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第一次访华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1792-1794)的“总管”约翰·巴罗(John Barrow)在其著名的《中国旅行记》(Travel in China,第二版,1806)的扉页上写着:“It is the lot of few to go to Pekin”。(去过北京的人真是寥寥无几)既然如此,为什么旅行时间在此前80多年(1720)、出版时间早半个世纪的约翰·贝尔(1691-1780)的旅行记,界定“关于北京的首部”前后还要加上“英国人”和“真实”两个限定词?诚然,就到达北京的西方人而言,英国人无疑是落伍的。早在13世纪的40、50年代,游历过北京的即有以意大利人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为首的罗马教皇使团和以圣方济各修士鲁布鲁克(William Rubruck)为首的法王路易九世使团,直至17、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的到来时断时续,人员数以百计,身份以教士、商人为主,大多把北京作为重要的访问、逗留地,大多数人留下了旅行记(或报告、书信、日记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13世纪末马可·波罗的《游记》(The Travels)及17世纪初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1615)。同样,我们也不能说贝尔是首位来北京的英国人,因为其同胞兼同行格文(Thomas Garvan)比他早5年应邀自俄国来到康熙宫廷服务,只是他没有留下什么记述。欧洲早期有所谓的“神游旅行者”(armchair traveler)用二手材料写游记的传统,英国人曼德维尔爵士在1357年就著成《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其材料主要来源于马可·波罗和鲁布鲁克的游记,但其同时代人却相信曼德维尔的“真实性”,反而指责波罗在撒谎,认定马可·波罗游记也是虚构的。因此,考虑到游记这个文类在西方文学中的复杂性,我们还必须在界定贝尔“旅行记”的“首部”时加上“真实”两字。

    约翰·贝尔是苏格兰人,曾获大学学位,后获医生执业资格。为了满足像许多苏格兰年轻人看世界那样的强烈愿望,他于1714年来到俄国,1715年被聘为俄国出使波斯使团的医师。三年后他回到圣彼得堡,听说俄国彼得大帝将派遣赴华使团,便毅然申请、前往。这次使团在中国近六个月(1720年9月22日至1721年3月12日),其中在北京逗留了3个月。离本次使团40余年后,贝尔才出版了其《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记》(1763),初版为4开本两卷,后经多次再版重印,并有包括法、俄文在内的多个译本。本书其实是由五个旅行记组成,中国旅行记位居其二,篇幅在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此部分被公认为“最精彩的部分”,后来有些编者就干脆将中国旅行记单独成书,名为《公元1719年跟随彼得大帝一世遣中国康熙皇帝使团,从俄国圣彼得堡到北京的旅行记》(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to Pekin,with an Embassy from His Imperial Majesty Peter the First,to Kamhi Emperor of China,Anno MDCCXIX)。

    综观全书,贝尔对中国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话题(以出现次数多少排列):各种娱乐(包括音乐、舞蹈、斗鹌鹑、戏剧、杂技、焰火、打猎等)、康熙帝、礼仪和各种生活习俗、建筑街道城墙及其他城市建设、人民的性格、制造业(瓷器、丝绸、冶金、陶器、印染、漆器等)和中国四大发明、山川地理和植被、中国历史和传说、长城、妇女、军事、宗教、科学和医药等等。我们还注意到两处提到在中国北方刚刚发生的地震,还有孔子、弃婴、小脚及中国的语言文字各提到一次。以上话题可分成两类,即可现场目击观察到的景象、状况和一般藏而不露的思想和知识。当然,作为游记,前者(第一手材料,类似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占主要比例;后者(第二手材料,往往是旅行者来之前对中国的知识储备)作为补充,如以上列举的部分话题及本书的第十二章“关于当今中国皇帝的事迹及中国长城等的介绍”即属于后者。但游记不像专著,材料来源作者一般不注明出处。

    贝尔在前言里说:“大体说来,我呈给大家的是那些当时似乎值得观察的事物,并没有旅行者经常被认为的那样通过夸张、编造来刻意美化它们。”因此,作者主要用了日记这样平实的文体和叙事,但他还是力争推陈出新,力排大而无当和陈词滥调。

    如果从贝尔来华的时间(1720-1721)前后来看,“中国热”正席卷欧陆和英伦,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基本是赞誉和仰慕,此前来中国并留下游记的英国人芒德和丹皮尔的态度也基本如此。但就在中国成为英国的时尚与楷模时,就有一些具有批评怀疑精神的英国文人起来发出相反的声音,其中笛福于1719年出版的《鲁宾逊漂流记》(第二部)中对中国的批判就是突出的例证。再如果从贝尔的这部旅行记的出版时间(1763)来看,此时“中国热”已经消退,关于中国的舆论也发生了转变,对中国的批评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如较早的安逊的《环球旅行记》就是其中典型。但舆论总是多元的,“众声喧哗”还是不能完全淹没“悄悄细语”,你看,就在这一年,哥德斯密出版了《世界公民》,用中国的文明德政来抨击英国社会的不合理。以上就是贝尔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出版时英国关于中国看法的背景。

    那么,贝尔对中国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17、18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妇女的地位及宗教信仰多持批评态度,贝尔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同意西方普遍认为的中国军事力量薄弱,经观察后认为中国的火炮质量一点也不比西方差、军队人数众多、队列整齐而且很有纪律性。西方人来中国,一般对中国妇女特别关注,主要是妇女在中国难得一见,而且在他们的观念中妇女的地位可以显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贝尔同样在书中多处描写中国妇女。他也知道中国妇女裹小脚、蓄指甲、主要活动空间在家里,而且还有不少沦为娼妓等;他甚至还亲自碰到这样一件“怪事”,即一位邀请他登门做客的中国绅士,酒足饭饱后竟提出要用自己的妻妾女儿进一步“招待”他这位英国贵宾!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中国女士除“容颜娇好”外,还具有“良好品质”,而且相信中国人“对各种地位的妇女的良好待遇值得世人模仿”。在贝尔前面的两位英国旅行者均认为中国的宗教无非是低级的偶像崇拜,但他却认为“这些和尚(或者道士?)并不迷信,这从他们对于庙里的偶像并不顶礼膜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还通过研究二手材料指出,中国的宗教其实是多元并存的,祭天祭孔祭祖先、佛教道教天主教犹太教回教甚至无神论者均有,他摆了事实后并不作评论,而且避免以西方人普遍认同的非基督教民族均应得到救赎为看问题的标准。当然,贝尔也不总是与当时英国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唱反调,他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评价同样较低。如关于地震的起因,就认为中国人的解释“太荒唐”;还认为对发烧病人的治疗欠科学,结果会适得其反;但是他对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以及康熙皇帝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天文学获得的成就非常赞赏。至于西方使团觐见中国皇帝的跪拜叩首礼仪,贝尔同样表达了批评的态度,但口气比起马戛尔尼使团时显然要温和得多了。

    贝尔在整部游记里对中国评价最高的无疑是康熙帝及其臣民的性格。当然,他也承认中国普通百姓中也有不少“惯于欺诈”及其他一些不良习性,但他马上就躬身自问,“中国人不同样也会发现精于此术的欧洲人吗”,而且认为中国多半是因为要报复欧洲人的欺诈才欺诈的。这些评价就与笛福、安逊迥然相异。当然,贝尔不是对中国没有批评,他对中国官方限制他们在北京的自由就表示强烈不满,还对与18世纪衡量道德的重要标志“仁慈”和“善心”背道而驰的“弃婴”给予抨击。

    像马可·波罗和很多欧洲的旅行者一样,贝尔多次赞扬北京街道的宽而且直,他进入中国北部后对所见的山川一直赞不绝口。他对这些特点的关注,与欧洲的许多城市街道往往以河流走向而弯曲,以教堂或广场反射而方向不正,以及贝尔的故乡苏格兰大多为荒山野岭自然条件恶劣等等有密切关系。游记作者总是对与自己祖国、家乡大相径庭的东西给予特殊关注的。当然,就材料的准确性而言,贝尔的旅行记不是没有缺陷,因为他的正式写作出版与观察时间相距40余年,即使他有当时的日记以及日后的知识作为依据或补充,但毕竟有时会靠不住,譬如他说中国长城建于600年前就与史实相距甚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何尝不是一个佐证,即贝尔在游历中国40年后出版的游记确实是他当时的见闻为基础的,而不是严肃的专著(1763年在英国应该很容易查到长城的实际历史),更不是其他人根据二手材料捉刀代笔的。诸如此类的不完美也正说明了可读性是游记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其实这也差不多是游记的魅力所在。

    中华读书报 2003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