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时期，中国典籍便开始了绵绵不绝的东传历史。两千年间，规模不断扩大。比如，从1693年到1803年的111年间，仅日本长崎港，就有43艘中国商船，共运进中国文献典籍4781种。
　　中华书局今年3月出版 的严绍璗撰《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共收录至今仍在日本保存的汉籍善本约1.08万种，比起《四库全书》所收还多出几百种。

　　在流传海外的众多中国文献典籍中，有一本书叫《明心宝鉴》。 　

一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这本书由二十篇共六七百段文字组成，内容网罗儒、释、道各家学说。作为一部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国学“通俗读物”，此书从明初起即极为盛行，多次重刊、重印，万历皇帝还让人重辑修订一遍。与此同时，此书迅速向东亚、东南亚及中国周边各国传播，长期广泛流传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地。

　　自成书至今700年间，《明心宝鉴》一直是朝鲜、韩国社会广泛阅读的“国学普及”读本。去年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中，长今与各地官衙的医女们接受医女训练时，经典课开篇就是学习《明心宝鉴》。剧中提到此书《天理篇》的开头几句：“天听寂无音，苍苍何处寻？非高亦非远，都只在人心。”

　　不惟如此，《明心宝鉴》还是目前有据可考的中国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典籍，1592年以前就由天主教教士高母羡（JuanCoho，1529-？）在菲律宾将其译成西班牙文。1595年，高母羡的手抄双语译本被带回西班牙献给王子斐利三世，这一抄本现藏于马德里西班牙国立图书馆，2005年，马德里大学还出版了该书的校订本。校订本封面选择了一幅风景图，内页左边是西班牙文及注释，右边是中文。

　　而在这本书的故乡，自清代以后，它便逐渐淡出国人的视线，以至于除了少数专业研究者外，今天的中国人几乎谁也不知道还有过这么一本书。

　　这真应了那句话：墙里开花墙外香。 　　

二

　　有着相近“身世”的中国典籍还有很多。《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收录的流传至日本的1.08万种善本中，有3000多种版本在国内已经失传。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认为，与其惋惜这些典籍在国内的失传，倒不如把它们在域外的传递和保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思考其生命力源泉及对当地文明的参与和影响。

　　“文化的传递需要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本国的综合国力，二是对象国的强烈要求。而对象国的内在需要归根结底源自汉文化的强烈魅力”，严绍璗说，汉籍在域外的传递和保藏，尤其是在古代东亚地区传播的历史之久远、规模之宏大、保存之完好，根本原因在于汉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严绍璗在日本二十四载，他告诉记者，日本对于汉籍始终怀抱尊敬的态度，一般情况都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与日本注重文化教育，珍视文化财产有一定关系，但深层原因还是汉文化早已渗入日本文化的内核，尤其日本老一辈知识分子受汉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现在日本国民生活中汉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日本文字中保留着不少汉字，很多物品名称前有一个“唐”字，说明是古代从中国传入，中小学课本中选有汉文文章、唐诗，NHK电视台也会播放朗读中国古诗的节目，1900多个当用汉字还是日本公务员考试的一项内容。日本民族文化中也透露出大量汉文化的影响。比如每年七月的祗园祭，31个彩车在街道巡行，每个彩车表现一个故事，有七八个彩车上布置的是中国古代故事。 　　

三

　　汉籍在传递我国悠久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参与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和文化的发展。严绍璗认为，我们关注这些典籍不寻常的传播经历，更应该思考它们与对象国文明的对话，充分认识中国典籍和文化的世界性和历史意义。

　　据中国作家协会副研究员李朝全介绍，《明心宝鉴》荟萃了明代以前中国先圣前贤有关个人品德修养、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论述精华，忠、信、礼、义、廉、耻、孝、悌这八方面传统美德教育无所不包；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劝学、训子、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义、遵礼、存信、言语、交友、妇行等20篇几乎囊括了一个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的方方面面。这样一部“劝善惩恶”的人生教科书在日本、韩国的思想史上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在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不少学者对此已有论述。今后这些优秀的中国典籍还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说，美国学者孟德卫有一本书叫做“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这三百年间确实是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历史证明，中国的典籍和文化，无论东传还是西传，都对当地文明发生了重要作用。中国文化对西方走出神权统治，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形成功不可没。可以说，中国参与了世界史、世界文化的变革。

　　严绍璗也认为，各国的文明在文明的流动中得到提升。典籍本身承载着文化发展的成果，对象国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的需要从传递来的文化中吸收养料，发生变异，从而出现文明的新值。这些在文明的流动中产生的新值聚集交融就成为新的文化增长点，造就出新文明。文明继续向前，新文明又逐渐成为历史的传统，传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概念。

　　但文明的流动并不总在平和稳定的状态下进行。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大量汉籍以被掠夺的方式流传域外，域外的中国学研究也常常难以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张西平说，不少当代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与接受的历史，就是要努力把握中国文化在全球传播和发展的脉络，为现实的文化传播提供借鉴。现在对中国的误解不少，偏见也不少，迫切需要我们承担起文化传递的任务。中国文化不是博物馆文化，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失去的灿烂文明，我们要把活着的中国、青春的中国、发展生动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中国文化焕发出应有的光彩。

 

原载：《光明日报》2007/10/11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