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在二千年中,中国积累了大量历史文献,以致文献学早已成为一门专业。研究中国史的中外史学家经常提供书目,竭力防止初学者陷入浩瀚的历史文献之中。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捷径是为显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门而入的初学者所写的各种附于概论性文章后面的书目。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约的《近代中国的兴起》和克莱德及比尔斯的《远东:西方影响及东方反应的历史,1830—1973年》两书中所列的阅读文献。有一部概论性的著作甚至用50页的篇幅评述了有关中国(主要是近代的)六百五十部书,见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我们这一介绍性的篇章使用了贺凯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导论》这一最新的背景研究著作,书中附有经过选择的书目。

    所有这些西方的著作都来源于什么样的中国历史记载呢?对中国感兴趣的英语读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读中文、日文书以前)事实上是不会关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汉学图书馆中使用的原始资料、图书目录、参考书和工具书的;这类著作之庞大和种类之繁多明显地证明了汉学的存在与发展。然而,非汉学家确实可以通过阅读象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这样的汉学工具书而引起兴趣和受到启发,此书详细提供了1911年以前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原始资料和学术著作的主要类目。继此宏著之后的是内森的《1840—1972年的现代中 国:资料和工具书介绍》,此书著录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直到七十年代的有价值出版物的大量重要情报。这些最新的图书指南也提到了它们依据的一些更早期的著作。

    本文当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本概论性著作(费正清等编的《东亚的传统和变化》),但是,象所有评述一样,它也得益于许多其他作者,其中有些人的著作被引用于脚注中。

    第二和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

    1800和1862年间清朝亚洲腹地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论题。这部分历史虽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可供详细研究,但很少史学家试图作过这项工作。

    最优秀的一部著作是罗萨比的《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在中俄关系方面对清朝亚洲腹地作了很好论述。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1962年修订版)把亚洲腹地置于整个清代历史之中加以考察,这反映了一个中国汉族人的看法。《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13卷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材料,作者是荻原淳平、佐口透(他撰写19世纪的清朝部分)、佐藤长和若松宽。关于亚洲腹地国际政治结构的论述,在拉姆·拉乌尔的《中亚的政治》一书中可以看到。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一书,仍旧是所有研究亚洲腹地学者的基本读物。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的《中部欧亚大陆研究介绍》是一部列举欧洲文著作的总书目,但其中有关1800—1862年清朝亚洲腹地的著作很少。中文著作书目有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

    清代所传主要作品有这样几种:有三种文字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1795年)以及为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时期写的续编;祁韵士编辑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著 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种文字的《钦定理藩院则例》(特别是1827年版,该版经过修订于1843年再版)。对清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见《会典》和《事例》,特别是1818年和1899年的两种版本。

    对于一般英语读者来说,都能看到单独的满洲史、蒙古史、东突厥斯坦史和西藏史的优秀著作,另外还有用其他文字撰写的重要史书。对满洲作综合论述的,只有罗伯特·李的《清代历史中的满洲边疆》一书。

    论述蒙古的历史文献更为丰富,但它们往往重在叙述外蒙,比较忽视内蒙和卫拉特。用英文编写的主要著作有鲍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但是,论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编写的著作,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1604—1917年);纳扎格多尔济的《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1691—1911年》;以及题旨比较狭窄的一些文件汇集和专著,特别是纳扎格多尔济和那桑巴尔吉日编的《四艾马克税册》;那桑巴尔吉日的《1691—1911年外蒙对满清王朝履行的义务》;以及那桑巴尔吉日和纳扎格多尔济编的《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此书已由拉锡登杜格和弗隆尼卡·维特合作译成英文。

    主要的中文著作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此书已由波波夫译成俄文,又由须佐嘉桔译成日文。中文的著作书目有张兴唐编的《蒙古参考书目》(台北1958年版)。

    论述十九世纪蒙古的许多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大部分出自日本和苏联的历史学家之手。两部有名的旧著是: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和桥本光宝的《蒙古的喇嘛教》;这两部书基本上已被随后出版的田山茂的《清代的蒙古社会制度》所吸收并替代,此书是研究清代蒙古史的所有学者的必读书。关于日文的蒙古学书目有岩村忍和藤枝晃合编的《1900—1972年蒙古研究文献目录》。主要的俄文著作有格鲁姆-芝迈洛的《蒙古西部和乌 梁海边区》卷2:《与中亚史有关的各该国家的历史纲要》,以及苏联和蒙古学者合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此书于1967年予以修订并增补。1954年有中译本)。胡尔拉特编了《有关蒙古的著作书目》1—3卷,其中主要收录的是俄文书,也有其他欧洲文字的著作。在文学方面,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文学遗产》,此书是一简明本著作。论述十九世纪蒙古文学史的最重要作品是海希格的卓越著作《蒙古文学史》第1卷。

    研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时期新疆的主要权威是佐口透,他的《十八至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及其有关此研究领域的许多论文指导着这一领域。他的《东突厥斯坦》一书中有两个部分已译成英文,即《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第六章,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1965年24期)和《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第二和第七章中的部分译成,载《亚洲学报: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968年第14期)。他的《俄国和亚洲的草原》一书对十六至十九世纪的中亚史作了引人入胜的介绍。日文著作的一本重要研究书目是袁同礼和渡边宏合编的《1886—1962年新疆研究文献目录》。

    对于六城地区各次暴乱的最有影响的记述是魏源的《圣武记》,此书在新亚政务部的赞助下已译成日文(1943年)。论述张格尔的部分由伊姆波尔特-胡阿特译成法文,载入他的《中亚文献汇编》。中国人研究新疆史的主要著述有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中亚本地人的著作是穆罕默德·阿明的《东突厥斯坦史》,此书是用分离主义的观点写成的。张格尔的圣战在曹振镛等人编的《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有叙述。

    苏联的卓越历史学家库兹涅佐夫的著述大大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他出版有专著《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以及下面几篇重要文章:《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 1期);《论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清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2期);与上面专著同名《的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载《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3期);《十八世纪末哈萨克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根据中文资料)(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瓦里哈诺夫历史、考古与人种学研究所著作集》1962年15辑);和《关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英、俄两国同新疆贸易的问题》(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专集》1963年第6期)。前三篇文章有英文摘要,名《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载《中亚评论》第10卷第3期,1962年)。

    杜曼的《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一书论述了与十九世纪有关的许多事实,他把此书内容又压缩成为《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征服》一文(载于齐赫文斯基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一书中)。

    十九世纪,随着英、俄两国敌对的加剧,双方加紧在新疆收集情报,最后提出了两篇事实上能互相配合的报告。俄国的一篇报告是瓦里哈诺夫的《论1858—1859年六城的形势》,此文后来又被瓦里哈诺夫《全集》第二卷中发表的有关准噶尔和六城地区的其它许多文章所充实。与此相应的是英国人戴维斯编写的报告《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载维斯的这份报告虽然对史学家有很大价值,但似乎被完全遗忘了,而瓦里哈诺夫的记述却实际上给后来的整个学术界留下了印象。这个记述的英译本见于约翰和罗伯特·米其尔的著作中,译名为《中亚的俄国人》。

    贝柳大量吸取瓦里哈诺夫的材料写成了《喀什噶尔史》一文,此文收录在福赛思的《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中。福赛思的俄国同时代人库洛珀特金写了一份对应报告,标题是《从历 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并由瓦尔特·高恩译成了英文。库洛珀特金的报告也应大大地归功于瓦里哈诺夫;而在所有全面叙述东突厥斯坦的历史中,最优秀的是格里戈里耶夫的《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它也同样得益于瓦里哈诺夫,此文载于他的《利特尔地理志》第二部分,此书也包括载维斯《报告》中的资料。另一些俄国人的重要著作可以在库兹涅佐夫上述的《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一书的书目中看到。

    对西藏史的论述相当全面,但1800—1862年这段时期未受到应有的注意,而且文献论述的重点是西藏本身。青、康两地区特别为近代史学家所忽略。英文的主要论著有卡拉斯科的《西藏的土地和政体》;拉姆的《不列颠和中国的中亚: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黎吉生的《西藏简史》;涂奇的《雪山之国西藏》;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的《西藏文化史》;石泰安的《西藏文明》;还有彼特奇的《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罗克希尔的《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同清帝的关系,1644—1908年》(载《通报》第11卷,1910年)现在仍然有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第335—339页开列有关于西藏的原始资料。关于日本研究西藏的主要著述,有铃木中正的《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舒尔曼的《达赖喇嘛史》也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施拉姆的《甘藏边境的土族》一文对青海湟中地区作了阐述,此文第一篇载《美国哲学协会会刊》自然科学类,1954年第44卷第1部分;第二篇载《会刊》自然科学类,1957年第47卷第1部分;第三篇载《会刊》自然科学类,1961年第51卷第3部分。论述拉达克历史的主要作品有弗兰克的《西藏西部史》;关于1800和1862年间的记述,坎宁汉的《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兼其及毗邻诸国》一书是必读书。关于不丹,可看拉乌尔的《近代不丹》,此是有用之书。关于尼泊尔,可看罗斯的卓越著作《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这是一部资料丰富而又引人入胜的读物。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关于嘉庆和道光时期的中国本国史,现在还没有人用哪一种语言写出能使人满意的著作。这不是因为资料缺乏,而是因为我们对近代史的概念已形成这种倾向:即或者想促进对清朝基本制度形成时期的研究,或者想促进研究这些制度对于西方挑战的反应。因此对这个重要时期,即晚清帝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已在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中被感受到的时期,没有多加研究。因此,要写出重要历史著作的机会是非常之多的。

    研究这个时期必须从它在漫长的清代历史中的地位入手。何炳棣撰写了两篇出色的综合性论文,表述了他对清代中期总的看法:其一是《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亚洲研究杂志》,1967年2月号);第二篇是《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一书的第九章。另一篇关于清代前半期的综合性论文是小韦克曼的《1683—1839年鼎盛时期的清帝国》(载克劳利编的《近代东亚论文集》)。有两部标准的中国清代史,一是孟森的《清代史》,此书对于全面分析清代政治制度最为有用;一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此书包括大量从官私著作摘引而常常不见于文献记载的细节,还有引自“外史”的许多趣闻轶事。铃木中正论述白莲教叛乱的一些著作占着主导地位,它们已在这一章的注释中交代明白。要了解各种文字所写的专题参考论著,可查阅施坚雅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一书。

    在大量中国宫庭档案和军机处档案公布以前(对十九世纪末档案的整理工作已经在台湾开始进行),有关十九世纪早期史的基本资料仍然是《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权威性的文献集。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一书对这些资料的性质进行了讨论。对于原始资料最有价值(但尚未充分利用)的综合性介绍,特别应该提到《皇朝政典类纂》这部政务大全,编者是席裕福,其中广泛引用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并且注明了它们的出处。

    官方政策的发展可以通过一些官方文件汇编和各种类书来探索,但研究地方社会的情况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除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志(县以上皆有方志),有价值的材料也可见于用宫廷档案编成的两部奏疏汇编:一部是罗振玉编的《皇清奏议》,其中包括直到1820年为止的奏折;另一部是此书的续编,即王云五编的《道咸同光四朝奏议》。这些奏议显然抄录自清代宫廷,虽然它们是为了作为范例(思想的和文学的),而不是因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其重要性,但它们对于详细了解地方情况有着巨大价值。

    除非我们能够弄清楚官方文献背后的一整套非正规的关系,否则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将依然是浮浅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利用传记。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是标准的英文参考书,其中包括有文献参考目录。然而,恒慕义的著作内容仅限于主要官员和一些有影响的或德高望重的学者绅士。威尔金森著《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附有中文的清代名人索引。在传记书中,最有用的是钱仪吉编的《碑传集》和李桓编的《国朝耆献类徵》。后一部书的每一人的传记一般收有国史馆编的官方传记和来源于其它史料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传记。前一部书只包括私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和少量摘自方志的记述,都有出处。比起《国朝耆献类徵》来,《碑传集》往往对每一个人收有更多的记述。这两部书最好是合起来使用,虽然许多材料是重复的。《碑传集》完成于1826年,后来又编写了《续碑传集》(缪荃孙编)和《碑传集补》(闵尔昌编)。没有收在这些重要集子中的个人传记常常可见 于清史馆编的《清史列传》。这部书只对每个作传对象登一篇官方传记。对私人所写传记探本求源,除了可以与其他资料进行核对以外,还是了解友情和政治结合这些非正式结构的有用的初步线索。

    在所谓的野史或外史中,有着研究清代历史和政治的丰富的、基本上尚未被发掘使用的材料。下面列举的七部书是这类著作中最好的。由小横香室主人编的《清朝野史大观》,共十二卷,其中轶事引自一百一十多种资料(有些资料由编者在前言中列举)和编者本人的回忆,但均无出处。著名的多卷本著作《清稗类钞》(十二卷),徐珂编,分为九十二类,每类按年为序编成。此书内容已被编入佐伯富编《中国随笔杂著索引》中。裘匡庐(裘毓麟)编的《清代轶闻》,共分七类,如名人、宫闱琐谈、外交关系及太平军叛乱等,这些资料均无出处。编者提供了“几百部”参考书的一部分书目。欧阳绍熙所编《清谭》,分为宫廷事务、军事问题、外交关系、自然灾害和权贵等类。在有些情况下,编者给个别条目注明了资料来源。姚永朴编的《旧闻随笔》,对只提姓或字的人物注上了他们的名字。李岳瑞(李孟符)编的《春冰室野乘》则未予分类,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曾在其他资料(如上面提到的《清谭》)中出现过的著名轶事。

    在这类书中,最后一部分受到较多注意和尊重的资料是满人昭梿亲王的《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续录》是在1826年完成的,因此主要是对嘉庆年间的观察。他的观察是了解和珅年间和嘉庆初年的有价值的史料。这两本书的内容1954年已被编入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会出版的《中国随笔索引》中。

    第四章 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关于广州贸易史和鸦片战争史的文献材料是很丰富的。除了在对第五章的书目介绍中提到的原始资料外,还有一些加有注释的外交文献集,如蒋廷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本)、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年)》和郭斌佳的《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陶希圣的《列强侵略》(四卷本)由国民党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委员会出版,其中所收文章和回忆录是北京的论述鸦片战争的文集(齐思和编的《鸦片战争》)所没有的。

    比鸦片战争更早的中国和西方的外交关系,普里查德在其1936年出版的《英中关系的艰难岁月,1750—1800年》一书中作了部分论述,并阐明了欧洲人的观点。在费正清所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一书中的许多出色文章对中国的外交事务概念作出了更加新颖的评价;而费正清的杰作《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一书中的开头几章,对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作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评论。

    马士在其《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五卷本)一书中,几乎确凿有据地详细记述了十九世纪以前贸易的背景。格林堡在其《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一书中,对散商的“港脚贸易”作了精辟分析,此书是根据剑桥大学的查顿档案研究写成的。对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最优秀和最概括的研究著作是德米尼的权威著作《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共三卷,对开本)。

    有许多论述广州行商的有价值的著作。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法国汉学家考尔迭写的《广州行商》,载于《通报》。梁嘉彬根据中文材料写了一部内容非常广泛的著作《广东十三行考》,在1937年出版。后来,巴苏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为《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对1800—1840年加尔各答和广州的比较研究》,此文详细叙述了行商和其它商业团体(如印度商人、波士顿的私人商行和塞勒姆私人商行)之间的关系。张荣洋有一篇重要文章,题为《对1784—1834年中国贸易和财政的再评价》(载《商业史》杂志1965年1月号),此文也强调指出了这些贸易关系和广州贸易中私人汇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上述许多论著都着重叙述了鸦片对于散商和公司进行的对华贸易具有的重要性。欧文在《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鸦片政策》(1934年出版)一书中对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政策作了详细研究。三年后,科斯廷出版了他的《1833—1860年的英国与中国》,其中颇为谨慎地论述了鸦片问题。韦伯斯特爵士的《巴麦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两卷本)一书后来从英国自由派运动的观点考察了中国问题,因而强调的是英国的国内政治问题,而不是鸦片贸易对英国政府经济上的重要性。然而,上面提到的格林堡纠正了这个偏差。最后,研究鸦片问题的最有权威的著作是斯宾士的《清代吸食鸦片概况》,此文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张馨保的重要著作《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一书,详细考察了中国对鸦片贸易的反应。还有一本用中文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写的优秀传记,即林崇墉的《林则徐传》,其中相当详尽地叙述了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鸦片战争本身引起当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在西方,象奥赫特洛尼的《英国的对华战争》和伯纳德的《1840—1843年复仇女神号航行和服役记事》(均出版于1844年),都生动地描述了冲突情况。在这两部书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系列生动地描写鸦片战争的军事史书,首先是1946年出版的科利斯的《外国泥淖》,接着是1964年出版的贺尔特的《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最后是比钦的《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在这类英文著作中,写得最好的是费伊的《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一书,此书把军事史和对社会及政治的精辟分析结合了起来。

    也有战争参加者所写的中文回忆录。林则徐本人的《林文忠公全集》(两卷本)内有当时的日记以及给朋友的书信和呈给清帝的奏折。林则徐的顾问们也写了有关鸦片战争的历史,如梁廷楠的《夷氛记闻》,以及魏源《圣武记》中的部分章节;派克在1888年已将它们的一部分译成英文,书名为《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记述》。1851年,夏燮发表了他的《中西纪事》一书,此书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史作了更加全面的叙述,而且包括许多第一手材料。在先前提到的一些文献集子和阿英的《鸦片战争文学集》(两卷本)中还有当时其他一些记述,其中有些内容(包括林则徐日记)已被译成英文,收于韦利的既富于同情心而又引人入胜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一书中。

    蒋廷黻的几篇著作对于缔结《南京条约》的历次谈判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他用英文写的关于把同样的商业特权普遍给予西方各国的一篇文章(载《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1年10月)。这些谈判既是邓嗣禹的《张喜和南京条约》一书的主题,也是上述费正清论述贸易和外交那部著作的主题。最后,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家谢兴尧的几篇重要文章,讨论了鸦片战争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这些文章收录在他的《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中。鸦片战争与太平军叛乱起源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波多野善大论述太平天国的一篇文章(载日文《历史学研究》,1951年3月)和小韦克曼的《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一书的研究重点。

    第五章 条约制度的形成

    有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中国“开放”或者说外国入侵的资料,有着非常明显的渊源可查。首先是英国在入侵中国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在议会文件(即蓝皮书)中公布了英国一方的报道——如1840年的大蓝皮书和1859年的488页的蓝皮书; 这两本蓝皮书中的文件说明了英国的政策为何必须这样发展。了解才能得到谅解,从那时起人们已理解了英国的行动。只是到最近才出现对一些证据重新评价的研究作品,例如,提出1856年驻广州巴夏礼领事在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谎说亚罗号上挂有英国国旗之事(见第五章注42)。

    中文方面的可利用资料只是在1930年才开始出版,这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编的关于“筹办夷务”的专集,它自1836年道光时期经咸丰和同治时期至1874年止(见下面书目中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和斯威舍的《1844—1861年中美关系研究》一书中的记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1937年,从故宫文献馆中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外关系的文献(见费正清的《清代文献入门提要》中的目录)。1936年东京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共4,485卷),所以史学家们大出意外地能够得到迄今基本上还是保密的和体现了清政府主要意图的官员们的重要奏折和皇帝的谕旨。不错,有些宫廷起居注选编(象《东华录》以及一些重要官员奏议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就可以得到,但其数量还不足以促进这个方面的研究,那时许多研究者也没有根据蓝皮书的丰富内容去搜索伦敦档案局保存的材料。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中,中英双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献:伦敦档案局中有从中国带回的英国公使馆和领事馆的档案,有机密印制品(参见罗惠民的《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和最近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带回的中文档案(参见庞百腾著《对伦敦档案局所藏广东省档案的批判性指南》)。日本在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贡献,他连续公布了数卷在伦敦档案局发现的中文材料(见浦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中国方面,从1950年以来台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内容广泛的文献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54年出版齐思和编的六卷本 《鸦片战争》一书,它竭力用文件说明人民大众的心情和行动,以补充书中官方记载的不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阿英(钱杏邨的笔名)编的来源于民间的资料。

    条约口岸很早就开始产生了一批论述当时中国的文献,此传统一直持续不衰。第一个汉学权威是德庇时爵士,他原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后来为英国驻香港的全权公使和总督,1836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后来 1857年出了修订版,篇幅扩大到980页,仍为两卷本。那时,卫三畏的《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文化、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概述》(两卷本,1848年初版,1204页;1883年修订版,1611页)一书已超过了德庇时的著作。卫三畏的著作是这类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部。此书直接反映了1833年以来驻广州外国人的经验,特别是表达了早期传教士们的观点。这部书还利用了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月刊(编者为裨治文和卫三畏,从1832年办到1851年)。1845年在香港开始出版《中国差报》,1850年在上海出版《北华捷报》。所有这些报刊都刊载各种事件,同时也用来表达并保存了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看法。

    由于有了这些可利用的资料,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就是退休的中国海关监督马士(他在哈佛大学1874年得文学士学位,1924年得文学博士学位)。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于1910年出版,是“蓝皮书历史”的主要经典著作。马士有三十年当晚清官员的经验,这使得他对1834—1860年记载的论述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和(对他那个时代来说)难得的公正性。在日本,论述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已由东京大学坂野正高教授发表(参见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二十多个条目)。他的主要英文著作是《1858—1861年的中国与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当然,另外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脚注中列出。

    记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莱恩-普尔和迪金斯的热情洋溢的两卷本《巴夏礼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记述阿礼国爵士生平的两卷本《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驻华的英国人》。巴夏礼与阿礼国这两位书中人物现在应当受到重新评价。旅行记包括法国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胜的观察记《一次穿越中华帝国的旅行》(两卷本),以及英国植物学家福钧的观察记,他为印度获得茶种,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三次穿越中国内地各省旅行。两次鸦片战争使参战的外国人写下了许多回忆录。

    中国的观察家在当时也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这两部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作为世界地理出版的;最近伦纳德、米切尔和德雷克等人对它们进行了研究。已故的张馨保研究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著作已在上文提及。J.Y.黄则根据伦敦档案局的广东省档案研究了叶名琛大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总理衙门档案写了四十多种专著,主要涉及的是1860年以后的时期,但是吕实强和王尔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1860年以前。

    论述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参看卡迪的《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关于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见恩迪科特的《1841—1962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上海的早期历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总的来说,如果把整个有关中国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触的历史研究工作用出版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来衡量时,史学家们在这方面似乎处于发轫阶段。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860年以后的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于对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现在还没有发现用任何文字撰写的论述嘉庆和道光时期(1796—1850年)的重要著作。《历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已经提出了问题并表明了新的看法,我们期待众多的中国史学家们能做出成绩来。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由于基本资料既缺乏,又流失于全世界,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有专攻太平军叛乱的史学。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在他的带动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根据从外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新发现的许多中文资料,开始开发这个领域。在西方,1927年黑尔突破了前此从通商口岸的角度观察这次叛乱的观点;他的《曾国藩和太平军叛乱》一书通过利用曾国藩全集的资料扎扎实实地用中国人的观点来考察常胜军。自那时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资料集和研究著作,要了解它的概貌和广度,最好去查阅邓嗣禹所编的优秀的批判性书目——《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此书对东亚文字和西方文字所写的资料及专著都进行了评述。

    研究人员还有必要参考张秀民等编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它以拥有各省的资料见长。关于地方志中的重要材料(这是了解叛乱对地方社会所起影响的唯一途径),可参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所附的374篇书目。

    自从邓嗣禹的书目出版以来,大量重要著作问世。其中论述这次运动的最优秀的英文著作是迈克尔和张仲礼的《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一卷是精心研究的叙事史。第二、三卷是篇幅庞大的新译太平天国文献集,其范围从主要的典籍直到片断的昙花一现的事件。除了内容广泛的东亚和西方文字写的书目外,这三卷书中的评点性注释使它成为认真研究太平天国者的必备之书。

    自邓嗣禹的书目问世以后,又出版了一部大部头资料集,这是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根据从各省地方图书馆周密搜寻得来的资料编成的(显然由罗尔纲指导进行)。发现了许多罕见的或未曾公布的资料,由于收集的全部资料分量过大,不能完全发表,所以出了六卷选集,即《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还发表了一部点燃太平天国叛乱的宗教小册子的复制本,即梁阿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一份人们经常讨论但却很少读过的罕见文献。

    晚近另一些著作中有王尔敏研究李鸿章淮军的《淮军志》;邓嗣禹的《太平军叛乱和西方列强》,此书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书名的范围,也论及这次运动的许多附带事件,包括另外一些叛乱在内;而简又文的有长期价值的著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已有英文节本。其他一些可使用的资料另见第六章的脚注。

    第七章 1800—1862年的中俄关系

    已出版的有关十九世纪中俄关系的书籍,着重研究的是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对于中俄贸易,特别是新疆的中俄贸易。以及对固勒扎条约背景的研究则很不够,苏联著作主要是试图开脱它侵占清朝领土的罪责。中国著作则针锋相对地予以谴责。甚至对这个题目,持任何一方观点的人都没有发表过分析深刻的论著。我们期待着全面了解俄国政府内部关于黑龙江问题的意见和穆拉维约夫按照官方训令行事的程度。我们还希望了解北京怎么会容忍事态发展到让俄国侵吞领土的地步,清政府对满洲东北部的了解或关注的程度有多大,以及丧失领土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反应。(政府对此是如何解释的?谁关心过此事?)

    对英语读者来说,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是研究整个中俄关系的最好著作。对1858—1860年间的谈判论述最充分的是奎斯特德的《1857—1860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徐中约的《中国进入国际家庭》一书也很有价值。更早一些时候论述俄国合并黑龙江的优秀著作是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论述十九世纪的中俄关系而以十八世纪为背景的有法乌斯特的《1727—1805年俄国对华贸易及其背景》。

    苏联的最重要著作是斯拉德科夫斯基的《1917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和纳罗契尼茨基的《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仍旧是研究俄国在黑龙江活动的必要资料。对于研究总的俄国对外政策来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是一大贡献。《俄国东方学史概论》丛书,提供了关于俄国汉学、蒙古学及有关学科的发展的有见识的资料。

    中国关于1800—1862年中俄关系的学术成绩粲然可观,但是大半都着重谈领土丧失问题,而且对俄国扩张行为的评论过分简单。对俄国行为的大部分论述无非反映了他们的认识,即俄国人需要一个不冻港口,以及他们在中近东受到了挫折;例如,陈登元的《中俄关系述略》和曾志陵的《中东路交涉史》即是如此。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一书对中俄关系有较深刻的认识,它还使用了俄文材料。

    最好的一本书是赵中孚的出色的研究著作《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

    关于包括蒙古和新疆边界在内的整个中俄领土问题,研究最全面的是程发轫的《中俄国界图考》(1970年增订版)。此书由于为清帝国提出过分要求,对清朝的藩属的涵义作了误解,从而损害了它自己的论据。此书和第二十页相对的那张地图颇引人瞩目,它把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尼泊尔、不丹和缅甸都划入清朝版图。虽然如此,但此书资料丰富,如果审慎地使用,还是有所帮助的。在《中俄交界详图》一书中可以看到极其出色但尚欠细致的地图。

    上述赵中孚、克拉布、奎斯特德、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以及徐中约的《伊犁危机》中,都附有不同文字的参考书目,包括一些日文著作。主要的原始文献汇集有《清代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四国新档》(第三卷)。

    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已见上文,兹不赘)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研究清朝中兴,在书目和概念方面仍然要以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一书作为起点。至少对同治时期(1862—1874年)来说,芮玛丽不仅仅钻研了《大清历朝实录》,而且还钻研了许多呈给皇帝的奏折汇编,更不用说许许多多次要的中文著作了。但是清代文献性质是如此芜杂,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致一部描述有清一代的全面著作不可避免地会遗漏某些资料。此书较为重要的遗漏是现已发表的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的机密通信;另一些重要遗漏是已公布的地方大员的“批牍”部分,包括象曾国藩、胡林翼等督抚对地方官(府县官员和地方统领)的呈文的“批答”。根据留存的江苏巡抚1868—1870年文件中内容广泛的“批牍”,奥斯科在1975年后期完成了《丁日昌在同治中兴时期的江苏》这篇优秀的耶鲁大学博士论文;此文研究了芮玛丽所研究的一个课题,即衙门胥吏的行为方式末起变化,他们仍在收税和处理诉讼方面起重要作用。

    自从《同治中兴》发表以来,北京史学家公布了他们的文献汇集,其中有些文件选自未转移到台北的故宫档案和军机处档案。(虽然清代历朝的大部分极珍贵的文献现在在台北,但是同治时期的大批文件仍留在北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经系统出版它所保管的总理衙门档案。许多官员和学者的集子目前已在台湾重印,迄今尚不易得到的许多地方志也在台湾印行。虽然芮玛丽未见过的资料中只有一部分现在得到了研究,但所做的新探讨已足以引起争论和提出对这一时期的新观点。

    迈克尔在他给斯佩克脱的《李鸿章和淮军》一书所作的导言中论证说:“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治中兴’,因为地方政权一旦建立,就得继续下去”。但是芮玛丽在评论斯佩克脱的这本书时(载《亚洲研究杂志》1966年2月号)指出:斯佩克脱先生本人好象在书中半途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在书中第171页上声称,地方利益和帝国有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李鸿章身上(更不要说曾国藩)也许部分地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他行使的中央职能和地方职能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此后的论著有李国祁(论刘坤一在江西)、阿谢德(论1875年之后的几任四川总督)和贝斯(论1884—1889年期间张之洞在广东)等人的文章,已经证实了芮玛丽有关中央继续拥有大权的论点。晚清督抚们的所作所为与清初的“三藩”很不一样。皇帝在十九世纪后期任免官吏的权力,象鸦片战争前的年代一样,事实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魏秀梅的统计学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表明,整个光绪年间98.6%的巡抚和82.4%的总督在一省供职均不超过六年。

    论述督抚以下人事政策问题的专著有两部,它们都强调同治时期官员们日益使用“幕友”的重要性,这就是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和波特的《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弗尔索姆使用“幕府”一词来概括全部朝廷许可的和半正式的办事处局(象厘金局、制造局、甚至勇营),从而把“幕府”这个特定的词变成了一个隐喻。但是象斯佩克脱一样,弗尔索姆也指出象曾国藩等高级官员和被他们引进半正式的政府处局的那些人之间的私人感情具有重要意义。但波特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有这种“儒家”式的关系,但湘军及其许多所属单位很重视专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在曾国藩这位钦命统帅的推动下,内战的危机迫使清廷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行政合理化的改革,这个行动足以促使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强运动”发展起来。这两部书使我们目前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认识大为增加,尽管象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些人物的经历仍然有待于充分地评价。

    芮玛丽关于清代中兴的论点遇到了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敌人》)和波拉切克(《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的最强烈的挑战。库恩的卓越的研究著作,不仅阐明了规模甚小的地方防卫力量在与太平军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指出了在1864年后地方名流在县以下的地方可能加强了治安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权力。这个重要假设必然会促进学者去探讨光绪时期的浩瀚的史料,以研究各省的帝国新型军队在面临动乱时的部署和官员们试图恢复“团练”的经验,例如在1891年长江流域普遍发生反基督教骚乱时期的这类情况就应该研究。

    波拉切克甚至更加确信,清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胜利,只是导致绅士势力超过官僚(包括基层官僚在内)。此外,他对甚至战后恢复时期实行的儒家经世之道的吏治也有怀疑。他从一篇研究农村佃户困境的优秀著作《租核》中得到了重要论据,此书是陶煦在1876和1884年间写成的;陶煦是江苏的一个文人,他批评冯桂芬只是半心半意地支持减租,虽然后者1863年在江苏东部为减赋作了很大努力。(《租核》一书首次发表于1895年,1927年由其子重印,后被铃木智夫复印而成为他1967年的一篇文章的附录)。这份有价值的史料连同村松祐次所编的论述江南地主租栈业的一本论文集(1970年)一起,现在值得引起研究同治时期学者们的注意,也应引起研究儒家经世之道的所有学者的注意。因为我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接受,要么以某种形式修正波拉切克的这个论点:佃户的人数在中国许多地区比勉强能自给的农村小土地所有主人数更多,从他们的立场来看,即使绅士和官吏中最想改革的人实际上也是虚伪而贪婪的,因为这些人并不关心众多老百姓的疾苦。

    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要研究被称之为“自强”(或称之为“洋务”)运动的政策和方略,奏议和谕旨仍然是基本史料。可是,虽然我们从八卷本的文献汇编《洋务运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能看到一些情况,但在为一些官员身后出版的文集中所收的半私人信件也能透露出更多的内情。这部八卷本的汇编还有另外四类:(1)杂文,例如从薛福成或郑观应谈改革问题的文章中抽出的章节;(2)杂记,例如在王韬的几篇上海随笔中抽出的关于江南制造局的简述;(3)传记,象官僚买办徐润的自传;(4)日记,如翁同龢(清帝的老师,在京畿追求权势)的极其有价值的日记,它们对了解直到1898年年中为止的北京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总理衙门制定政策的问题,特别反映在两位通商大臣和其他以督抚为一方同总理衙门为另一方的来往文件(附有下属官员的文件)中。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利用九卷精装本或者十七卷平装本的《海防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进行研究。这部资料集有时收有总署大臣们坦率直陈的半私人信件,可以用来和督抚们的私人信件(如李鸿章给丁日昌的信)相对照,进而推断他们向清帝上疏时的动机。《海防档》中涉及实施各种不同革新计划的材料,可以和中国及西方的个人或报刊上的记述合起来读:例如,包耳格所著马格里的传记中保存的马氏的信件,或者在《北华捷报》或《申报》上发表的有关机器制造局和学校的报道,均可读。

    关于西方报刊的资料,可参看弗兰克·金和克拉克合编的《1822—1911年中国沿海报纸研究指南》。关于赫德及其下属海 关税务司的作用,可见费正清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涉及中国外交关系的几部分海关档案,都已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出版,书名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北京的几个历史学家(如邵循正)为了研究“自强运动”,使用过这些档案中的一些资料。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840—1895年)是一部很出色的综合性资料,它把有关资料都收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他为此书所翻译的西文材料),可惜它不大使用档案材料和清代官员的通信。

    因为我们在第十章仅仅阐述“自强运动”的一个方面,即主要为“军事”目的而去寻求西方技术的方面。所以下面提到的只是有关这个缩小了的论题的重要著作。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老一辈史学家主张“自强运动”是出于爱国主义,例如蒋廷黻关于“中国与欧洲的扩张”的主旨即是如此。但甚至蒋博士和与他具有同样思想的学者们对李鸿章也并不宽恕,认为他有所谓的贪污行为,特别是认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失败负有责任。牟安世的内容广博的著作《洋务运动》则把“洋务运动”放入了毛主义的史学框框,认为它是“封建官僚”向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被看作是旨在镇压国内起义,是盗窃国库的手段。此外,由于容许赫德干预中国事务及助长经济帝国主义(特别是西方军火商的操纵)和文化帝国主义(包括教会的宣扬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出版物),象李鸿章这样的人就被视为卖国贼了。(北京史学家研究“洋务运动”的文章有三十三篇,书有十部,请看林要三1966年发表的一篇史学论文)。K.H.金在《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一书中指出,许多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论述这次运动了。

    日本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市古宙三在他196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认为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清朝衰亡时期是致 力于保护“绅士地方利益”的保守势力。尽管如此,市古还是相信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关心公职的,虽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更重要的政治实体仍然是天朝,而不是民族-国家。波多野善大在他论述李鸿章的文章(1961年)中,同样相信这个政治家不断进行“军事”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反对日本对清朝属国朝鲜的侵略。美国史学家们也把李鸿章的改革动机当作一个争论的问题。斯佩克脱在《李鸿章和淮军》一书中说:“当李鸿章谈论自强时,他所讨论的是一般原则;当他投身于自强运动时,他是在加强他本人的势力”(第153页)。但是弗尔索姆认为,李鸿章虽然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个人权力,但同时必须把他看成一位爱国者。弗尔索姆认为,李鸿章甚至用私人财富去争取北京的支持,也用这些财富来供养不在正式文官或绿营军编制中的大批部属。(这个假设现在已被李鸿章给潘鼎新的机密信件中的话所证实;这些信件是在上海发现的,已于1960年公布)。由此弗尔索姆先生得出结论说:“曾国藩在权力面前退缩,李鸿章则是伸手要权力;曾国藩力求保卫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力图保全中国”(《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190页)。

    此后一些著作研究了与李鸿章有共同观点的另外几个官员,认为“儒家爱国主义”之说并非谬论。吕实强1972年论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专著指出,自从1864年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以来,他就致力于实现一个广义的“自强运动”,使它甚至包括国内的行政改革。王家俭1973年论述文祥的文章,也同样证明这位清朝大臣确信(这信念形成于1864—1866年),学习造轮船甚至建设铁路,是复兴中国之所需。“儒家的爱国主义”概念在庞百腾l973年论述沈葆桢拆毁最初由外国商人在违反条约规定情况下修建的吴淞铁路的文章中被详加发挥。

    为什么“自强运动”所办的事业那么少,而往往又被批准得那样慢呢?为什么已兴办的项目没有办得差强人意一些呢?“毛病出在何处”?托马斯·肯尼迪的一篇史学史文章《根据最近著作试析自强运动》(载《清史问题》1974年11月号)从这个角度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行了再考察;此文特别提及李国祁、吕实强和王尔敏的著作。此外,肯尼迪还指出了学者们中间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超出了自强运动的成败问题的范围,而去研究“自强运动时期各种演变和发展倾向,力图把这些倾向和后来二十世纪的发展联系起来”。

    自强运动举办的事业没有实效,而且所做之事甚少,这仍然是历史事实,并且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可耻地失败,这些事实在维新和革命声中就显得更突出了。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吸取西方力量的秘密为什么出师就不利,下述著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1)论慈禧朝廷中派系政争的有吴相湘的书(1961年)、伊斯特门的文章(1965年)以及李宗桐和刘凤翰所写的李鸿藻传记(1969年);(2)论造船厂和制造局的有张玉法的文章(1971年)和托马斯·肯尼迪的两篇文章(1971与1974年);(3)论水师和陆军训练计划无效能的有罗林森的书(1967年)、王尔敏的《淮军志》(1967年)中的有关章节,以及史密斯在《近代亚洲研究》(1976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4)论负责沿海防务而对西方革新持漠然态度的地方官的有李国祁论刘坤一的第二篇文章(1975年);(5)论为引进科学技术而开办培训学校的,有毕乃德的权威性专著(1961年)以及贝奈特关于傅兰雅传记性文献书目的研究著作(1967年)。(关于“自强运动”之经济问题的著述,见本书下一卷的书目介绍)。

    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论述十九世纪在中国的基督教布道会的书籍数量很多。可是,这类著作的绝大部分是传教士们自己写的,所以不难理解,其总的观点就是传教士们所持的观点。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使用中文资料,并从中国史的角度认真考察基督教的传教会。这一节书目介绍的主旨在于评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

    就用英、法和德文写的主要书目和研究指南来说,最合适的工作起点是参看卢茨所编《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一书中有注释的“对辅助读物的几点意见”。此书未收录两篇有价值的作品,一本是马钱特编的《英伦三岛派往中国的新教差会档案与记事索引,1796—1914年》,另一本是怀利编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纪念华人的回忆录:附他们的出版物与讣告一览》。怀利的著作收录了新教在清帝国最初六十年活动时期传教士的中、西文出版物,并对之作了概述。论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间三百多起冲突(教案)的中文文献全部收在吴盛德和陈增辉合编的《教案史料编目》一书中。

    尽管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从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它仍是全面概述传教事业的最出色的西文著作。赖德烈是从写传教史这一有利地位出发来探讨他的论题,他没有使用中文资料。此外,他的新教的偏见也表现在许多地方。虽然如此,他的论述有充分的史料根据。而且总的来看是非常客观的,有一部规模类似的日文著作(虽然仅以清朝为限)为佐伯好郎的《清朝基督教研究》。长期以来,人们期望中国方面能写出一部综述基督教传教事业的著作来。

    由非当事人对十九世纪中国的新、旧教传教运动进行的认真研究,现在刚处于开始阶段。魏景星的《1842—1856年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一书,探讨了整个条约时期,并且广泛使用了中国官方文献以及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的档案。有两篇短的著作对新教传教主张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这就是米勒的《目的和手段:传教士在十九世纪中国为武力作的辩解》(载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和福赛思的《驻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团体,1895—1905年》。近年来对新教事业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一些著名传教士的生活和经历。这方面的几个例子可参看《中国论文集》。大部头的研究著作有古利克的《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以及小海亚特的《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

    新教与传教士对太平军叛乱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重大兴趣,特别在西方史学家们中间是这样。这方面的开山著作是博德曼的《基督教对太平军叛乱的思想影响》。中国学者们所写少数几部着重论述基督教作用的著作中,有一部是简又文的权威作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2和第3卷中,载有太平天国时期基督教史料的英译文。

    近些年来,对于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起的破坏作用展开了广泛研究。最先论述十九世纪后半叶主要“教案”的是王文杰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探讨反基督教思想的有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和李恩涵的《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台北《清华学报》,1967年12月号)。

    总理衙门关于1860—1871年间教案的档案,已分作两辑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每辑有三大卷。总共有3209件文件,按省份排列。可参看张贵永等编《教务教案档》。关于同治时期教案(包括1870年天津教案)的论述,见以下三部书: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1860-1870年》、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和费正清的《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57年第20卷)。卡尔森在他的《1847—1880年的福州传教士》一书中考察了福州地区中国人和传教士之间的摩擦。有许多对个别事件的出色研究之作见《中国论文集》。韦尔利的《1891—1900年的英国、中国和反教骚乱》、矢泽利彦的《长江流域教案的考察》(载《近代中国研究》,1958年第1期)及其《长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1960年第4期),都对1891年长江流域的骚乱作了考察。关于共产党人对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反基督教运动的看法,可见李时岳的《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反洋教运动》(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要知道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教徒的角度对基督教作出的有趣的观察,可见贝奈特和刘广京的《中国谚语中的基督教:1868—1870年时期林乐知和早期的〈教会新报〉》(载费正清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

    基督教传教运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很受注意,但很少研究。关于以医学、教育和救荒为重点的简要介绍和分析,见小海亚特的《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 1877—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此文载《中国论文集》1963年第17期,转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博尔的《作为救灾官员和国家改革倡导者的李提摩太》一书,对李提摩太的救济饥荒和预防饥荒措施作了研究。

    格雷格的《中国与新教的教育自治》一书,对基督教在教育领域中的活动作了概述。卢茨的《中国与基督教所办书院一百年》一书,对晚清的基督教高等院校作了全面评述。

    许多著作谈到了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贡献,其中最有用的仍然是王吉民和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第二版)。基督教传教士的戒(鸦片)烟活动常常是和教会医院联合进行的,探讨这个问题的书有贝蒂的《新教传教活动与中国的鸦片》(载《中国论文集》 1969年, 22A)。斯宾士在《1830—1910年美国的传教活动》一文(收于鲍尔斯等编的《中国的医学和社会》)中提出,研究传教士在医学方面的活动可以加深对晚清社会内部动态的了解。

    关于新教参与非宗教性出版工作和它在之方面影响的有两篇文章,即巴尼特的《长老会传教士和在华的教会出版事业》(载《长老会历史杂志》 1971年冬季号,第49卷4期)和《新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载《近代亚洲研究》1972年4月号)。贝奈特的《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十九世纪的中国》一书,探讨了傅兰雅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所起的促进作用。

    研究1890年前入基督教的中国改革家的著作,有科恩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改革家》(载费正清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最先研究新教传教士著作(尤其是《万国公报》)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改革运动之影响的作品,有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陈启云的《梁启超所受的“教会教育”》(载《中国论文集》 1962年16期),研究了传教士对一位改革领袖所起影响。

    共产党人在评价传教士对晚清改革运动之影响时,强调文化帝国主义这一主题,丁则良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一书即其一例。

    ——摘自《剑桥中国晚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