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让我盼望已久的仓石武四郎《述学斋日记》,终于在中国面世了。而且,一下子,还出了两种本子。先是看到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中,由陈捷作文介绍并点校的《述学斋日记》,本书为纪念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仓石武四郎高足户川芳郎先生70诞辰而编,我的一篇拙作也收在里面,因此,比较早地得到样书。我读了全部日记,可以说是深慰渴念。最近,我又买了由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以《述学斋日记》为主体,改名为《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的这本书。两书同年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从版权页上看,同是2002年4月,也可谓是不经意中的巧合吧。

    我对这部日记盼望已久,实出于一个小小的因缘。

    1998年秋,我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商谈,计划出版一套“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译丛。当时,我正在集中精力做关于内藤湖南中国学的研究,因此,对近代日本中国学家来中国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京都学派中国观的文献比较关注。根据我自己在日本收集带回的资料,以及对北京当时日文藏书的调查,我了解到:在晚清民国期间,即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初年,来中国访问考察、留学进修的日本人很多,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留下了旅行中国的纪行文、日记或回忆录,其中学术界人物即日本中国学家或留学生留下的资料尤其值得关注,引起我的兴趣。这些资料不仅对中日近代历史、学术交流史有用,是久为学界忽视的弥足珍贵的纪实性史料,而且,由于大多是私人性、即兴式的记录,读起来也十分生动有趣,吸引人,让人有穿越时空,“回归现场”的感觉。由于光明日报出版社当时已经及还在出版“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很受读者的欢迎,因此,我就藉此提出了自己想编辑翻译这套日本译丛的想法,并很快得到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同意。

    在我确定翻译书目时,首选的除了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吉川幸次郎的《我的留学记》、青木正儿的《江南春》等书外,就是仓石武四郎的这部《述学斋日记》。前面几种,我已经有书或复印件,而关于《述学斋日记》,则只是从《东洋学系谱》中户川芳郎先生所写的“仓石武四郎”一章中,知道它是仓石1928—1930年留学中国时的日记。当时,我已从吉川的《我的留学记》中,知道仓石是与他同时在北京留学,一起学汉语、听课、逛书店的日本同仁,我高兴地推想,这两本书堪称姐妹篇,在记事内容上一定可以互相参见。但是,我遍寻国内各大图书馆,都没有发现这本日记。就只好遥托在日本的老同学陈捷在东京搜寻。消息很快回来了,陈捷告诉我,经过询问户川芳郎先生,才知道这本日记尚是手稿,根本没有出版过,而且,它本身就是汉文写成的。这消息使我稍感安慰,不必为自己找不到此书而懊恼,但同时也使我失望,我不仅不能很快看到这本书,而且,不得不放弃把这本姐妹篇收入译丛的打算,只能在心中埋下一个未了的念想。结果,这套“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译丛”,在我和其他几位朋友的合作下,于1999年9月出版了四种:除了上述内藤、吉川、青木三种外,还有一本是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

    原来从1993年起,《述学斋日记》的手稿复印件就已经落户北京,已经在荣新江教授的手中,我虽然久闻荣先生的盛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敦煌学专家,学界新锐,但由于专业不同,始终未能有缘谋面拜识。也就是说,当我98年遍寻这本日记时,它其实就默默地存在于同一个学校的一位老师手中。在此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为自己的孤陋、信息的滞后,惭愧而遗憾。

    关于仓石武四郎的学术成就及留学中国的故实,在陈捷的文章及荣新江的“前言”中,都作了比较清晰的介绍、评述。特别是荣、朱两位先生对这28000字的日记,作了详尽的笺注,对其中涉及到的人名和书刊名的解释,堪称是一份了解中日近代学者交往的备忘录,为追索民国年间中日学界的掌故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

    这里,对吉川幸次郎及其《我的留学记》略作介绍。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出生于日本近代最早的开埠商港及华侨聚集地的神户,早年即从神户南京街及对中国典籍的阅读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被中国文学所深深吸引。1922年,他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此时正是中国研究在京大最为鼎盛的时期,受到狩野直喜、内藤湖南、青木正儿、铃木虎雄等名师的教导,他成为战后日本最著名、最富有国际影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他一生著述等身,有《吉川幸次郎全集》27卷存世,尤以杜甫研究、元杂剧研究的卓越成就屹立于国际汉学界。

    1928年4月到1931年2月,吉川在北京度过了不到三年的留学生涯。在此之前,他曾于1922年春,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游览了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城市,被美丽的江南景物所陶醉,感叹:“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吉川留学北京,寄宿在东城区演乐胡同唐宅专门延纳日本留学生的延英舍,同住的同学有仓石武四郎、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后来,他们都先后成为卓有成就的中国学研究家。他和仓石先用约半年的时间每天学习汉文,上午跟随一位叫奚待园的旗人读解《红楼梦》,下午练习会话。一年后,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陈衍以及中国大学吴承仕的课,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吴梅等先生问学,这为他日后与中国学者保持长时间的学术交流和友谊,奠定了基础。此外,吉川一有时间就去琉璃厂、隆福寺的各家大小书肆,访书买书,与当时的书店老板也成了好友。以至于他在回日本之后的若干年,回忆起来,仍然充满深挚的情感。如他称赞黄侃是他在中国听课和接触到的学者中“最有学问、令人深受感动的真正的学者,了不起的人”;说陈寅恪“看起来十分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年轻时的风貌”;他怀念琉璃厂来薰阁旧书店的主人陈济川,儒雅友善、有学识、有胆略,“是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值得怀念的人物之一”。对这些中国文化人的赞叹和友谊,折射出吉川哪怕是在中日战争年代,都不能释怀的对中国文化的深爱和依恋。

    三年的留学生活,养成了吉川幸次郎深厚的中国情结。这一时期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吉川不仅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上,而且,在生活处世的衣着谈吐、行为举止、甚至思想情感上,都热衷于与中国趋同。以至于多次被人误认作是中国人。在中国留学结束回日本前,吉川在江南购书,由于汉语好、买书多,在较多交谈后,仍被书店老板的父子认作是从北京来的采购书商。回日本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他仍然穿着中国人穿的长衫,举手投足犹如中国人,被京大教授桑原骘藏误认为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当他知道这样的误会后,心中暗自高兴,为自己形神兼备地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得意。还有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就是吉川上课、演讲时,他所说的“贵国”指的是日本,而“我国”指的是中国。应该说,这中国是他从中国典籍中读解出来的、理想的儒教文明国。他是把儒家中国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本国的文化,来从事学术研究的日本中国学家。

    吉川著作的单行本,到目前为止,包括台湾出版物在内,被译成中文出版的,已有不少。如《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元杂剧研究》、《宋诗概说》、《中国的智慧——孔子的生平和思想》、《汉武帝》、《我的留学记》等。要之,由于思想立场和文化观念的原因,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以“理解与同情”的态度,内在地、原本地揭示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韵味及特质,而不同于那些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为前提和标准,来外在地评判、否定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

    三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民国时期正是中日关系最黑暗的时期,在那个普遍歧视、甚至仇视中国的时代,一些中国研究者,往往难免不表现出国粹主义乃至扩张主义的思想学术倾向,而与此取相反态度的中国学研究者,则不仅被挤至边缘一隅,甚至处境维艰。像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这样的学者,能够远离弥漫全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如此真诚地亲近中国文化,悉心埋首于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文化的研究,在当时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中,绝对是不多的特例。

    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