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博尔热（Auguste Borget，1808年-1877年）的《中国和中国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是1842年在巴黎出版的一部献给路易·菲利普国王的大型画册，作者系19世纪法国著名画家、旅游家，曾于晚清时期游历过中国。画册中32幅双色石版印刷的版画插图和中国信札，均为画家旅行中国时的写生、见证。这部图文并茂、风格独具的游记——画册，无论从法国艺术发展史上的价值看，还是从中法文化关系发展的角度看，都是一部珍稀作品。据查，巴黎现存三部，分别藏于枫丹白露城堡、国家图书馆和文化部管辖的国家美术馆，笔者前年在巴黎读到的是收藏于美术馆的那部。
奥古斯特·博尔热出生在法国贝利（Berry）地区伊苏登（Issoudun）小城一个富裕的批发商家庭，从中学时代，就跟家乡知名画家老布瓦夏尔（Boichardlevieux，1783-？）学画。1829年，年轻的博尔热来到巴黎，谋求新的发展。他在这里结识了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和巴黎文学圈内的才俊之士，经常出入于大画家让－安托尼·泰奥多尔·居丹（Jean-Antoine Théodore Gudin， 1802-1880）的画室，与这位擅长海景画的一代宗师结下了深厚友谊，深受其熏陶。1834年10月，奥古斯特·博尔热从法国勒阿弗尔港（Le Havre）起程，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环游世界之旅。他先去美洲，然后越太平洋驶向中国，于1838年8月，沿中国海岸和香港岛旅行，8月底至10月20日，在广州停留；10月底至1839年5月，在澳门作画，结交英国著名水彩画家乔治·希纳利（George Chinnery），画风深受其影响。由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行将爆发，画家随之离开澳门，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短期滞留，于1840年8月回到了故乡伊苏登。在这极不平常的四年环球游历中，他经历了孤独、疾病、暴风雨和殖民战争等诸多考验，以惊人的毅力和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创造力，坚持着一路观察，一路写生作画。他每到一处，都遵循当地的习俗生活，深入社会民众，体察文化风情，用自己的眼睛、心灵和画笔，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切。收集在《中国和中国人》里的图画和文字，便是博尔热游历中国沿海广州、澳门、香港时的真实记录。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环球之旅——东方之旅，给予了他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激发了他无尽的创作灵感。1840年，他从海外归来时，带回了几百幅在旅行途中现场创作的画，还带回了几千份有关当地人的历史、习俗、宗教等纪念物品。一回到巴黎的画室，这位年轻的画家就置身于这些充满异国情致的物件之中，才思喷涌，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出了一幅又一幅气象清新，风情别致的作品。从1841年起，至1850年间，博尔热就以这些新作频繁出入各种绘画沙龙，参加首都和外省各种画展，因而在法国艺术界名声大作。他在1841年巴黎绘画沙龙的展品“澳门一个中国大寺庙景观”，为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所赏识，被购买收入国王个人的珍藏。1842年，他出版了中国主题画集《中国和中国人》敬献路易·菲利普，深得国王崇爱，轰动巴黎上流社会和整个文化界。此后，他的画作就不断地为皇家手工工场所定制，为国家所购买，为不少著名的博物馆所珍藏，也为当时一些时兴的杂志和著作，如《外省艺术》、《开放的中华》提供精美的插图，声名日隆。他的画风格别致，充满浓郁的异国情调和东方色彩，既富有古典风景画家的精确细腻，又与西方浪漫画派的主流传统相结合，线条清晰、细节准确、色调鲜明，为法兰西画苑带来了别样的绘画风情，深得当时宫廷贵人和广大艺术爱好者的喜爱。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环球之旅，特别是他的远东、中国之旅，不仅为他的绘画艺术带来了新的创造，有力地推动了法国艺术的发展，而且也为人类不同文明、特别是东西方文明的相互认知、交流，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和新的渠道，从而为中西（中法）文化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促进。我们知道，博尔热来到中国的时期，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行将爆发、中西方关系正处于紧张对抗的时期，亦即史学家所称，西方对中国的“摒弃时期”。作为19世纪法国卓越的旅行画家，他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对峙，而是为了亲善，为了寻求新的友谊和新的题材，力图用艺术来沟通不相识的东西方人的心灵，这一使命的本身在那个时代就极具挑战性、开创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博尔热的中国行就远远超越了一个旅游家、艺术家的个人行为，而富有深刻的文化历史意义。博尔热的中国之旅——文化之旅，在其艺术生涯中留下永恒的印记，那是他生命的印记、创造的印记，是不同文明相互碰撞、交融而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印痕。所有这些生命印痕，都以他的文字和绘画在这部《中国和中国人》著作中得到了集中而真切的记载。虽然，博尔热驻留中国的时间，前后不足10个月，所到之处也只是中国沿海的香港、澳门和广州——中国的一角，但当这位西方敏感的艺术家一涉足这陌生的中国疆土，迎面陌生的人群和事物，便不由得深深地震动，他后来这么追述：“……这儿的很多人都美妙得不可思议，以致人们都以为他们是一个消亡了的种族的幸存者。我的艺术想象可以随性地给他们穿上丝质的衣服，在他们的肩上画上绚丽的开司米，或是让头巾飘扬在他们头顶，然后把他们放置在一座宫殿里，那是在孟加拉茂盛的植被中特地为他们而建的宫殿。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表现他们，他们剃着光头、衣衫褴褛，与一小股对他们发号施令、无情鞭打的欧洲海军形成对照。而后者并不占优势，他们酒红色的脸庞、愚蠢的表情、嘶哑的嗓音、粗俗的举止与他们的受害者中最不顺服、最有意思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两种文明对抗对一个西方艺术家所引起的心灵震撼。然而，这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画家并没有在自己的画作中表现这种对抗，他宁愿把笔墨和才情献给那些“剃着光头、衣衫褴褛”的异国百姓，创造另一种风情，另一种和谐。他喜爱中国，喜爱他所接触到的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他以平等、亲近的态度和他们交流，以温情和善意来描写他们，展示他们的面貌和日常生活风情。于是，在他的画中，我们看到了那一时代中国社会底层各种人物形象：文人、演员、渔夫、农民、剃发匠、木工、铁匠、港口居民、码头工人、街道上的流动商贩、马路上的闲逛者、玩骰子的人、戴着枷锁的囚徒等等。博尔热以生动的图画、清晰的线条和流畅的文字，描绘他们的肖像，见证他们的生存境遇，在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疆土上，拓开一片古朴平和的世界，不能不令当时的法国人（西方人）击赏称奇。
在艺术家博尔热所营造的这个和平古朴的世界里，最能触动作者心弦的，无疑是这些质朴的中国人的友好热情和他们所创造的生活天地。在这里，“天空很纯净，大海很温顺”，百姓亲善，风景秀美。当其深入渔村、走访山民，融入中国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时，这位洋鬼子画家无时不感到一种兴奋、一种惊奇和亲切：“我那时唯一感到满意的就是村民们的热情好客”，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这么写道，“吃完饭后我开始作画，我的东道主们围在我的身边，争先恐后地要把他们的长烟斗给我抽。我懒洋洋地躺在斜坡的树荫下，斜坡上长满了细草，我的眼皮底下是一片由岩石、山峦和流水组成的美妙风景，水流上还停着无数的小船。”（《中国和中国人》，1838年8月25日信）这个陌生、宁静而美丽的世界，在博尔热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简朴、平和而和谐，无不给这位理想主义画家以新的梦想和新的创造空间。事实上，当其在港澳、广州逗留期间，不论是在港口、渔村，还是在山林、水道，抑或是寺庙、街道，他从所察访的每一处所，都能发现到一种异国智慧和别样的风情，而给予他新的观照、新的灵感：“这一切都是如此和谐，没有一物在其中显得平庸，每样事物的价值都增加了一倍；而且这些新颖的建筑物都各在其位，如此稳当地竖在地上，如此妥帖地被安置在岩石和树木之间，使得我们不得不去相信这事实上是一只神奇的手，可能是某位仙女的手，让这些建筑突然出现，因为园中原先存在的事物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大自然获得了一种严格的尊敬，这种严格在别处也到处可见。就这样，有时候院墙在一块岩石那儿中断了，然后又重新出现，岩石被连砌在院墙上，一半在院内，另一半则露在院外。”（《中国和中国人》，1839年5月2日信）——画家观察、描绘澳门那著名的大寺院时如是说。博尔热在他所涉足的中国天地，以艺术家敏锐的目光捕捉住各种景致和事物的细节，并以详明的色彩和活泼生动的风格来一一加以呈现，向法国和西方奉献出《中国和中国人》这部迥异于同时代艺术家的杰作。他在这部作品中，不仅以栩栩如生的文字为西方带来了19世纪上半期中国的丰富信息，而且以明丽多采的画面展现了那一时代中国社会文化风情，其画风既具有精致的异国风情画所要求的优雅和细致，又不同于当时法国占主流地位的东方主义流派，而富有一种“乡野”的景观，浓重地烙上了英国插图绘画传统、18世纪继承下来的“中国工艺品”传统和别致浪漫美学等多重印记，使其作品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绘画艺术中始终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对同代和后世艺术家、文学家和诗人，如儒勒·凡尔纳、乔治·桑、阿尔封斯·德·拉马丁、泰奥菲尔·戈蒂埃、甚至夏尔·波德莱尔都产生过影响。巴尔扎克看到他朋友这部《中国和中国人》画册也欣然命笔，在1842年10月14日－18日的“立法机构”报上连载长文，向这位“真诚、正直”的旅行画家表示敬意。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