问。这篇题为《总理衙门命使试探:斌椿之游访欧洲》的长篇论文,引言部分一开头便提到了《走向世界丛书》,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陆对外开放新路初露声光,而学界出版界领先风气,立即有不少重要史乘史料问世,最具卓识远见者为岳麓书社某某所主编之《走向世界丛书》,……相赠鄙人,为时已有二十年矣,不但感其厚爱,且深感其启我茫昧,导以明灯。”接下来又说:

    “当代中国政治,已是在加速对外开放,有一日千里之势。我相信某某真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学者,足当称为时代先知。……在此类史料上言,我原不陌生,但结合国家动向而展望未来,实在敬服某某的有心与用心,以启迪国人扩大视野,面对世界演变之新局。我当笃实的走历史学家之路,要步趋某某的研究前轨,从外交史论域探索十九世纪官绅所做的努力。”

    王君对中国“走向世界”的成绩,尤其是对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恐怕都估计过高了,但从他的论文中,确实看得出《走向世界丛书》对海外学人的影响。“走向世界”本来就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交流过程,为了使这种交流继续下去,丛书似乎也有重印的必要。第三件事是,今年年初,偶往书市巡阅,忽见《走向世界丛书》所收的薛福成、张德彝诸人著作,有不少都被某出版社翻印了。是的,翻印,我说他们是明目张胆的翻印。薛张诸人虽然死在七十年前,他们的著作谁都可以印,但我还没有死,我的标点分段,改错加注,还有大量的边批,这些都是诸人原著所无,按政策法令的规定,“编辑版权”都是另有归属的呀!

    当然,对方可以辩说,错字你能改,我也能改;分段你可以这样分,我也可以这样分嘛。但原本没有的文字,完全是我撰写的,别人总不能一字不易地照抄吧?还有岳麓版因误排失校形成的错字,也一字不易地照错,这又作何辩解呢?

    我这样说,好像有点“违法必究”的样子,其实反躬自省,丛书未能及时重印,也是翻印者这样做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读者有需要,出书有市场嘛。于是,从书市回来,我就拨通了岳麓书社的电话。

    这次我所表示的希望,终于得到了湖南出版集团和岳麓书社现任负责人的理解和回应,《走向世界丛书》的重印终于启动了,无论如何,这总是令人高兴的事,虽然晚是晚了一点。

    衷心祝愿丛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能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附记】一九八三年以前,我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丛书在该社出版过二十册,多系单行本。八四年我调岳麓书社,丛书随我转到该社,又印行了三十六种(含湖南人民出版社前出各种),合订十大册。此次重印三十六种,拟出合订(精装)和单行(平装)两种版本,各书叙论都作了增订。

    文章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