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和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撰写的《意大利与中国》中译本的问世(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版),为我们展现了这相距遥远的东西文明古国间二千余年交往历史的画卷。其中,既生动地勾勒了15世纪前东方文明处于强势地位时,彼此间最初的接触和朦胧的印象,丝绸贸易的兴盛,及意大利商人、传教士与使节络绎往返于蒙古帝国的情景。亦如实地描绘了16至18世纪当东西方文明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主要通过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而进行的和平与较为平等的文化交流的盛况。更概述了19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凭借船坚炮利强加于中国期间,意大利对中国的不平等的外交事件,中国仁人志士从赴欧洲考察和意大利建国复兴中所领悟的摆脱民族屈辱的改革之路,以及两国人民之间愈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据该书中译本序言所说,从古代罗马与汉朝开始接触至清代初期,即中西或中意交往前两个阶段的历史,是由德高望重的白佐良先生撰述的。而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亦即前面提及的第三阶段的史实,则经年富力强的马西尼先生精心编纂而成。由此构筑出学风严谨、搜寻赡洽、叙事畅达且启人睿智的一代名篇。

    欧洲汉学家那渊博的学识,勤于搜求与精于考订资料的功力,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知道,欲追寻早期意中交往的历史,须长年在浩瀚的中外古籍中爬梳与鉴别,是一项极具语言和史学素养的开拓性工作。白佐良先生不仅以其对欧洲历史和语言的深刻了解,从古希腊、拉丁与早期意大利文典籍中,收集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以其深厚的汉语功底,从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遗迹中,发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线索。仅就该书征引的中文资料出处来看,可知涉猎的范围已经涵盖正史(《汉书》至《明史》、《明实录》等)、野史(《笔记小说大观》)、丛书(《昭代丛书》、《四库丛刊》等)、文集(《秋涧先生大全文集》、《陆子全书》)等、载记(《诸蕃志》、《筹海图编》等)、文献目录汇编(《四库全书总目》、《清朝文献通考》等),乃至考古发掘(元代扬州拉丁文墓碑)、图画(《三才图会》、故宫博物院藏画)、《道藏》及传教士撰写的中文著作等诸多方面。

    正是在此搜罗广博和考订精当的前提下,白佐良先生在书中梳理出自古罗马帝国与汉朝开始接触以来,意中之间在贸易、外交、宗教和民间交往的清晰可辨的历史线索。这其中,如从《道藏》中发现蚕子西传后罗马帝国丝绸技艺日臻优雅的记载,考证宋代赵汝适《诸蕃志》有关斯伽里野岛乃意大利西西里景致的描述,以及援引扬州明意大利商人家族曾在元代中国生活的事实,凡此都是过去中国学者极少闻问,而又是书中论证十分精彩的地方。

    非特止此,作者还针对历来中西关系史上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申述了自己的意见。例如,对近些年中外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公元前中国军队将攻占中亚郅支城后俘获的百余名罗马士兵移往甘肃省建立骊城的看法,作者依据西方记载、地理环境和时间迁延等因素,作出了否定的推断。又如,作者虽像以往的中外学者那样,谴责了蒙古帝国扩张初期对中国和欧洲的战争破坏与杀戮,但同时亦明确指出,随着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和平”时期的到来,缩短了长期以来一直阻碍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进行直接接触的巨大的地理距离,使东西方之间的首次接触真正得以实现,其历史功绩不应抹煞。再如,就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作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且从《游记》成书环境不理想,搀杂了并非马可本人的思想,以及联系马可本土的习惯和生活在蒙古人中间见闻受限制等原因,对于《游记》缺乏中国长城、茶、汉字和女人小脚的记载,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最后,过去中外学者认为欧洲至18世纪方才出现“中国热”,而作者通过对介绍中国情况的传教士的书信、报告和著作在欧洲、意大利流传过程的考察,指出这种对中国的狂热在欧洲一直存在,17世纪便是“中国热”最强烈的初期,18世纪发展到高峰。诸如此类的议论、分析和推断,为使中意或中西关系史置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当代,一部高品位的中外关系史,不应只停留于对某些具体史实的搜集、考订和阐述,而须联系世界历史进程,深入揭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间的交往,在彼此的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与影响。在这方面,该书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马西尼先生在论述意中关系的近代部分时,首先,并不回避“被西方新列强拖着走的意大利”,在中国推行的扩张和征服政策。如胁迫清政府企图租借浙江三门湾未遂的外交事件,及参加八国联军获取赔款和天津租界等侵略行径。其次,概述了自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开放以来,东西方之间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显著变化。如清朝帝国的沦落使欧洲人迅速抹去了过去对中国热情描绘的理想化的痕迹,而代之对中国平民百姓落后的风俗习惯最冷酷无情的描写,以此证明西方文明的优越。于是,所谓中华文明的静止性特征,便经常成为欧洲评论家抨击和嘲讽的主题。与此相对应,日渐增多的中国人赴欧日访问留学,及西方书刊在中国的出版流行,使中国人在痛感侵略威胁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和居民形象的认识亦有了深刻的转变。从最初为先进技术与异国风俗所吸引,到认识西方的强大正是基于其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而领悟中国必须变法图强才有出路。而此时积弱积贫的意大利通过复兴运动摆脱强国桎梏而独立的经历,使正在替中国寻求出路的先进人士深为敬佩和鼓舞。

    为了凸显这种文化交流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作者撷取了几位颇具典型的历史人物,揭示他们不断深化的思想旅程。如首位中国驻外代表郭嵩焘通过考察相信,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并非要报复西方蛮夷,而须使中国更深入地进行革新。这在那闭目塞听、仍以中国文化为傲的保守的氛围中,不啻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又如稍后中国驻外使节薛福成在欧洲停留期间,沿着郭嵩焘的思路继续探讨,发现西方技术和贸易的强大正是基于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于是得出中国制度需要进行彻底改革这更新的认识。再如因维新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所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及其同志康有为在访欧日记中有关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比较,不约而同地对意大利复兴时期的事件与杰出人物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认为既然在地荒人多、少用机器、古国旧俗和工商未盛方面,意大利与中国大体相同,那么意大利之变法中国亦可采择,亦可恢复昔日光荣的盛况。这种对为中华复兴而彼此传承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的揭示,正是该书高品位的明证。

    据我所知,这两位任教于罗马大学的作者,都曾有过担任外交官的经历。由此在字里行间,既渗透着学者的严谨和求实精神,又传递着外交家因阅历而磨练出的豁达与睿智的思考。关于前一种特征我们在介绍中已多有领略,至于后一种信息则集中反映在该书的总结部分,即被称为《子不语》的最后章节。

    执笔者白佐良先生,以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东西方日常生活中一些细节的比较谈起(如形体、家庭、食物、音乐剧等),引申出一个民族在深为其文化传统自豪并颂扬优越性的时候,如何克服民族虚荣心和潜在的偏见,以开放的心志去接纳与适应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这十分严肃的问题。从而使全面追溯意中关系的历史叙述,跟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紧密联系起来。作者坦言,中国人与其他民族没有什么两样,都需要警惕和防止过激的民族情绪。文中对某些缺点的针砭、批评,应视为这位与中国有着数十年情谊的老人善意的表露,亦可作为于去年辞世的异国友人对其第二个祖国人民的临别赠言。

    (资料来源:人民书城网: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18/53/class001800010/hwz223629.ht

        原作《〈意大利与中国〉—— 一部全面探索意中关系史的名著》,载《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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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ZWGX/05/12/2004/122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