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传教士都是出色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可是对于中国的医学和大自然,除了卜弥格外,谁都说不出什么。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卜弥格是波兰十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先驱。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就开始了对他的介绍和研究,我国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专家冯承钧在1931年5月出版的《景教碑考》和张星1934年出版的《欧化东渐史》等著作,都介绍过卜弥格。冯承钧还翻译出版过法国二十世纪著名汉学家沙不烈(RobertChabrie)的著作《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和同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著作《卜弥格补正》。但是,由于当时缺少有关历史资料,未能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最近几年,卡伊丹斯基先生又完成颇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它于1999年由波兰“书和知识”出版社出版。

    卡伊丹斯基的中国学著作:

    《工程师的回忆》(1963)、《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一1969年经济发展概述》(1971)、《中国和外部世界贸易关系发展概述》(1979)、《格罗霍夫斯基要塞》(1982)、《中国的建筑》(1986)、《克·格罗霍夫斯基1910一1914年在西伯利亚旅行的日记》(1986)、《珠江三角洲》(1987)、《圣彼得和保罗的一次不平常的航行》(1989)和《贝尼约夫斯基的秘密——发现,阴谋,伪造》(1994)

    卜弥格原名米哈乌·博伊姆,卜弥格是他的中国名字。他1612年生于利沃夫城。他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非凡的才能。正因为如此,罗马耶稣会马上接受了他去中国传教的请求。可实际上,卜弥格去东方,并没有把他的工作重点放在单纯的传播基督教上,而是以他的全部身心和力量,投入到对东方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考察的伟大事业中。

    1643年,卜弥格从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出发,来到当时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他在澳门学了几个月的汉语,不久登上海南岛,进行科学考察。随后到肇庆的永历朝廷,受到皇帝和宰相的友好接待和封官受爵。1648年,卜弥格经湖南、河南,来到陕西的西安,见到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立于唐朝,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出土,上面的碑文说明了基督教的一派景教早在唐朝就曾流传于中国。卜弥格不仅复制了碑文(即《西安府碑文》),而且把它翻译成当时在欧洲通用的拉丁文,对它作了诠释,这是一篇在当时和后来欧洲得以了解基督教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况和中西交往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卜弥格离开西安后,又经四川、云南,来到广西。

    当时满清的军队从北京南下,已经打到广东,南明朝廷决定从朝里派一位使臣去欧洲,希望求得罗马教会和欧洲各国对他当时信仰基督教的小朝廷的军事援助。最后他把这个特殊而又艰难的使命交给他所信任的卜弥格。1650年11月25日,卜弥格带着皇太后和宰相庞天寿致罗马教皇、耶稣会总会长、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信,以及永历让他赠送给他们的礼物从澳门出发。一直到1655年12月18日,他在罗马才受到教皇亚力山大七世的接见。教皇当时交给他教会国家致南明太后和宰相的信,可是信中没有表示支持永历的态度。1656年3月30曰,卜弥格又从里斯本搭船返回东方,1658年7月到达东京(今河内)。在他快要走到越南和广西边境上时,他由于长时期的劳累,患了重病,于1659年8月22日死在广西边境的附近,终年四十七岁。

    更重要的是,他向欧洲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就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他三次游历非洲、远东及中国沿海和内地期间,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这些地方进行大量的科学考察,撰写一大批有关非洲、远东而主要是中国的历史、地理、科学、文化、风土人情、大自然和社会状况的著作,此外还有许多书信和他在旅途写的综合报告等。这些著作论述的范围十分广泛,在动植物中,也涉及到许多珍贵的药用动植物,他还绘制了许多这些动植物的图像。在矿物中,他介绍了我国当时生产的金、银、铜、铁、锡、铅、水银、食盐、水晶、石棉、石膏、青石等,并且说明它们的产地。在有关中国医学的论著中,他介绍了大量中医的药物、处方以及中医脉诊、看舌胎、针灸和其他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对我们古代重要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魏晋时的著名医学家王叔和及其《脉经》,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卜弥格的中国学著作:

    《报告》、《中国植物志》、《西安府碑文》的翻译和诠释、《中医》)、《中医处方大全》、《医学的钥匙》、《中国地图册》和《中国全图》、《中国事务概述》、《中华帝国简录》、《汉语拉丁语词典》、《中国的道德哲学,即孔子论述》、《中国占星术》、《卜弥格神父来自莫桑比克关于卡弗尔国的报道,1644年1月11日》、《耶稣会卜弥格神父从泰国给总会长的报告》等

    卜弥格绘制的地图很多。这些地图不仅较之前人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欧洲人绘制的地图更加精确地反映出中国的省份、重要城市、河流和长城的地理位置,改正了欧洲地图师们关于中国的一些错误的画法,而且标出了当时中国各种动植物和矿物分布的情况。卜弥格在绘制地图时,利用他来我国考察的机会,通过耳闻目睹,阅读大量中文书籍,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他所绘制的地图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我国,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此外,在他的《报告》以及他往返于欧洲和中国途中撰写的许多笔记手稿中,还大量介绍了我国明末清初的风云突变的政治局势,永历朝廷里的现实状况,以及中国、暹罗、印度、非洲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还有这些国家的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以及各大城市的社会面貌等等。

    《马可·波罗游记》诞生在卜弥格之前,卜弥格对这部著作所进行的多方面的研究和诠释在后来的研究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的作者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先生对卜弥格的许多著作都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是欧洲发表的第一部论述远东和东南亚大自然的著作”,“它对中国植物(和动物)的介绍和其中的插图,是欧洲近一百年来人们所知道的关于中国动植物的惟一资料”。“卜弥格无疑是欧洲第一位了解中医的秘密,掌握了有关中国药用植物知识的学者”。“在欧洲,不论十七世纪还是十八世纪,都没有一个植物学家能够像卜弥格那样,根据自己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和经验,撰写和发表过什么东西。”

    《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的作者爱德华·卡伊丹斯基是波兰当代著名的汉学家。1925年他生于哈尔滨,早年在哈尔滨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因此,他虽拥有波兰国籍,却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他的故乡哈尔滨更是连着千丝万缕的爱,他自称是“哈尔滨人”。1951年,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回到波兰。在1963至1975年间和在1979至1982年间,他分别来到北京和广州,从事领事工作。卡伊丹斯基是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在中国工作期间,早就注意到中波友谊源远流长,因此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波中两国在历史上的交往和中国的现状上。几十年来,他通过在中国各地进行的大量的调查研究,发表了不少著作。

    对卜弥格这个历史人物,卡伊丹斯基先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产生兴趣。后来,他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去卜弥格当年到过的里斯本、罗马、威尼斯、广东、广西、贵州、福建、云南和海南等一些地方的图书馆、档案馆中查阅有关的古书和文献,并且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经过多番努力,终于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仅撰写出版了《明王朝的最后特使——卜弥格传》这部有关卜弥格的普及读物,而且又写成《中国的使臣——卜弥格》这部学术专著。《中国的使臣——卜弥格》无论究其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还是它所表现的观点来看,都可以说是至今西方惟一的一部对卜弥格的生平及其成就作了最深入的研究和最公正的评价的著作。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先生对中国人民所表现的友好感情和他那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正如他所十分敬仰并曾长期研究的卜弥格一样,都是波中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中绽开的鲜花,值得我们称颂。

    《中国的使臣——卜弥格》[波兰]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 张振辉译/大象出版社 2001年5月第1版/22.00元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1/09/20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8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