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帝国》美芮乐伟·韩森著 梁侃 邹劲风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28.00元
公元1600年,即明万历二十八年,是耶稣会士首次来华之年。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从西方学者的视角,以这个特殊的年份为界,认为在此之前的中国是“开放”的,以此别出心裁地构建中国历史。她把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构建中国(公元前1200~200年),即自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至东汉结束。这是帝国的构建时期。第二阶段,面向西方(200~1000年),三国至唐末。这个时期主要是佛教影响中国的时期。第三阶段,面向北方(1000~1600年),宋、辽、金、元、明。这个时期主要是北方民族影响中国文明的时期。第一阶段,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诸多部族互相交流融合,经过秦汉,古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基本形成;第二阶段,中华文明吸收西来的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充分融合,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阶段,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经过长时期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交流,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作者通过这样的架构,明确地印证了本书的主题——开放。
无论是从“开放”的语文意义还是其现代化语境中的意义来说,作者在本书中对中国历史的定义应该是准确的,其对中国历史的建构也不乏新意。在前工业文明时代,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中华文明,其突出特点是包容性,亦即开放性。中华民族就是由众多部族、民族长时间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中华文化也是融合中华各族以及外来文明而形成的。正因如此,中华帝国是文明古国中唯一未绝其绪的。中华文明不断吸收各种文明,因而保持了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把“开放”的帝国的年份定在1600年前,这个年份比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即1840年早了近两个半世纪。显然,作者眼中的“开放”是基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异质文明的冲突而言的。耶稣会士来华,标志着异质的西方文明开始东渐,从此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发生冲突。表面上看来,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对早期西来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并不排斥,对早期的耶稣会士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汤若望、南怀明等都有个汉化的名字,他们在朝廷做官,与中国的士大夫保持着良好的交往,似乎还保持着传统的“开放”性。但这些只是表明“泱泱”帝国的表面上的气度而已,在礼仪之争(文化)、通商之争(经济)等方面清楚表明再也不能保持“开放”了,于是走向封闭。
本书是作者根据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的讲稿改写而成,作者在本书中所采取的书写中国历史的方法,除了沿袭学界公认的一般认识之外,重在使用考古资料以及文学、艺术的资料,并尽可能关注和揭示中国古代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形象反映了西方教学活动中认识中国历史的视角。
文章来源: 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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