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繁复杂的线条交织成的五光十色的旧上海社会、经济、政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外学者、作家饶有兴趣涉足的领域。近些年翻译出版的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霍塞《出卖上海滩》、裴宜理《上海罢工》等,让我们见识了海外人士眼中的旧上海。《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9月版)是西方第一本系统研究上海帮会组织的专著。

    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马丁参阅了大量有关旧上海青帮的著作、资料、档案史料,经梳理扒剔,发现“民国时代秘密结社是能够做到与时俱进的”。青帮成功地适应了半殖民地城市近代化的变化,发展成新的严密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实际上,它是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政体兴起时上海社会、经济、政治变迁进程中不可分割的固有部分。全书史料翔实,结构紧凑,让人不忍释卷。

    “上流社会”中的青帮组织

    青帮在上海社会中达到权势顶峰的人物是杜月笙。构成杜月笙不断增长的权势力量的网络的各种线索,汇聚在1932年11月成立的恒社中。

    恒社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其成员的大门并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开放,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在1933年2月至1937年5月四年间,会员增加了四倍多,由130人到564人。在已有较详细名单的402人中,多数为商人和实业家,占54%;其次是政客和政府官员,占24%;再次就是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教师等等),占13%;数量最少的是工会(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工会)领导人,占6%;还有军官,占3%。恒社重要人物陆京士在恒社3周年纪念会议的演讲中,强调了恒社作为杜月笙私人组织的性质,他说,恒社只有一个领导人、一个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恒社成员必须为杜先生效犬马之劳。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恒社,因为它和上海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客、政府官员的联系,成了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私人组织。

    马丁还将青帮和意大利黑手党、美国城市的犯罪辛迪加、殖民地时期的印尼雅加达帮会、日本的“押苦札”等国外类似的有组织犯罪现象进行了比较,其中有不少有趣的共同现象,如美国的禁酒令和中国的禁烟令都反而促成了垄断这类经营的黑社会企业组织。

    “押苦札”为占领当局效命

    “押苦札”与政界和占领当局间的关系,类似于青帮与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

    “押苦札(日语893)”老板们在明治时代就与政客和官僚们建立并发展了实用关系。他们特别认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自民党和民生党都有“押苦札”成员参加的卫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押苦札”与日军情报部门合作在我国东北和华北进行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的战败,并没有摧毁“押苦札”与政界的关系,而只是转变为一种新形式。战后占领时期麦克阿瑟总司令部即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机构常常利用“押苦札”抑制左翼工会和日本共产党。这种关系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押苦札”与战后日本新政权结构联盟的基础。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