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逛书店,我总会对介绍海外汉学这一类书籍快速浏览一下。每次都感遗憾的是,在《海外汉学史》这一类书中一般很难见到丁韪良的名字,似乎他并不在汉学家之列;即使偶尔被提及,也往往是在“美国早期传教士汉学家”这样一个篇幅很短的章节里一闪而过。至于丁韪良的著作,人们最常提到的也只是《万国公法》、《花甲忆记》等较为知名的作品,而《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1901)则几乎无人提及。

    然而,假如我们翻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人写中国的许多书籍,丁韪良却是最频繁被提及的“中国通”或汉学家之一。尤其是当时来中国考察或旅行的美国人,到了北京之后,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拜访住在西山的丁韪良。因为他是最早向西方,特别是美国,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学者之一。而且他在中国的经历确实是非常的独特和丰富:当过传教士、外交翻译、北京崇实馆的校长、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甚至还被中国的皇帝赐予二品顶戴。光是他在中国生活的那62个年头,相信就无人可以与之比肩。

    那么,丁韪良的《汉学菁华》之所以被人遗忘,是因为书中的内容过时,不再令人感兴趣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书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炙手可热的话题。而且有许多现在听来似乎还振聋发聩的观点,丁韪良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提出来了,可惜一直没有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例如在中国办了一辈子教育的丁韪良于此书中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教育制度中弊病的症结所在是应试教育:

    在其他国家,哪怕是一个启蒙课程的教师,也会给随机应变和原创性留出空间。对于那些不喜欢学习的人,老师会通过教授“符合学生兴趣爱好的知识”来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爱;迟钝的理解力必须要用引人注目和恰如其分的例子来唤醒它;而对于那些热切和勤勉的学生,“通往帕纳塞斯山之路”(帕纳塞斯山(Parnassus)位于希腊中部,传说是太阳神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因而经常成为诗歌艺术的代名词)虽然并不平坦,但老师至少会把道路指得非常明确,以便学生们在攀登时不会因为走错路而白费力气。在中国却没有任何这样的情况。在这个以整齐划一而著称的国度中,艺术和文学的所有过程都采取固定的模式,就像他们的衣服样式和梳头的方式那样。学生们全都沿着他们的祖先在走一千年前所走过的道路,而这条路也并没有因为有这么多人曾经走过而变得更为平坦。(《汉学菁华》第十六章)

    尽管中国人的衣服式样和梳头方式目前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应试教育的传统观念至今依然如故,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难以改变。

    正如丁韪良在《汉学菁华》的“前言”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关于国际法的基本观念最早萌芽于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理论是他具有原创性的发现。关于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因为在这一领域他已经是公认的权威。

    早在1858年,丁韪良就将美国法学家惠顿的国际法著作译成了汉语,并且后来把它呈送给了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后者甚至还依据该书打赢了一场跨国官司。1869年,丁韪良在被聘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同时,也同时被聘为该馆的国际法教习。为了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水平,丁韪良还专门乘休假的机会回到美国,在当时被公认为西方国际法权威的耶鲁大学校长指导下完成了一篇有关国际法的博士论文。估计本书最后两个章节的内容就跟他的那篇博士论文有关。丁韪良在那两个章节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国际法基础,并且十分注重和平的外交手段和技巧,当时的苏秦、张仪、公孙衍等纵横家在当时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丁韪良谈论汉学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本身具备了西学和汉学这两个不同领域的深厚功底,因而能够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游刃有余。例如他对于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丝绸等科学和技术发明如数家珍,尤其是他把现代化学的前身,即西方的炼金术,追溯到古代中国的炼丹术这一过程中的介绍和分析读起来很有说服力。因为丁韪良本身在格致学这方面就颇有造诣,早在京师同文馆时期,他就亲自编纂了《格物入门》、《增订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中国最早介绍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数理化学科的教科书。后来,他还编辑过专门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和新型工艺技术,以及中国学者对于近代科学研究成果的杂志《中西闻见录》,并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又继续刊印了《重增格物入门》。所以,由他来介绍和研究中国的科技发展史,完全像一个驾轻就熟的行家里手。

    在介绍儒家经典时,丁韪良首先要考证其文本的真伪,这种做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学养和做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在论述中国文学作品时,他会首先将中文的语法特点和行文特征跟英文进行对比,并由此总结出中文注重简洁、对仗和用典等主要特点,还提请读者注意区分古文、文言文和白话文,公文,私人信函和八股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风格差异。这不仅对于一个初涉汉学的外国人是很好的入门指南,就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富有启迪意义。

    读丁韪良的《汉学菁华》,其感受与读一部刻板的教科书截然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广博学识和丰富阅历,运用众多的典故和故事来作为例证,并且能举一反三,通过跨学科的联想和比较分析来扩展读者的视野,所举的例子亦能跟书中的整个语境融为一体。例如在第八章中介绍中文书信体的风格特点时,丁韪良列举了苏东坡和黄庭坚的《苏黄尺牍》和袁枚的《随园尺牍》来说明尺牍问题的两种不同风格,但他最感兴趣,用了很大篇幅来介绍的却是一部1879年在北京刊印的四卷本《滋园粤游尺牍》,其作者刘家柱是广东巡抚衙门的一位师爷,后者所写下的这一组私人信函不仅语言生动,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历史背景、信中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和言谈的种种细节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作者的个性、为人处世的方式、亲身经历的大小历史事件,以及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于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论。就这样,丁韪良就把一种特殊文体风格的分析跟对于中国的社会学调查和历史学研究糅合在一起,使作品读起来兴趣盎然。

    要想透彻地介绍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首先得精通对象国的语言。在这一方面,丁韪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具有语言方面的天才和在中国长期居住的经历。1850年刚来中国的时候,丁韪良这位23岁的美国传教士就已经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西方古典语言。来到宁波以后,他主动要求不跟别的传教士一起住在城外的传教士团驻地,而是单独住到城里,以便能跟当地中国人打成一片。时间不长,他就基本掌握了当地的方言,可以用宁波方言来布道,并且独创了一套宁波方言的拼音文字,反过来教当地人来读用宁波方言翻译的圣经。他很快又掌握了官话、文言文和古文,并且花了九年的业余时间通读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中文典籍。所以在《汉学菁华》的前言中,他可以自豪地宣称,“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籍的文本,是作者原创性研究的成果。”

    纵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的阅读面之广确实是令人惊叹的:除了儒家传统的十三经之外,还有《老子》、《庄子》、《荀子》、《管子》、《列子》、《谭子》等诸子的著作,外加《孔子家语》等伪作;在文学方面,他还引用了贾谊的《鵩鸟赋》、苏武的《留别妻》、班婕妤的《怨歌行》、李白的《长干行》、《月下独酌》、《千家诗》等一些他亲自翻译介绍过的诗歌作品,以及《聊斋志异》、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刘基的《卖柑者言》等散文作品。要知道,在19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被介绍到西方去的寥寥无几。丁韪良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开拓性的翻译工作。丁韪良所引用的说教性作品有《明心宝鉴》、《名贤记》、《朱柏庐治家格言》、《弟子规》、《三字经》、《圣谕广训》、《玉历钞传》、《感应篇》、《阴骘文》、《二十四孝故事》、《菜根谭》等。有关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书就更多了,在这儿只能简单提及《普曜经》、《六言杂字》、《观音经》、《吕祖九品经》、《高上玉皇心印妙经》、《化书》、《悟真篇》、《抱朴子内篇》、《格致镜源》、《文昌帝君阴骘文》、《周敦颐集》等作品。还有《皇朝词林典故》、《二十四史》,等等。这还仅仅是中文的书籍,作者在书中所引的西文资料范围可能更加广泛。应该指出,在当代的西方汉学家中,目前已经很难找到像丁韪良对汉语和中文的各种形态如此精通,对中文典籍和通俗作品如此熟悉,对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如此了解,以及西学根底如此深厚的人了。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