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如钱钟书当时也未能看到《遐迩贯珍》，否则他当不会认为汉译的第一首英诗是郎费罗的《人生颂》。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过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创办中文杂志。中国的旧式报刊本来只有邸钞、京报之类，是登载朝廷大事新闻的，自1815年起，才有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等一系列报刊出现。起先传教士不被允许进入中国，所以他们创办的报刊先只能出版于马六甲，新加坡与雅加达等地，偶尔在广州露一下面。鸦片战争之后，才有两份重要杂志《遐迩贯珍》（1853—1856）与《六合丛谈》（1857—1858）先后在香港与上海出版。对于这两份杂志一般人知道得不多，直到近些年来，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才有日文的《六合丛谈——学际的研究》与《遐迩贯珍的研究》两书的出版。这两部书都分研究篇与资料篇两部分。前者是研究论文的集合，后者则是杂志全文的复制并且外加语词的全索引。须知这全文来之不易，是从世界各地图书馆的馆藏并合起来的，而索引的作用更是直接，能将中西文化交流中产生的新词一索而得。

    上海辞书出版社因为这两份杂志的稀见而且重要，于是将此二书予以翻译出版，这是一件老话所说的嘉惠士林的好事。因为新史料始终是历史研究新成果的触媒，藉着这些难得的资料，研究近代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都可以从中有所收获。例如对于汉译第一首英诗是哪一首，就可以得出与钱钟书先生不同的结论来。博学如钱先生当时也未能看到《遐迩贯珍》，否则他当不会认为汉译的第一首英诗是郎费罗的《人生颂》。这只是一个小例，更多研究心得显然可以该二书的研究篇里所收的论文中看到。这里想特别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在这两种杂志中都有科学内容，尤其在《六合丛谈》中科学文章占去很大的一部分。而依一般人的感觉，宗教与科学应该是互相对立的。因此一般的解释就是，科学只是传教士的诱饵，通过科学的传播来吸引读者，而后达到传教的目的。更有些人以为，传教士传播的科学只是过了时的学问。其实这是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关系不了解而引起的误会。

    十七世纪以来，从天学到地学，从物理到化学的巨大进步，已经迫使西方学者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新思维来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于是号为“自然神学”的学说油然而生。这一学说以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约翰·洛克等人为代表，挑战了基督教认为启示是认知神的惟一途径的假说。洛克认为，人类不是完全依靠《圣经》才能获得上帝的真知，人们可以在自然界中发现上帝无处不在。换句话说，科学的发展并不否认神的存在，相反正是神的存在才使世界成为科学的与合理的状态。因此宣传科学与传播宗教并不矛盾。到了十九世纪初威廉·派瑞出版的《自然神学》一书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在传教杂志里同时有科学内容存在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六合丛谈》中最明显地看到自然神学与自然科学并存的现象。当然另一方面，传教士“以科学为矢，以宗教为的”的思路也始终存在，这是毋庸否认的。而恰在《六合丛谈》停刊后翌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原来的自然神学已经解释不了物种的偶然变异说，自然神学的武库已经不敷利用，新的神学思想又在酝酿，因此如《六合丛谈》那样的杂志也不可再现，以是这一份资料的保留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还远不限于历史学家。

    传教士所创办的中文杂志数量颇大，尤其越是前期越是不易寻觅。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杂志最重要的三种已经全文复制出版（另一种《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由中华书局出版），但最早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以及其后的《各国消息》、《中外新报》等都还很难看到，至于《六合丛谈》之后又有许多杂志出现，也并非唾手可得，自然也很希望能有出版社起而效之，将文化的积累工作一直做下去，以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是为至盼。

 

原载：《文汇报》2007年8月4日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7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