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学者彭慕兰的书,现今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书名一度被简称为《大分岔》,最后被定格为《大分流》,全译名应是:《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该书中译本出版之前,已经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前后足有二年的时间。其间既有译者的热情推介,也有西方学者不同反应和争议的转译(突出是黄与彭的争辩,《历史研究》先后刊出),以及中方的各种即时反响(包括译者第二次带批评性的反应)。上海史学会为打破沉默,也举行过一次小型的学术交流会。总体上说,宣传与评论的声势远逊于《白银资本》,但参与评论的人都比较专业,史学界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奇怪的是,在经过漫长的心理等待后,译本终于问世,新的讨论文章却迟迟未见。有朋友问我:何以会产生这种事后莫名的沉寂?其实这在电影大片的事前炒作中早就领受过,说怪不怪。

    据我了解,买书的人不少,读完全书的却不多。作者跳跃于欧亚之间、纵横捭阖的论析方法,大量的概念辩驳和繁复的数据运算,还时不时插入批判别人的话语段落,使叙述变得时断时续,极不明快,甚至有点晦涩和别扭。对于不熟悉中外经济史的朋友,更有许多专业方面的障碍。读完它,真得有足够的耐心,必须经历反复拿起-放下、再拿起-再放下的那种阅读痛苦。

    我们常常说“西学东渐”,可实际上却往往是西学东变。这是不是异质文化传播与解读中不可避免的潜规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年严复介绍进化论,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西人论证的依据和辨析的思维方法,却永远记住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淘”八个字。现在,中国史方面的一些学者对弗兰克和彭慕兰的了解,也有类似情况。他们中有些人实际并没有耐心读完全书,印象最深刻的仍然是当初推荐者强烈的广告语,那就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具体言之,即是欧洲在现代化方面的先进并非是必然的;在19世纪之前,中国、至少是中国的江南,要比欧洲(包括西欧)先进。那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在东方,在中国。由此发挥,已经有学者发现:从明朝中期(16世纪70年代)起,中国已经开始融入全球化的世界,驱动了自身内在的近代化进程。

    尽管福柯曾经尖锐地揭露过“话语霸权”,然而当今世界越来越像是一架社会化大生产“话语”的机器,时不时有“大话西游”幽默的活现。“每一个人都在说,但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变得不再重要。对话已不可能,更不可能达成普遍的共识。”此时,谁不会生产新的“话语”,就如同不会使用手机发短信息、不会在公众场合说几句别国语言一样,必得感到自惭形秽。

    没有疑问,知识分子必须不断地进行知识生产,因为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衣食之源。有人已经敏感到,从上世纪的90年代起,我们的学界突然转入对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极大热情之中。“东方学”、“后殖民”、“第三世界批评”、“中国中心说”变得非常时髦。现在需要拷问的是:在中国,这种新知识生产的追随是在什么背景下兴起的?在这种风潮的背后,心理的动机是什么?更为紧要的,它是不是有意无意地要想遮蔽什么、转移什么?在知识市场混乱的“全球化”吆喝中,我们还要不要保持一份特有的学者良知,特别是对当下的社会关怀?

    其实,与其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看作是一种知识革命(“范式革命”),毋宁如实地坦认,它是西方品牌的“更新换代”。就以《大分流》而言,用以解析的概念和方法,无一不是西方经济学用得烂熟的那一套,例如人均国民总产出、人均国民总收入、劳动日平均产出与日工资的平均收益比,对货币的崇拜、对GDP和市场率的崇拜,直至对人口增长的恐惧等等,等等。流露出的仍然是旁观者或审美者的优越心态。这些不都是从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生产出来的知识体系么?事实上,西人所谓摧毁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如同我们“五四”打倒“孔家店”一样,都是心理夸张的一种虚拟,也是不敢直面历史的一种软弱。请问谁有能力消灭存在过的历史真实,抹掉已经留下深深印痕的历史运行轨迹?

    不说中国17-18世纪的史料有没有条件运用这套西方的经济学分析手段;凭生活的经验就明白,它们离开中国传统的农业生活实际有多远。请再读读李悝和晁错的文章吧,那才是贴心贴肉的中国本土农民经济学!终岁劳碌、朝夕无休的江南农民,怎么去计算每个劳动力的工作日和所谓平均工资报酬?计算一家一户大概的总体收入和总体支出,才是实在的,可理解的。人民公社是计算每个人的工分的,可又是农业效率最低下的时期。因为他们在劳动中和劳动后固然享受到了余暇(即出工不出力和无余事可做)的权利,同时也损失了他们本可从事“十边地”和各类“兼业”的生产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运用“平均收入”的概念,一开始就是由遮蔽收入严重不均的“富有者”创造的概念。一位作者写过《GDP先生的自述》,称:我不衡量贫富,不衡量分配,不衡量公正,更不衡量制度的好坏……我设下的本是一系列的数字陷阱,因此官员们喜欢我。说得多透彻!

    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此其一。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斯密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而据我所知,黄宗智倒并非如此,他至少还关心人口大国的中国有独特地依靠类似“乡村企业”、“小城镇”走出“过密化”困境的可能,注意到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我多次说过治史者的心境对史学创作的影响。在我,对彭慕兰的心境究竟如何,说实在并无多大兴趣;在意的倒是我同胞、同事的心境变化。几个月前忽有所感,同是秋天,有人享受的是满山红枫那种火一样灿烂的愉悦,有人感触到的却是秋风秋雨的愁煞,风卷残叶的悲凉。不同处境、不同心情的人,恐怕是难有共同的语言。晚明、前清的经济,有人眼里看到的是花团锦簇、“东京梦华”,可我怎么看,都是鲜艳无比的泡沫,经不起风吹雨打。否则,将何以理解甲申之变、甲午之败呢?

    还是回到彭慕兰的书。该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由此,我对同行忽视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解。因为,我们过去的生活经历和现在的生活经历,按理都很难接受弗兰克、彭慕兰的这种新生产的“社会发展理论”。

    到这里,我开初提出的疑问,有点显山露水的味道了。似乎像是彭慕兰他们给了我们叛逆“欧洲中心”的勇气,实际上我们仍然深深地陷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泥潭里,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烧饼从烤焦的一面转到了芝麻喷香的一面,而美食家审味的尺度,仍然是把中国烧饼与西方面包相比。这种认识角度的转变,之所以受到欢迎,不能否认是“与西方接轨”的心理需求在起作用。但这些都还不重要,或者说,并没有太大的批评必要。特别紧要的是,在“中国-西方”对立模式向另一端倾斜时,在中国史方面,想要高扬的是民族自尊心的虚幻夸张,丢失的却是对本民族历史背后政治腐败和贫富对峙的切肤之痛,将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有意无意地搁置起来。是什么促使这种心境变化的产生和滋长?这就需要我们对自己目下地位的改变好好反思了。

    文汇报 2004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