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中外学者在对中国大战略的关注点上具有明显差别:国外侧重于中国大战略的安全与外交等内容,他们关心中国大战略的对外行为和对外影响;而中国学者更关注包括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等国内战略目标的实现,安全与外交战略不过是服务于国内战略目标的手段。

    所谓“大战略”是指一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美、俄等少数几个国家定期发表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研究中美关系的美国学者常常觉得弄不清中国的大战略是什么,即中国想发展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怎样成为这样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谁将是中国的朋友或者敌人?为此,解读中国大战略就成了美国的“中国通”们的首要任务。

    迈克尔·斯温(MichaelD.Swaine)和阿什利·特里斯(AshleyJ.Tellis)合著的《解释中国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InterpretingChina’sGrandStrategy:Past,Present,andFuture)就是此类工作的代表性成果。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斯温是当今美国最活跃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中国安全问题研究是其专长。2000年此书甫一出版,很快就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学生们的必读书。他的这项研究是受美国空军委托,因此无疑也对美国官方有一定影响。

    斯温认为,历史上,中国国家安全有三大目标:对内维持国内秩序,增进人民福祉;对外抵御外来威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有地缘政治影响的大国地位。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在不同阶段采取了略为不同的大战略:古代,中国国力强盛时依靠先进的文化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灵活的外交手段;虚弱时则依靠缓和、联盟和积极防御。近代以来,中国实行了“强—弱”两手并用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依靠政治、军事手段控制战略外围地区的“强”战略与依靠外交手段、领土防御为主导的“弱”战略有机结合,趋利避害,求存图强。

    近几十年来,“强—弱”战略演变成“深思熟虑战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韬光养晦”。其主要特点是:发展市场经济,不以意识形态划定界限,致力于与主要大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在加强军事现代化的同时,尽量避免对外使用武力;尽量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获取不对称利益。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斯温认为,2020—2025年以后,中国将逐渐放弃“深思熟虑战略”,变得更为自信,古代大战略的核心成分可能恢复:中国将追求军力增长,对周边施加影响,收复过去丧失的领土,对敢于抵制这一趋势的对手予以打击。斯温认为,中国的大战略走向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美国在2025年之前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或绥靖政策都只能适得其反,竭力与中国保持“接触”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具体来说,美国应该尽量与中国合作,增强互信,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鼓励中国进行政治改革;阻止中国获得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能力;做好以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对付中国的准备。

    斯温此书梳理出了一条历史的线性脉络。斯温将一国的历史经验、政治利益和地缘环境三大因素作为分析大战略的三个依据,认为任何国家的大战略都是从这三个方面出发的。斯温的思路代表了西方现实主义流派学者思考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路,其注重历史经验、注重现实地缘政治的思路对于我们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然而此书的问题可能也在斯温的三个依据上。此书立论带有典型的现实主义理论色彩,因此也难免产生相应的问题。例如,斯温考察中国历史时,将中国和周边地区(乃至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视作民族国家对待,然而古代东亚政治体系显然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关系,更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战争、朝贡、和亲、谈判等“有形”的军事外交活动之外,斯温似乎也忽略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之一:“天子不治夷狄”的思想。实际上,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产生的是一种孤立主义外交。因此斯温认为,中国在民族国家体系已然定型的现代条件下必然会寻求恢复古代势力范围,这似乎大可商榷。

    此外,现实主义注重国家与国家间的互动,但是影响一国大战略走向的因素显然还有国际体系和国家内部的变化,民族国家不是一个决策的铁盒子。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国内改革是推动大战略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国内发展前景看中国大战略的走向,可能就会跳出中国大战略线性发展的思路。而且,就像美国崛起后并没有实行英法等老牌帝国的殖民主义一样,全球社会的发展可能也意味着今后大国并不一定要通过军事实力、势力范围等传统手段实现其大国作用和抱负。

    中国学者解读中国大战略

    崔杰通

    在中国大战略问题的研究上,由胡鞍钢主编,2003年出版的《中国大战略》是中国学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书中收录的18篇文章曾在《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上陆续发表,供中央、省市区和部委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主编胡鞍钢,是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的影响。由其主编的《中国大战略》既可看作是一部严肃规范的学术著作,又可视为一个翔实的综合性政策报告。

    胡鞍钢认为,中国大战略就是“富国强民”的战略,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和安全与外交战略。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主要应该通过促进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知识发展、信息化、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等方式来实现。安全与外交战略目标则主要通过适当地参与国际机制、合理提高国防开支在GDP中的比重、实施正确的东亚战略、建立有效的决策机制(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总理经济顾问委员会两大决策机构)等方式来实现。安全与外交战略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在外交战略上,中国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反霸维和的原则,区分核心利益与非核心利益,将中国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结合起来进行决策,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胡鞍钢指出,今后20年中国处于迅速崛起过程的中点,也处于现代化追赶进程的中点,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实现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

    该书出版后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有两个原因:第一,该书结构完整,编者首先从评估中国的战略资源出发,说明了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并从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和安全与外交战略两方面进行说明。这样,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大战略可信度高,具有说服力。第二,编者所持的是一种温和的现实主义观点,既强调了国家利益的诉求和国家实力的作用,又提倡中国的自我约束和负责任的大国作风,以便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和谐,这种战略观点与中国当前的国家行为十分接近,容易被广泛接受。

    长处与不足都是相对而言的。《中国大战略》在突出强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安全与外交在大战略中地位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发展中的精神文化因素。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经济和政治(包括外交)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国家大战略。但瑕不掩瑜,尽管有此不足,对于政府、学者乃至普通百姓了解中国大战略,该书仍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