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并正式任命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为第一位汉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开始的标志,从此在西方大学的教育体系和知识谱系中有了汉学这门学科,那么我们可以说以1583年9月10日(万年十一年)罗明坚进住肇庆为起点则拉开了长达二百多年的“传教士汉学”的帷幕,虽然此时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仍局限于或受制于“传教学”的影响,但它已具备了汉学(Sinology)的基本形态,以汉语为其基本手段,以中国文献和现实为其对象的研究已经开始,从而使它们同“游记时期汉学”那种浮光掠影的报道形成了明显地区别,并为以后的“专业汉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与知识的基础。

    “传教士汉学”是我们摸清西方汉学知识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环节。从张星火良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到陈垣的《民元以来天主教史论集》、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和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影响》,前辈学者已注意到“传教士汉学”的重要学术价值,并给予了研究。

    入华耶稣会的汉学著作很多,早期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鞑靼战记》、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在西方都有着重要影响。但《耶稣会中国书简集》被称为西方汉学的“三大名著”的开山之作,它不仅标志着在华耶稣会士的葡萄牙籍和意大利籍传教士主导局面的时代结束,法国耶稣会士主导中国入华耶稣会的局面开始,更重要的在于它对于今天我们加深认识中国的清代史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史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些法国耶稣会士不少是呆在北京并经常有机会同康熙见面,因而书中对康熙的介绍是多方面的。在巴多明1723年5月1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关心,对西方医学和解剖学的兴趣,并让巴多明把有关西医的书译成满文。在殷弘绪1707年7月17日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康熙废除长子、二子的一些细节。传教士因卷入康熙选皇子继位一事,从而导致雍正对传教士态度的转变和对皇族中信教亲王的迫害,巴多明关于苏努亲王因归信基督教而全家受到迫害的七封长信给我们提供了清雍正时期的珍贵文献。陈垣先生在《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中曾引用过巴多明这七封信的部分内容。

    由于这些法国传教士在国内都是一流的科技人士,他们入华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考察中国的科学,因而书中给我们提供了清代中国科技方面的珍贵的文献。殷弘绪1726年5月11日信中对中国接种牛痘疫苗以预防疾病的描写十分具体,这恐怕是自卜弥格在晚明时期向西文介绍中医后又一次更为深入地介绍。殷弘绪对景德镇瓷器生产工艺的介绍,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他送给法国的一份极为珍贵的“工业情报”。从景德镇的地理环境到它的瓷器用土,工艺程序,瓷器模型、瓷器绘画,涂釉入窑,窑的建设,窑火的掌握都一一介绍。

    可以这样说《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十八世纪的社会风景图。它所报导的有关中国的内容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都要大大超过它以前的著作。欧洲当代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Zürcker)说以《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为代表的早期西方汉学三大名著“成了欧洲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圣经”。

    “传教士汉学”的发展是同欧洲十八世纪的文化变迁、思想革新联系在一起的。《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为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变革提供了思想的材料,许理和说它影响的主要是“欧洲思想史”。在这个意义上“传教士汉学”是欧洲思想文化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从欧洲思想的变迁历史过程中我们才能把握住“传教士汉学”的实质所在。可以说若不了解入华耶稣会士所写的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西文著作,尤其是像《耶稣会中国书简集》这样奠基性著作,我们就弄不清当时欧洲何以形成“中国热”,就不知伏尔泰、莱希尼茨、歌德、魁奈、蒙田、维科、狄德罗、孟德斯鸠等这些欧洲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巨人为何在当时都对中国感兴趣。

    在西方向近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东方也发挥着作用,这一点钱钟书在他的“ChinaintheEnglishliteratureoftheseventeenthCentary”论文中,范存忠和朱谦之在他们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及《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著作中,阎宗临在他的有关十七、十八世纪中西关系史的一系列论文中都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耶稣会中国书简集》在当时欧洲所产生的作用也许是我们今天所不能想象的,这些书信给欧洲人带去了遥远东方的芳香和神奇。在整整一世纪期间,书简集吸引了欧洲的知识界,对它们来说中国决不仅仅是异国的情调而是新思想之源,如当代法国学者席微叶所说“耶稣会书简就如同其它许多游记一样,广泛地推动了旧制度的崩溃,在西方那已处于危急的思想中发展了其相对的意义。……这些书简’甚至部分地造就了18世纪的人类精神面貌。”

    当然,这只是指“传教士汉学”的西方语言的著作,而他们的中文形式的著作则是和中国17~18世纪的思想文化史联系在一起的,“传教汉学”的这两部分著作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语言的障碍,这两部分的研究还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对“西学东渐”的研究较为重视,而对“中学西传”的研究则略显不足。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ⅠⅡⅢ卷)[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75.50元)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1/06/21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8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