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陆克文接受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委任,携妻女前往北京,供职于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在年轻的陆克文眼中,当时的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也利用闲暇时间深入民间,对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有了更感性的理解。

    ——编者

    1.开着“丰田”逛遍北京

    1983年底,陆克文与妻子特丽莎结束了在澳大利亚驻瑞典使馆的工作,返回国内并住在女方的父母家。那年12月7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杰西卡降生,年轻的夫妻一时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不过,这段安闲的时光仅仅持续了几个礼拜,很快,他们就得着手为下一个工作进行准备了——这回是去期待已久的中国。

    澳大利亚对外交往贸易部认识到,他们需要克文这样的人才,希望派他到北京任职。于是在此之前,他们公费资助克文到香港中文大学深造了半年,为的是进一步磨练他的中文水平。

    “他们的普通话课程主要是为国防人员和特工人员设计的。”克文说,“于是,我当时除了学会了不少帮你在北京街头使用的语言以外,还学到了‘你的火焰喷射器准备好了吗’一类词汇。”

    对于他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小插曲。特丽莎说:“我呆在家里4个月,然后自己也开始试着学习中文。我学着用中文说:‘这匹马很高。’完全是音调练习。克文是个出色的父亲。他很有耐心,特别会跟孩子玩。他和杰西卡的关系好极了。”

    当他们终于来到中国的首都时,实在是大开眼界。“那时候的北京美得很。”陆克文说,“只有一幢高层建筑,那是在长安街上的一幢大楼。其他都是三层小楼。那是一座除了没有城墙,别的什么都保持原样的古老城市。”

    骑自行车的人很多。他和特丽莎也入乡随俗,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当可以把杰西卡放在家里时,他们就骑车加入人流,体会普通中国人的出行方式。不过,考虑到带着孩子骑车毕竟不容易,也很危险,他们最后还是从即将退休的新西兰使馆一秘那儿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丰田车。陆克文回忆道:“那车花了我整整600澳元——我全部的存款。我们用这辆旧车把北京看了个遍,当时街上除了少有的几辆红旗高级轿车外,几乎没有别的机动车,那种感觉非常不错。”

    最大的问题是在冬天,当路面结了冰,开车就像是在冰上滑行。有一次,他必须马上从家里赶到大使馆去取一份刚从堪培拉发过来的电报。那天是圣诞节,马路就像一个大溜冰场。“我只能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小心翼翼开过去又开回来。”克文说,“当我最后开到家时,不禁在心里高呼三遍:‘万福玛丽亚’!”

    可惜的是,他对上天的感谢还是有点太早了。当他拐弯准备把车停在外国人停车场时,不听使唤的车子对准一辆新西兰高级外交官的车横着滑了过去,把对方车身的一侧给撞坏了。无辜受害的车主事后把陆克文猛批了一顿。

    2.在十三陵玩起了板球

    特丽莎在这一段奇特的日子中也没闲着。去北京在当时被看作是个苦差,因为那里外交人员的食物供应不是很好。“那里有一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一些冰冻的食物,但那只能是在有电的时候享用。”她说,“还有西红柿酱罐头。通常你能买到火腿。有时候能买到白菜,有时候可以买到苹果。洋葱基本上总能买得到。那时候还有一个新建的时髦饭店,里面有肉酱和奶酪。”

    尽管物质方面有些匮乏,生性喜欢探险的特丽莎还是很快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游玩组织”。每周一和周四,大概有15到25位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多数是西方英语国家的使馆人员家属。这种聚会已经很不错了,但特丽莎很快就看到了她能给这种聚会进一步增加价值的机会。

    “周围尽是些母亲和小孩子,可是我想探索北京。我发现我们这些人里有两个考古学家,一个学过佛教历史,还有好几个老师……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渴望着走出家门探索外面陌生的世界。”特丽莎说。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她牵头组织了一个团体,每个人轮流出主意,定期去一个地方远足。每次在去一个地方之前,都先有一个短短的、非正式的专题研讨会,然后由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带队,她们便组成一个拥有二十多辆车的车队,分别去了明十三陵、长城、香山,还有祈年殿。“在那样的情况下,你能交到很好的朋友。”她说。

    不久后,她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英语教学资料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这已经是他们在北京第二年的事了,陆克文刚刚晋升为使馆政治处的一秘。他的晋升发生在极有威望的罗斯·伽瑙特代替丹尼斯·阿高尔担任驻中国大使的时候。

    “我一到任马上就带着大使委任书去见中国国家主席。”伽瑙特说,“紧接着我又直接跑去一个钢铁厂参加开业典礼。这个钢铁厂对澳大利亚的铁矿和煤很感兴趣。”到了周末,当伽瑙特返回大使馆时,他又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明十三陵野餐。

    “那儿有一点空地,所以十三陵中的一个陵就成了澳大利亚人周末集中休息的地方。”伽瑙特说,“我们野餐之后就在陵墓旁边打一会儿板球。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克文的。”

    那是他俩之间长久交往的开始。当时的情况陆克文记得最清楚,他笑着说:“昭陵是当时最年久失修的一个陵墓。估计每一个考古学家知道了都会感到无比震惊,因为那条青石铺就的礼仪甬道,简直就是最标准的三柱门,掷出的球跳得非常平稳。”

    非常遗憾的是,陆克文的板球技术,自当年他高中毕业以来就一直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伽瑙特说:“我们澳大利亚的11名参赛队员,通常选不上他。不过有时候他也上场。他作为一个守门员勉强说得过去吧,偶尔也能得几分。”

    不管怎么说,和另一个体育悲剧人物、前任总理霍华德相比,陆克文好歹曾经代表澳大利亚同其他国家打过板球比赛。伽瑙特曾经对此评论道:“我认为这两个人起码有两点相似之处:一点我想是相似的才能,另一点是对板球有相同水平的热情。”

    北京板球场设置的地点非常特殊,紧挨着天坛。场地一边是个巨大的语录牌,所以“我们或者背靠天坛掷球,或者背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掷球。那里有一个大看台,我们给它命名为‘毛主席纪念看台’”。

    3.亲眼见证改革开放

    然而,使馆的生活并不全是玩。大使很快发现了陆克文的长处。“很明显,他非常能干,很有效率,在外交界将是个很成功的人士。”伽瑙特说,“他在这一领域会大有前途。”

    据他回忆,陆克文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在每一项新分配的任务上,事先都下了功夫。“举个例子,我们那时没有一个负责经济的特别官员,所以他当时要做的一件事是对中国的经济现象作出报告。他知道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背景,因此花很大的精力去研究我在这方面提出的各个问题,从而悟出该怎样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他还自学了经济方面的专有词汇。无论什么事情,他只要不清楚就一定要学会。后来在一些其他事项上,他也是如此。比如外交策略方面的议题,他很努力地去掌握,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

    陆克文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中国,这是他特别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那会儿实行的还是那种旧的,但是很灵活的海外政策。你在一个国家工作,就该多少懂点那个国家。”他说,“否则你的智力就只停留在照搬苏联模式的心理学上:谁上来了,谁下去了,为什么等等。我觉得,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到农村去,或到别的省市去,去亲眼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抓住一切机会,在中国到处旅行。”

    几乎与此同时,妻子特丽莎也给《华盛顿邮报》当起了研究助理。“我喜欢那份工作。”她说,“早上打理孩子的事情,每天下午上班,每周一共20个小时,挣的钱足够雇一个厨子,这非常好。”

    他们喜欢晚上的家庭生活。“你简直想象不出来我们看了多少《玩乐学校》(译者注: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的一套学龄前节目)的录像带。从1980年开始,这套节目里所有的歌,克文都会唱,我也会跑了调地跟着唱。”

    作为使馆一秘,陆克文的主要职责是报告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动向的情况。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和中国人交往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做得却不是一般的好。

    陆克文回忆起当时中国对外国人“高度警觉”的防范机制时说:“中国人不被允许单独到我们的住所来,除非有官方的邀请,或者是经外交人员服务局批准。所以和当地居民交往比较困难。”

    尽管如此,一些非同寻常的的变化仍然在这个国家的内部悄悄发生。在首都北京的街头,特丽莎尤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我们还在那儿的时候,邓小平讲话了,他说人们可以卖掉丰产物资,并自得其利。一夜之间,街上有了小摊贩;一夜之间,你突然可以花很少的钱买一件丝绸睡袍;一夜之间,你可以买到不带伤的苹果。到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那儿已经有了一些私家车,虽然不是很多。50%的人不再穿中山装了,产品变得逐渐丰富起来。我想就是从那时开始,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节选自《陆克文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作者  [澳]罗伯特·麦克林/译者  毕熙燕)

    文章来源: 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