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叶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一

    本书以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四位留德学人的个案研究为基础,结合中德两国历史背景,追寻德国资源对留德学人的影响,研究留德学人在传播德国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寻求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方式及贡献。

    全书共三部分,分为六章。第一部分为绪论,深入分析西学东渐与德国资源、留学生的文化史意义、中德两国思想文化关系,勾勒出比较完整而清晰的理论框架,介绍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总结该领域研究的基本范式,确立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论述主体,包括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介绍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四位学人的留德经历、德国文化资源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回国后对德国文化资源应用的不同方式。第三部分为结语,总结现代留德学人的特点及其文化史意义,分析他们的德国文化观,揭示其利弊所在及其启示,更强调他们回应时代问题———为中国文化寻路的成绩与缺失。

    总体来说,本书的特色在于将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四位学者放入“留德学人”这一角色中进行分析,而不考虑其他变量,找出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教育制度、社会思潮、文化人物、精神文化等文化资源对其思想的深刻影响,并考察由此影响所引发出来的四位留德学人的思想、理念,突出四人回国后不同程度上和在不同学术方向上的“致用情怀”,深刻理解四位前贤在寻求中国文化道路上的艰辛。作者没有采取大家所熟知的“教育学家”、“美学家”、“剧作家”和“文学家”的角度对四位学者进行分析,而仅仅考虑“留德学人”这一变量,这或许可以算是书名中“另一种”的表现形式之一。另外,作者的落脚点并不仅仅在于影响研究,而在于洞悉和深刻理解四位先贤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苦心,这一点,并不是一位普通的研究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所能够做到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历史观和思想史观,及其在当今时代的致用情怀。

    本书在论证、研究过程中尽力做到严谨、客观,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科学的研究态度,应当不存事先设定的价值判断,而是尽可能地还原现场,进入历史,理性研究,审慎推断。”(204页)例如,作者在论述陈铨的“民族至上”思想时,并没有一味维护陈铨,而是客观地表明“陈铨的民族至上的观念,其实与德国纳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无法完全割断渊源关系”(214页),并通过众多事实说明了其思想被国民党政治权威主义所利用的过程,指出“陈铨由此过分强调民族至上,乃至要求个人绝对地牺牲自我以保卫国家,则很可能将问题简单化”(216-217页)。在总结留德学人的德国文化观时,作者也提醒大家,虽然留德学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善意不一定能成善果,“对德国文化一味追求致用可能导致淮橘成枳”。(322页)作为长期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学者,作者能够做到以如此客观的态度研究和反思先前留德学人,实属不易。

    书中的一些细节也颇值得一提。作者将参考文献归为三类:基本文献、中文研究著作和西文文献。其中基本文献又分为档案资料、期刊报纸、研究对象的基本文献和其他基本文献。仅档案资料就涉及四位留德学人在德国大学学习期间的档案、注册记录、博士论文的评语、口试成绩单等等,作者求真务实的学风跃然纸上。另外,本书的注释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对某一问题能够作出多方面的深入、详细讲解,这也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看问题广阔的角度以及寻根问底的治学精神。

                                          二

    《另一种西学》的书名本身就颇值得玩味。“另一种”?既然在提另一种,那就设定了已经有“一种”西学的存在。事实上,“另一种西学”就是针对学界中过于宽泛、笼统的“西学东渐”中的“西学”而言的。作者认为,因为各国的文化资源不同,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所以应当把“西学”按照国别而分门别类。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德国这一对中国而言极其特殊的文化资源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与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家文化资源对中国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来说,德国是一个榜样。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并在欧洲迅速崛起的历史过程足以令中国人羡慕,而其在军事技术、政治力量、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均被认为可以为极度危急之中的中国指明一条道路。德国的重要资源首先为中国的政治人物所用,如书中指出的李鸿章、斌椿等人,但是他们却仅仅停留在对德国军事技术的学习方面。而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刘坤一、黄遵宪、郑观应等人则主张从文化方面学习德国,应该输入德国优秀的教育制度、政治体制等等。正如作者所说,“与19世纪后期主要停留于对德国军事胜利与政治强盛的羡慕不同,进入20世纪后,中国知识阶层对德国文化有了相当程度的关注。”(6-7页)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对于德国文学、教育、学术、思想关系、文化关系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和专门。具体表现为:没有关于德国文学对中国影响的专门著作;某些德国大家与中国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专门讨论中国作家与德国文学、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太少;深入研究德国教育制度的个案太少,对德国大学思想的区分度不够;对陈寅恪、傅斯年等人与德国历史学术的渊源揭示得不够;纯粹就思想论思想的中德思想关系论著不多;中国人物由于与德国资源发生关系而产生的文化影响注意得不够。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英美、日本、苏联的影响研究日趋火热相比,惟有德国未在中国留学史上形成特别热点。但是,留德学人作为近代以来留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在各个领域均贡献出非凡人才,本应该得到相应的重视。故本书所研究的德国文化资源对中国的影响不能不说是独特的,是“另一种”的。

    德国文化传播主体相对于其他被中国学习的国家来说也有很大的特殊性,也是“另一种”的表现之一。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输入一样,其传播主体早期都是外国传教士,后期都是留学生,但不同的是,在这两个传播主体之中插入了留日学人。因为日本推崇德国文化,并且因此在军事、政治上取得了成功,所以一部分中国人为了学习日本成功输入德国资源的经验而留学日本,因此,留日学人也应该算作对德国文化传播的主体。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也具有一定开创性,可以说是“另一种”。作者指出,以往对中国留德学人的叙述和研究主要停留于史实的梳理上面,极少有对个案的深入研究,即使有,也仅仅强调他们作为革命家、美学家、诗人的影响,很少将他们作为具有留德背景的学人来研究。因此,本书以此作为突破口,对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和冯至四人做个案分析,将他们置于整个中德文化交流的背景中研究,重点探讨他们作为具有留德经验的学人对于中国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的影响。对于这一写作特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小见大、以人带史、以问题出思想。”在进行这些个案研究时,作者逐一分析了四位留德学人的留德原因、留德生活经历,将他们的学术、思想成就与当时德国的文化传统、社会思潮、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深入追寻和挖掘德国资源对于他们的影响。虽然本书的大部分论题相当部分落实在留德学人与德国思想的关系上,基本上属于影响研究,但是并没有停留在就个案论个案,并不局限于写成四位留德学人的学术评传。书中始终贯穿着作者的“问题意识”,即“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是如何为中国文化发展寻路的”。这也就引出了本书作为“另一种西学”的第三种意义,或许也是更为深层的意义。

    “另一种西学”虽然在讲“西学”,但是,其落脚点却在于如何将这一种的西学移植、吸收和应用于“中土”。书中所着墨的四位留德学人,虽然都在进行着学习西方、学习德国的实践,受着德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作者却更加重视他们受到德国文化资源的影响后,将其应用于中国的社会、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四位留德学人的作用和影响就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史,而似乎更有些接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冲击、转化和协调史。而体与用则又常常是互为他者,角色是不断变化着的。

    四位留德学人的留德原因之一均有到德国吸收对中国有益的学问、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在他们归国以后,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谋生手段、学术方向,如马君武的致用大学理念、宗白华的文化建国思想、陈铨的民族文化观和冯至的学院写作,但是,他们的努力方向却是一致的,即他们对时代的回应,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留德学人是如何将德国文化这一“他者”的观念、思想、文化和知识体系融入、整合进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中,为自己所用、为中国所用的。例如,陈铨在德国留学期间正是希特勒上台前后,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德国民族主义思想和“狂飙运动”的影响,表现为以他为领导的战国策派在文学上主张“民族文学”,要构建中国的狂飙运动。事实上,陈铨甚至将德国的“英雄崇拜”简单嫁接于中国现实,盲目推崇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反对“民治”。这里姑且不论陈铨这种想法、做法与影响的错与对、好与坏,单就其目的而言,还是在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他所作的是这样一种尝试,即将他所认为的德国资源中有益于中国文化的方面拿来“为我所用”。

    不仅仅书中的四位留德学人是以“如何为我所用”为目的和追求,作者似乎也跨越时空具有同样的担负,并且反映在书中最后一节“文化寻路路安在”这个问题上。在对留德学人的文化建设路程做了一番回顾和总结之后,作者向读者,我想也是向他自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虽然留德学人作为个体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彰显了重要意义,但就整体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而言,真的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道路了吗?或者,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追问:文化寻路路安在?前贤含辛茹苦,乃至呕心沥血,所发掘的宝贵资源,对于今日仍然‘在路上’的中国现代文化而言,文人学者究竟有哪些值得借鉴和总结的,有哪些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呢?”作者不仅指出留德学人在历史上单兵作战的弊端,以公民身份关注政治的缺点,以及对坚守中国本位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清醒的认识,更对我们这代人,包括他自己,提出一个严肃的挑战,因为“现代留德学人曾经大展身手的时代已经逝去,我们这代人文化创造的使命无可逃避”。作为新一代留德学人,作者似乎在暗示自己对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任务和使命的继承和延续。事实上,作者的宏大文化抱负及其拳拳之心在书中最后一句话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我们该为这个时代与民族,贡献些什么?”

                                          三

    我们已经看到,几位前辈学人在修习德国思想的时候,从来没有脱离过自己的社会处境和文化思考。换言之,“自我”一直都在场。同理,不同的读者在阅读同一个文本的时候也会带进去自己的生存境况和问题意识。作为人类学从业者,我们在欣赏和了解前辈学人思想过程,以及同意《另一种西学》实为近年来研究留德学人之教育、文化影响的一部力作的同时,也免不了由历史而关联到现在,由他人关联到自己,由彼情关联到此景。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留德学人从踏上德国土地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以“他者”的身份出现。我们先来看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和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文化濡化是由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提出的,其概念的核心是人及人的文化习得和传承机制。他认为,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又是一个种族或民族区别于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最基本的标志。人类具有两种传承功能,一种是生物性传承功能,即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另一种是人类与动物不同而独有的,即文化的习得与传承,也就是文化濡化,其本质意义仍是人的学习与教育。文化涵化则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持续接触、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者双方发生大规模文化变异。文化涵化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接受,即通过接触、选择、采借,接受了某些文化成分。其中被迫接受的叫做“逆涵化”,主动自愿接受的叫做“顺涵化”。二是适应,即把接受过来的各种文化成分同自己传统文化体系的部分或全部协调起来的过程。由于协调的方向不同,其结果或是接受他文化的影响,逐渐失去本文化的特点而成为他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是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交往中,发生双向的调适,产生与各自原有文化特征均不相同的新特征,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单一文化。三是抗拒,即在涵化过程中,由于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压力太大,变迁发生过猛,致使许多人不易接受,从而导致排斥、拒绝、抵制或反抗现象。简单地说,文化濡化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传播过程,而文化涵化则是发生在异文化之间横向的传播过程。

    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和冯至这四位国学功底深厚的留德学人还未到德国时,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此时他们接受的是中国文化对他们的濡化过程。他们选择留学德国这一举动,在文化上看来是接受德国文化的“顺涵化”,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促使他们以救国救民、为中国文化寻路为己任,主动到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更为强大的德国去学习有益于中国的知识,并拿回来为我所用。在德国,德国文化对于留德学人来说,是比本文化先进的异文化,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文化是这些留德学人眼中的他者。

    但是,对于德国文化来说,留德学人则是来自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他者。在一定程度上,留德学人成了这一时期德国所认识到的中国文化的代表。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遭遇到德国文化,而对德国来说,也是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中国的学生。中国留学生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德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留德学人在从德国文化中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德国人和德国文化,尽管只是有限的影响。换言之,作为德国文化中的“他者”,留德学人在“看”德国文化的同时,也在“被看”。留德学人获取德国资源为我所用的过程自不必说,《另一种西学》里已经作了详细的分析。在另一方面,留德学人对德国学术、文化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德国的汉学方面。以冯至为例,直到今天,仍有德国汉学家在对他的思想、十四行诗等方面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参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二辑,2005年4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未尝不可以说,留德学人为西方重新认识和反思自己的文化提供了一面镜子。

    留德学人不仅在德国文化中充当了他者,在他们回到祖国将其学到的知识在中国现实中“致用”之时,也在一定意义是以“他者”的身份出现的。由于接受了德国思想和文化资源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学术主张等方面都带有德国文化的影子,对于众多中国本土未留过学的人来说,仍是带有德国文化色彩的“他者”,他们将自己理解的能够对中国文化产生积极作用的德国资源,“致用”到中国现实中,或者创办工科大学,或者守住一块文化阵地,或者成为学派领导人,或者退入学院。不管其“致用”的方式怎样,他们始终是以“他者”的身份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中的。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04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3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