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三岔口》是一出武戏。里面二人摸黑对打,常常出拳打在虚空之中。踢腿虽猛,但是没有踢到对手,反而踢到了桌子板凳。台下的观众虽然心知肚明,但没有法子提醒台上人--因为艺术与生活隔着一道鸿沟;而且,也不想提醒,因为会破坏看戏的乐趣。  

    阅读《中国学术》第二辑刊登的一组围绕着巫鸿教授《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一书的书评展开的文章,就像李零教授的评论里面描述东西学者交流意见时所使用的比喻一样,不知为什么很有看《三岔口》的感觉。之所以觉得这组文章像《三岔口》,是因为每个人对另外的人都在进行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上的'误读',观众看在眼里,未免很想指手画脚一番。好在这里不用真的像看戏那样顾忌艺术与生活的界线,所以,就算破坏了喜欢看戏者的幻觉,却也说不得了。 

    我觉得,《中国学术》通过发表这一系列文章,在读者面前摆出了一系列有趣而尖锐的问题:一,是文章内部所探讨和争论的艺术史、考古学问题。二,是这些文章的不同写作视角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我看来后者更重要,因为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对于我这个'隔岸观火'的人来说,几篇文章里最醒目的问题焦点,就在于'文化当局者和局外人'的情结,而第一层的误读毫无疑问地首自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教授的书评。  

    巫教授在他的原书里,据我的记忆并没有使用过'文化当局者和局外人'的划分,而是曾经使用过'内部分类'与'外部分类'这两个概念,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社会现象被分门别类予以归纳的两种不同方式。所谓内部分类,是指同一社会内部的同期人士对社会现象进行的划分;而所谓外部分类,则是由'外人'进行的,这个外人包括来自另一文化的人和后来人(《纪念性》第18页)。换句话说,只有(举例来说)生产青铜器的同时人才是'内人',而后人--无论是唐、宋、元朝或是现代的中国人(如生活在二十/二十一世纪的巫先生自己)也好,还是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比如像贝格利这样的美国白人)也好,都是'外人'。在这里,巫教授虽然用了内、外的说法,但是强调的是知识的分类归纳(classification),不是归纳人的身份。但是,'内外'的说法大概触动了身为'外国学者'的贝格利的神经,在他的文章里,他以他充满本人偏见的误读,提出了'文化当局者'和'局外人'的说法,并且十分明显也十分富于煽动性地暗示:所谓局外人就是'非中国本土学者',而只有本土学者才是自信有权对中国情况发言的'当局者'。但是,这种荒谬的'本土主义'理论立场,是开明的巫鸿教授在这本著作里或据我所知的任何其他场合都根本不曾采取过的,完全是贝格利本人的误读,也是他对读者的极大误导。  

    巫教授在回答中正确地指出了贝氏的这一误读(他强调:是贝氏把学者分成了'当局者'和'局外人'),但是,他却不自觉地把贝氏的错误逻辑(局外人=西方的中国考古学学者,当局者=本土的中国考古学学者)推进了一步,把贝氏的指责视为'西方考古学家'向'中国考古学家'的挑战(虽然巫教授同时强调这两个群体都是'虚构'的)。我想,这种推论未免使得巫教授落入了贝氏的逻辑陷阱,而构成另一个不同层次的'误读'。  

    作为评论者的李零教授也跟着跳进了这一逻辑圈套,因为巫教授的'误读',正好是令身为本土学者的李零教授最痛心疾首的地方。于是,在他的评论里,他把一个或几个学者对巫鸿的批评,从西方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对中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的批评,进一步演绎为'西方学者'对整个'中国学术'的批评。因为,在李教授的评论中,至少是在字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和'西方学者'的对立。上述的这两种误读,很容易使得读者忘记:我们看到的战火,只是一个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者(不代表全部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者,更无论全体西方学者),针对具体的问题(一部中国艺术史著作),在具体的语境里,对一个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华裔美国学者展开的批评。  

    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还是不由感到忧虑。简言之就是:一,如果《纪念性》的作者和贝氏一样是一个白人,或者如果贝氏是一个中国本土学者,那么,书评、回答和李零教授的评论是否就都会'面目全非'--甚至根本不会引起这样的一场争执?换句话说,这场学术争论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以学术本身(即巫鸿著作本身)而是以双方的文化身份为基础的?什么时候学术上的价值判断才能和文化身份与政治立场拉开距离?二,当我们把一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贝格利当成西方所有汉学家代表的时候,这种笼统的概括本身到底说明了什么?如果我们要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产物的'中西二元对立模式',只靠注意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理论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应该破解这个所谓的'西方'本身,看到它内部的多元性、复杂性;同时,也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个体主体性。换句话说,就是应该使得每个知识分子--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还原其身份的独立性。如此,则中西二元对立模式--尤其是人们赋予这个模式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则不攻自破。否则,只靠注意非西方或者加强自己以对抗西方,虽然表面上是把二元变成了三元或把西方当成批判对象,但是其结果还是陷于一种中西对立的基本思维框架而无法自拔。  

    我想,贝格利的书评毫无疑问并不公平(顺便提一句:美国学术刊物里刊登书评的规矩是由编辑约稿,而约稿之后,无论写成什么样子都必须予以发表,而且不得出于自己的好恶而删改,所以发表的书评并不代表这个刊物的观点,因此往往编辑会约来使自己想踢自己的书评但也必须原样刊登)。但是,我正是因为读了他的书评,才专门去从头到尾地通读了和我的专业领域不甚相干的《纪念性》。我个人的读后印象非常好,觉得巫教授的很多论点都极为出色,而他对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的使用、对古今中外例子的广泛征引都令人耳目一新。最强烈的感觉,是这本艺术史著作在博学与细密之下,洋溢着一种极为浪漫的气质,好像它本身就是一个精心构造出来的艺术位研究者,即五十年前写书的苏波的话。'原文是'But the one researcher he cites…'直译为:'但是他引用的唯一一位研究者'云云。这里的重点在于定冠词the的使用--暗自表示'只有一位'。换句话说,贝氏除了指责巫引用资料院日,还在讽刺巫教授引用的论据不够多。而在第九节最后一段,贝氏引用了一个巫鸿教授原书中的陈述:'战争常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和文化的兴衰相伴随,也许并不总是如此(第70-71页)'。随后加了一句评论:'Indeed!'中译文为:'但其实,经常发生阶情况就是这样2'这里的误译源于翻译者不知道这个'Indeed!'乃是出自强烈的讽刺口气,类似'可不是!那还用得着说!'而巫原文'It's perhaps no coincidence that wars were often directly associated…'的意思其实应该是:'也许,战争常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和文化的兴衰相伴随,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贝格利的一句'可不是!'旨在(断章取义地)嘲笑巫鸿说一些不言自明的事实,因为'战争常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和文化的兴衰相伴随'在贝氏看来当然不是'巧合。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对一些简单陈述的误译,比如第二节第二段接近结尾的地方,贝氏说'石头不仅用于宫室,也用于陵墓和神道石刻',其实原文不是'不仅',而是'不'--'石头并不用于宫室,而用于陵墓和神道石刻'。也就是说,可能翻译者把'not…but…'的句子结构和'not only…but also…'混淆起来了,但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倒好像原作者连这样简单的艺术史事实都不知道。在两段之后,'the various concerns of the living'不是'生者对死者的各种关心',而是'生者的各种关怀'(或'生者所关心的各种问题')。第五节第三段'商代、西周或汉代的贵族,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还是他们的行为,其实都很容易区分',原文的句子结构是'neitherl…nor……',也就是说,应该译为'都很不容易区分'。第十节'它……反映了对比较研究的全面渗透',这里'全面渗透'的原文是'a systematic evasion',即'有系统的回避'。  

    还有一些漏译之处,说明翻译者或是疏忽,或是没有意识到漏译的字词的重要性。如第一节第一段中,'他在导言中讨论了夏商周三代相传的九鼎',这里翻译者在夏商周三字之前漏了'supposedly'('猜想上,想像上,被推测的')这个字。这个字很重要:它告诉我们作者并不真地相信九鼎是三代相传的东西。另外,第一段开始引用的古英语诗句:'当暴君的头盔和荒冢历尽沧桑/你才会找到你的纪念。''你才会'后面遗漏了'在此'(in this)二字--而这二字正是诗句的诗眼,因为它意味着当黄铜做的头盔和坟墓都已被时间所消磨殆尽(spent),这两行诗句将成为你的纪念碑。这是诗人在强调文字和文学的不朽。正是因此,贝格利才说'纪念物……可以像诗句一样虚幻'。这些细节看似微小,但往往会妨害整个句子的文意,甚至扭曲说话人的论点。如果这样的谬误发生在关键的句子里,会完全掩盖说话人的真实立场。俗谚云:'细节里面有神明。'不管是在翻译的时候,还是在阅读或诠释本国文学作品的时候,我都希望我们能够细而又细,尽量不辜负作者的'文心'。  

    李零教授的文章里面,提到有些中国学者会嘲笑西方汉学家'话都说不利索、字都认不全'。其实,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全都能认识所有的中国字和说利索中国话--再说也要看是哪里的中国话:青海?湖北?广东?四川(这是不是也是在语言上对中国进行'瓜剖豆分'?)《圣经》故事里面,人妄想通天,开始建造巴比伦塔,于是导致了上帝对人类野心的惩罚:加给人类语言的分歧,使得大家彼此不能沟通,而造塔的计划也就此破产了。换句话说:沟通的困难是人类最大的障碍;而无碍的沟通,却是可以使人类通天的。  

    于是,翻译在跨文化交流里变得至关重要。语言毕竟是最基本的交流手段:如果想和'西方同行'做详细讨论,那么,似乎双方都应该首先把根本的交流工具掌握好才行。翻译不仅要求对语言的精通,也要求对另一个文化的精通,才能准确地传达出语言所蕴涵的内容,促成不受文字阻碍的文化交流。不过当然了,在文字障碍之外,有千万种方式可以产生误读,导致误解和仇恨,我想,巴比伦塔的故事里面反映出来的忧虑,毕竟还是太天真了。  

    正是因此,我觉得《中国学术》及时地发表这一组文章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精炼集中地反映出了一系列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文化身份,学者与学术的独立性,翻译,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为读者,我想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像《三岔口》的看客那样,沉溺于武打的精彩,甚至自己也加入武打,而应该保持一种批评的审视目光,以冷静的头脑,探察一个现象的知性内涵。  

    资料来源:中国学术城,又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old/wencui/020219200/0202192010.htm )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05/19/2004/10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