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 李辉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前些年,李辉翻译了彼得·兰德著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这本书启发了他的思路,着手研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一本新书:《在历史现场》,副题是“换一个角度的叙述”。不久前他出版的《封面中国》又进了一步,书中谈的是外国媒体对中国每日每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报道。

    这本书的构思很别致。书名《封面中国》中的“封面”,特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时代》周刊往往用跟它那一期报道内容相关人物的图像来作封面。先后在封面上出现的中国人有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他们在当时,都是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后来又都成了历史人物了。担任过《时代》周刊执行主编的盖恩斯,曾经这样概括地说过该刊创办人卢斯和哈顿的一个重要的见解:“由个人而认识历史力量乃最佳途径。”事实也真是这样。就说以《史记》开例的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不就是通过个人的活动来展示历史的进程吗?

    这本书的副题是“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李辉就是以这一段历史为线索,介绍了《时代》周刊的相关内容。其中颇有一些极有意味的历史细节,是在通常粗线条的史籍中看不到的。而这些外国报刊上的材料,就有了一种独特的史料价值。

    这里摘引几个例子。

    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英国政府即宣布派兵来中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时代》(2月7日)这样报道了这事在中国引起的反应:

    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当然电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中国北方,目前以和外国人友好而著称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正是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所要打击的对象。可是在面对外国入侵者的时候,却是一致对外的了。《时代》周刊的这一报道,有助于人们对当年混战中的军阀的认识。

    《时代》周刊有一条谈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报道(1936年1月24日),它说:“日本人很久以来就相信,中国共产党在穿越七个省的大撤退过程中,是在‘给蒋的军队带路’,这肯定是根据莫斯科和南京之间的秘密协定在行事。”去年或者前年出版的一本英文畅销书也持这一说法,认为莫斯科和南京之间存在某种相关的协定。我觉得此说可疑之点不少。在得到档案材料证实之前只能聊备一说。至于说“给蒋的军队带路”,也就是说蒋军用追击红军的名义进入地方实力派的地盘,像何键的湖南,陈济棠的广东,李白的广西,王家烈的贵州、刘湘的四川等等等等,如果不借这个大题目,“中央军”是不好随便进去的。据说是政学系的杨永泰向蒋提议了这个只追不堵的高招。从事后的结果看,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记得唐德刚在一本什么书里也是这样谈论长征的。

    在以抗日名将陈诚的头像为封面的这一期《时代》周刊(1941年6月16日)中,热情赞颂了正在艰苦作战的中国军队的官兵,它说:

    在将近四年的战斗历程中,这些年轻军官已经熟练掌握了野战技巧——悄然无声地撤退,出其不意地集中埋伏,仅靠野菜生存,尽管缺乏军火,但他们仍然懂得何时使用,如何使用它们。

    中国军队除勇敢外还有一点:忍耐。当食物匮乏时,他们每天哪怕只有一磅大米——这一数量仅仅只够维持生存——也能坚持数月。整个冬天,他们一直穿着薄薄的棉军装抵御寒冷,绝大多数人没有鞋子,但也能于情况紧急时每日行军四十英里。他们每个月的报酬只有65美分,其中几乎一半要支付出来。另外,他们还得忍耐失败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

    紧接在这段引文之后,本书作者满怀激情地写道:这篇报道,“读来荡气回肠,它无疑是对几年来为国捐躯、为国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们的礼赞与讴歌,对中华民族而言,他们是永远的英雄!读当年的这些报道,我看到了久被忽略和淡忘的历史一角,重新触摸到一个群体在战争烽火中跳跃的生命。这是烽火中的传奇,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命,理应融入几千年的历史之中,让后人感怀,让后人景仰。”作者是被这些“永远的英雄”深深感动了。

    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到好些重要的历史画面,例如河南的饥荒,延安的情况,在1944年11月13日的《时代》周刊上还提到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些在我的这篇短文里就不可能详加摘引了。

    从书中一些段落里可以看出作者历史的眼光。例如在写到蒋介石跟史迪威关系的时候,在蒋的强烈要求之下,罗斯福召回了史迪威。“在与史迪威的个人较量中,蒋介石赢了。”接着作者指出:“可是,从未来发展角度看,蒋介石又未必是真正的赢家。”我以为,在作者所写的那一大段分析之外,是不是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一来就得罪了罗斯福(这还不要紧,他几个月之后就死掉了)和马歇尔(这可颇有关系,后来他曾有一段时间甚深地介入了中国事务)。战后美国的态度,对于蒋介石在内战中的失败是大有关系的。

    关于日本的投降,书中说:“然而,即便承认战败,裕仁天皇也是以相当含混朦胧的表述,而且诏书中没有使用‘投降’一词,反而依然强调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自存与自卫’,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则根本没有提及。”

    对此,书中作了很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作者联系到了六十年后的今天,他指出:

    不难看出,如今依然困扰远东的诸多问题绝非天外来客,日本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表述修订,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今日现象与历史自有关联,早在当年日本战败之时的乞降细节中就有迹可寻了。只不过,当时的中国无暇顾及也无力改变;后来的中国,则因时局和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而改变了矛头所指。相关的历史陈迹,仿佛随着时光消逝而渐行渐远。谁能想到,有一天,它们又将重新浮出水面,再度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国际关系难解的死结。人们此时才发现,一切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样,他就把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考统一了起来。

    在本书的后记里,作者说,“我非史学家”。这表明他在用一种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到柳条湖的铁路边去凭吊当年引发“九·一八事变”的爆破现场;他到卢沟桥凭吊“七七事变”发生的现场,在宛平老城的城墙上细看那多处的弹孔,那个历史性的夜晚留下的痕迹;到了柏林,还要到远郊去看看威廉皇太子的塞西林,这里曾经是举行波茨坦会议的会场……当年太史公,为了著作他那不朽的《史记》,不也是到处奔波,凭吊历史现场,访求遗献的么。李辉是人民日报的名记者。新闻记者和史学家本来有相同的基因。记者写的,是此刻发生的新闻,到了后世,就是历史资料了。在二十世纪,留下了重要历史著作的,像梁启超、王芸生、黎澍、李锐,就都有个当记者的经历。当李辉有了更多更好的著作之时,他当然也不愧是记者出身的史学家了。

    文章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