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来，在一些西方的文献中，往往提到中国人有这样的自负：他们认为惟独自己才有两只眼睛，欧洲人则只有一只眼睛。这些记载出自英国人和葡萄牙人，而法国的伏尔泰也曾谦逊地认同这种说法：“他们有两只眼，而我们只有一只眼。”用两只眼睛观察事物，是即要看到自己，也要看到他人。是的，作为中国文化基本价值 的“仁”，本来就是着眼于自我和他者，本来就是在“二人”间展开的。不过，当大汉帝国雄峙于东方的时候，儒家“推己及人”的政治理想，即所谓的“仁政”，实际上所成就的却不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图像。政治上的册封，贸易上的朝贡，军事上的羽翼以及文化上的四敷，透过这样的过滤网，两只眼所看到的除了自己，也不过是自己在他者身上的投影。这与用一只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又有甚么本质的区别呢？

　　从13世纪开始，陆续有欧洲人来到东方，来到中国，并且纪录下他们的观察和印象。于是在欧洲人的心目中，逐渐有了一个不同于自身的他者，也逐渐获得了第二只眼睛，用以观察外围和远方。不仅如此，他们还让中国人擦亮了第二只眼睛，逐步看到了世界，也渐渐认识了自己。不过，这是在中国人经历了近代历史血和泪的淘洗，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后的事情。

　　同样是承认中国人有两只眼，但在德国人莱布尼茨看来，他们还缺少欧洲人的“一只眼”，即用以认识非物质存在并建立精密科学的“只眼”。推而广之，在美国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及外围各地区人的观察中，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中国，也必然是色彩各异、修短不齐的形象。我们是还缺少“一只眼”，这就是以异域人观察中国之眼反观自身的“第三只眼”。正如一些国外的中国学家，曾把他们观察中国的目光称作“异域之眼”，而“异域之眼”常常也就是“独具只眼”。

　　然而就“异域之眼”对中国的观察而言，其时间最久、方面最广、透视最细、价值最高的，当首推我们的近邻，也就是在中国外围所形成的汉文化圈地区。其观察纪录，除了专门以“朝天”、“燕行”、“北行”及“入唐”、“入宋”、“入明”的纪、录为题者外，现存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汉籍，展现的便是“异域之眼”中的中华世界。这批域外汉籍对中国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作出了呼应，对中国古籍所提出的问题，或照着讲，或接着讲，或对着讲。从公元八世纪以降，构成了一幅不间断而又多变幻的历史图景，涉及到制度、法律、经济、思想、宗教、历史、教育、文学、艺术、医药、民间信仰和习俗等各个方面，系统而且深入。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域外汉籍不仅推开了中国学术的新视野，而且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新材料”，从一个方面使中国学术在观念上和资源上都面临古典学的重建问题。重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更好地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最终更好地推动中国对人类的贡献。20世纪中国学术新貌之获得，有赖于当时的新材料和新观念，用陈寅恪先生的著名概括，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域外汉籍可大致归入“异族之故书”的范围，但其在今日的价值和意义，已不止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也不限于“吾国之旧籍”的补充增益。它是汉文化之林的独特品种，是作为中国文化对话者、比较者和批判者的“异域之眼”。所以，域外汉籍既是古典学重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本身也应成为古典学研究的对象。正是本着这一构想，我们编纂了《域外汉籍研究丛书》。其宗旨一如《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径，避免固执偏狭。总之，我们期待着从“新材料”出发，在不同方面和层面上对汉文化整体的意义作出“新发明”。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宋儒曾把这两句诗看作“浩然之气”的形容；“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唐代鉴真和尚曾因这四句偈而东渡弘法。我愿引以为域外汉籍研究前景和意义的写照：它是四方仁者的“同天”，是穿越了种种分际的交汇，是智慧的“结缘”和“对语”，因此，它也必然是“生香不断”的光明事业。

　　是为序。

　　（《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一辑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子目如下：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金程宇《域外汉籍研究丛稿》、蔡毅《日本汉诗论稿》、左江《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研究》、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

 

原载：《中华读书报》 2007年7月16日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6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