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的一天，德国《经济周刊》驻北京记者弗朗克·希伦来到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汉堡的办公室，他想与这位88岁高龄的著名政治家谈一谈他们共同关心的中国。那天，希伦忽然冒出一个想法：他想以问答的形式与施密特合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俩多次从早到晚促膝长谈。最近，这部合作的著作正式出版，它的名字就叫：《邻居-中国》。

    在该书的前言中，施密特开宗明义，阐明了撰写此书的三个目的：首先，希望读者了解中国是一个具有三千年古老文化的国家，了解这一文化一直在持续发展，如今又难以置信地重新崛起。其次，希望这本书能使西方人在看待中国时摈弃轻率结论。欧洲人不应轻易受美国的偏见的影响，消极评价并在道德方面横加指责中国。第三，告诉德国读者，中国不是造成西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责任者。

    在《邻居》一书中，施密特既回忆了当年他与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中国历届领导人交往的详细情景，又深入剖析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与现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广阔的时空角度展望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以下是摘译该书的一些片断。

    “毛泽东说‘西德人很不错’”

    希伦：施密特先生，您在1975年访问了中国，是最后一位亲自见过毛泽东的德国人。他是怎样一个人呢？

    施密特：他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欢迎我的头一句话就是：“您是康德学派的人，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他发音显得吃力，可能不久前得过中风。毛不拘礼节地告诉我，他说话困难，腿脚也不听使唤。他虽然可以独立站着或坐着，但已不能自己起身和落座。当时有三个年轻女子给他当翻译，但是她们主要的工作似乎是探讨毛说话的准确意思。她们理解他的话很困难，以致在谈话时多次把听到的话写在纸上，然后请毛看是否理解得正确。然后毛就重复一遍他的话，或者在纸上很快地写上他要表达的意思。这一切都显得十分随便，她们没有半点卑躬屈膝，交谈不时被笑声打断。

    希伦：您从五六十年代起就开始关心中国了，毛的个人魅力是否是一个动因？

    施密特：最开始倒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因素，而是因为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长年的内外战争中国已经相当衰弱，而毛泽东重新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自信的国家，并使之获得了地缘战略地位。

    希伦：您是在哪里见到毛泽东的？

    施密特：我原以为是在人民大会堂，但实际上是在中南海的一所不起眼的房子里。那是1975年1月31日上午，头一天我先见了邓小平。毛的住所从外面看也很不起眼，室内的墙上也没挂什么画，只有一些办公家具，和一些围成半圆的沙发。

    希伦：那天的谈话是怎样进行的？

    施密特：那次我们谈了将近三个小时。毛在开场白中说，德国人很“不错”。他停顿片刻后又修正了一下，客气地说：“西德人很不错”。我也同样客气地回答说：联邦德国非常敬重25年来中国人民在毛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告诉他为了准备会见我事先还阅读了他的诗词。毛谦虚地说：“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很小的。另外，我也不会写诗，但我知道怎样打仗并取得胜利。”寒暄之后，我们直奔谈话的正题。

    (施密特在书中回忆说，在那次谈话中，他与毛泽东讨论了国际局势和东西方关系。他不赞成毛泽东关于西方与苏联之间必有一战的看法，但认为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欧洲的弱点。毛泽东说：“西德并不弱小。你们有6000万人口，但是用一句话概述西方的局势，那就是欧洲是由一些矛盾的国家组成，因此它太软弱。”)

    希伦：他准确地说中了欧洲的要害，这个透彻的观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吗？

    施密特：毛泽东当年的说法直到今天都没过时。我回答说：欧洲统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欧洲有的国家已有1500多年历史，要把这些国家归到一个屋檐下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一代甚至两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

 
“中国的发展总是让我吃惊”

    希伦：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在不断改善，彼此的猜疑在消失。它们之所以能在经济和政治上密切合作，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吗？

    施密特：九十年代，亚洲国家已经看到，中国不是一个要在军事上扩张的国家。亚洲金融危机时，各国也看到中国在困难的情况下为这个地区做出了贡献。中国没有让人民币贬值，从而使其他亚洲国家未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另外，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局势的稳定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去了大额款项。这些都使中国赢得了其他国家的信任。

    希伦：中国的人民币在很短时间内就已成为亚洲第二大货币，并对这一地区产生了影响。

    施密特：在过去的十年中，尽管我总是把自己的估计定到最高位，但是中国的发展依然总是让我吃惊。亚洲的发展完全是另外一种速度，包括它们治理危机和挫折也是一样。今天，有谁还在谈亚洲危机？它只不过是亚洲崛起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尽管大海啸夺走了30万人的生命，使数以百万计的百姓遭受不幸，但是亚洲经济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

    希伦：亚洲在世界的强势说到底取决于中印这两个大国在经历了长期敌对后究竟是相互合作还是相互敌视。中印之间的正常关系实际上并不长。到2002年双方才建立了一条直达航线。2006年，两国才重新开通了在喜马拉雅山的贸易通道。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和印度却在较长期间内建立了一种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美国和印度签署了一项有效期为十年的防卫条约。为通过这个文件，布什当时在国会还着实费了点劲。布什在解释理由时说：印度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它有民主制度和有效的法律体系。我们的价值观相同，应当一起在亚洲推广这种价值。另外，印度人都讲英语。

    施密特：对印度的民主不可估计过高。那是一种肤浅的民主，如此而已。而且英语也只有在上层社会流行。印度有十八九种官方语言。如果一个政府从未教会它的国民阅读和写字，那么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国现有11%的文盲，而印度有40%。印度的法律制度面对的是泛滥成灾的官僚主义，因此领导印度这个国家十分艰难。

    “干涉中国什么好处也没有”

    希伦：面对中国，欧洲人和美国人谁的做法更聪明？

    施密特：二战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做法比较明智。最初，欧洲人奉行的是一种等等看的政策，双方都对对方感兴趣，彼此都不去干扰对方。后来，双方在经济领域逐渐接近。这种做法明显比美国人的策略高明，也比苏联人的对华政策更明智。

    希伦：这种聪明究竟是因为看透了问题，还是因为政治上的软弱？

    施密特：我认为这绝对不是软弱。过去很长时间内，欧洲人对中国没有兴趣。一些欧洲人紧随美国人支持台湾。但是欧洲的政界和媒体已经受到一个原则的影响，那就是不干涉中国的内政。

    希伦：今天人们似乎都认为，不干涉原则是中国人发明的。

    施密特：不干涉别国的原则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是国际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惜后来欧洲忘记了这条原则。在科索沃、波黑或者阿富汗和最近的苏丹及刚果，我们到处出于道德的原因介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事务。在德国，绿党出于人道主义理想成了干涉别国的发动机。理想主义虽然可以是很好的事情，但也可能是十分愚蠢的东西。

    九十年代，欧洲也介入了中国的事务。1995年，欧洲委员会制定了第一份对华战略文件。文件规定，欧洲在积极发展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同时，也必须对它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但是由于一些国家担心这样做会对它们的对华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这个共识很快就崩溃了。后来，欧洲制定的第二份对华战略文件只提到要把中国拉入世界经济共同体之中。于是中欧峰会机制应运而生。

    欧洲人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干涉中国实际上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他们的国家的。不管欧洲人说好说坏，中国人都不会在意。欧洲的管理者比美国人更早地明白：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是一个经济上的强大的竞争者。因为欧洲国家比美国更加依赖出口。

    希伦：中国多数政治家认为，欧洲的衰弱是自己造成的，因为它们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

    施密特：这不仅是中国人的印象，而且也是我的看法。欧洲人很难理解，世界政治的重心早已不在欧洲了，而且这个重心先是移到美国和莫斯科，然后从现在开始还要转移到东亚和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实际上，欧洲国家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希伦：看来，欧洲人要求中国推行某种政治和经济的路线的权力是有限的。

    施密特：这种权力只是一种幻想。当然欧洲人、欧洲国家和欧盟也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但我们欧洲人只是在贸易方面，或许在巩固货币政策方面有些优势，其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优势，这一点，中国人比我们还清楚。

 “中国崛起将走自己的路”

    施密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包括古埃及、希腊、罗马和波斯等)能像中国这样，既有悠久的历史，又能在经历百年衰败和屈辱之后重新中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几乎不可思议。

    希伦：中国的崛起对德国意味着什么？

    施密特：德国公众舆论，主要是德国的记者，大众传媒，还有一些政治家，总容易受美国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崛起对自己是一种威胁。实际上，目前德国和欧洲国家出现的问题与中国关系不大，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些错误所致。如果在某一方面出现了一个比我们做得更好的竞争者，那么只能说明我们错过了什么机会，或者做错了什么事情。

    宣称对手危险，要和他们搞对立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近几十年来，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一下子缩短了与中国的距离，又由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不断加深，中国变成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邻居。然而如果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将与自己发生争斗的挑战，那是十分错误的。

    经济上的竞争绝对不可以遮盖或者排挤对别国的尊重，(德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工会领导人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和理性会告诉人们：中国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将会走自己的路。

文章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