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基督教在华教育的发展经过了开始、迅速发展、扩张和衰落三个时期,基督教学校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主动或被动地作出策略调整,因而得以发展和壮大,但它与中国在根本上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关键词:基督教 中国 教育

    一 开始期(1818——1877)

    基督教在华办学最早应始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807年伦敦传教会派遣其来华传教,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第一人。1813年伦敦教会派米怜(William Milan )来华协助马礼逊。由于当时中国对西人抱有很深的敌意,对传教士批评评孔子及中国文化很气愤,将其视为异端,因此难于开展传教工作。米怜由于无法在中国大陆立足,辗转到了马六甲,并于1818年与马礼逊一起在马六甲设立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学生只有一二十名,其中有不少是从大陆带的。1844年后,该校迁到香港,由传教士里雅各(James Legge )负责。1834年马礼逊逝世后,为纪念他而于1836年设立“马礼逊教育会”,并于1839年11月在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由布朗(R.Brown )负责管理,第一批共有六名男生,[1]1842 迁之香港,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容闳、黄胜宽等即是该校学生。[2]1844 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其后又有11所女子学塾相继开设于五口通商口岸和香港。1846年,美国圣公会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在上海开设一所男塾,1850年北长老会在上海开设清心书院。此后,各国基督教各差会纷纷在华设立学校,到1877年,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开办得学校约有300 所,学生4900人(不包括主日学校)[3].这阶段的学校以小学为主,到60年代开始出现中等学堂,如登州文会馆在1873年开设了中学课程,但中学数量不多,约占学校总数的百分之七。与当时中国限制、忽视女子教育不同,基督教学校还很重视女子教育,开设了不少女子学堂。1869年有教会女校女生570 人,1876年女校有121 所,学生2100人。[4] 重视女子教育,既有多吸引信徒之意,也与当时西方传教士男女平等的思想有关。教师主要以传教士、牧师为主,因而专业性低,流动性大,许多传教士一面办学,同时还在商行使馆等地方任职。这时期的学校主要分布在通商口岸及广东、上海等沿海省份。各差会之间基本上呈各自为阵的局面,相互之间缺少相互协作,办学处于零星状态。应该说,传教士及各差会开设学校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世俗教育,二是将其作为传播福音,让人皈依上帝的工具,同时培养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如马礼逊教育会在其1839年1 月的发起“通报”中说:“本教育会的宗旨将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语,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这些学校要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也说:“特基督教会之学校,初非专门之教育家所设立,其志亦并不在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5] 在这些学校里要读圣经,要参加弥撒,礼拜及各种宗教活动,传教士们希望学生在浓重的宗教气氛受到感化,最终受洗入教。同时,还开设有中国传统的经书课程,以加强中国人对教会学校的接纳程度。由于在华初始设立学校,中国广大民众对其充满疑忌,不肯送自己的孩子前来入学,一般封建士大夫对之更是恨之入骨,因为它威胁到了他们几千年来的价值观念和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凭借几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举办学校,因而被当成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而受到攻击。因而这时期的学生以流浪儿童、孤儿、穷苦人家子弟等社会边缘群体为主,如在1866前所办的学校中,义学就占了很大比重。[6] 传教士还通过给学生提供吃住,甚至向家长给予资助来吸引学生,传教士也承认“来者大率为贫苦之儿童,学校免其学费,且有津贴书籍事物者。”[7] 由此造成这时期学生的流动性大,许多人只是由于贫困才迫不得已上教会学校,一有机会就退学,所招收学生质量也不高,据说是“不堪造就者十之九,其效用于教会者一人耳。”

    基督教会学校在这时期的发展总体上较为缓慢,但其贡献主要是为以后的发展作好了准备:学校的广泛开设,使中国人逐渐习以为常;编写了一批教材;积累了办学经验,各种措施和机制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二、迅速发展期(1877——1900)

    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广泛开展的洋务运动及洋务学堂对人才需求的刺激,同时美国从内战中脱身出来,加大了对华传教办学的支持,因而教会学校得以迅速的发展。1889年基督教会学生数为16836人,[8] 到世纪末达到了约2 万人。这时期中学大量增加,并在中学的基础上扩充形成了大学,如1881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上海设立的中西书院,后来形成了动物大学,1889年在广州开设的格致书院,后来形成了岭南大学登州文会馆1876年宣布具有大学水准。但这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毕业生往往只有几人。各差会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得到了加强,有不少学校是几个差会合办的,并成立了相互协调的组织。教会学校的开办范围扩大了中国的几乎所有地区,90年代末在广西、湖南等地都开办了学校。招生对象开始改变,特别是在沿海通商口岸和大城市,从贫穷人家子弟、孤儿等社会边缘性群体转向了社会主流的富有家庭子弟和绅士阶层子弟,并且向学生收取价值不菲的学费,如傅兰雅(John Fryer)的上海英华书院每年收银50两,先付后学。[9] 因为基督教学校不仅是想吸收教徒,还要通过毕业生占据要职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正如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在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上所说:“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一步给学生们训练,……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10]要达到这一目的,绅士阶层和富有阶层无疑是最佳对象,而贫穷人家子弟等社会边缘性群体显然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贫穷而又不识字,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自然卑下,社会上一切光荣的权势,自然临不到他们的手;因为社会上一切应兴应举的事业,他们不能参加其间;圣教会间接因而也受影响,就是不能使耶酥的福音,普及到社会上,这也是显见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要设法提高教友的地位,使国家和圣教能得好国民好教友。[11]因而林乐知提出,”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要不断地为乞丐开办义学呢?倘若让富有的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泛地宣传福音,我们岂不是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地发挥力量和影响吗?“从策略上看,他们企图打入主流士绅阶层,扩大其对中国主流社会的影响,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转变,但从效果上看,这一策略并不怎样成功。能吸引进来的多是投机的富商,他们希望使其子女通过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能谋的一份好差使,而广大士绅对其仍持怀疑态度。[12]

    与扩大影响的目标相应,教会学校陆续开设了英语课。早在60年代中期,一些敏锐的传教士就感觉到中国通商贸易等对熟悉外语的现代工商业人才的需要,并在所办的学校中开设外语。最早开设外语课的学校是傅兰雅设立的上海英华书院,1865年该校决定开设英语课程,并于同年7月12日在上海英文版《北华捷报》上刊登招生广告:“目前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往已经很频繁了,要尽可能地促进和发展这种交往是极其重要的。考虑到英语教育是高度有利的,有许多人为此目的希望能学习英语,但迄今还缺乏机会。因此之故,在副外侨决定在英租界内开设一所高标准的、有才能和有效管理的学校。”[13]此后,沿海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里陆续地开设了英文课。然而,对是否开设英文课当初经过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在1877年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对教会学校是否开设英语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狄考文为首的不开设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开设英文课会影响学生对宗教的信仰,在同期狄考文主持的登州同文馆就没有英文课。[14]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到1890年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时,对开设英文课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 L. Hawks Pott)甚至认为有条件的地方除国文外,都应采用英语教材,用英语授课。

    这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世俗知识,如在1877年的在华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批评了过分强调直接为福音布道服务的办学模式是片面和不完整的,要对其进行修正:改革教学内容,要承担起传播西学的责任,编辑世俗教科书。[15]因为他们希望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渠道进行垄断,使其纳入宗教的轨道。狄考文称:“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教会学校不要让“异教徒或基督徒的敌人来开动这个强大的机器,以阻碍真理和正义的发展。”[16]传教士爱菲尔也认为:“中国确实需要西方学者所传播的哲学和科学,但中国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那里获得这些知识。……只有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才使人民的内心谦卑,使人们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17]不管其原意如何,开设世俗的课程,对于教会学校适应社会需求,对于传播西方近代知识是有好处的。进一步开设世俗课程,不但使其能为一般民众所接纳,也使教会学校进一步世俗化。与此相应,教会学校更加重视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并在1877年的传教士大会上设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Committee ),也称“益智书会”,专门负责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该委员会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做了很多工作,到1890年该委员会共出版了约3万册教科书和图表,尚有库存15000 册。[18]1890年该委员会归并于新成立的中华教育会。

    教会学校的师资状况在这时期也得到了改善,出现了专职教育家,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位和造诣,有不少是出身英美的名牌大学,教会师范培养的教师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改善。19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和崩溃给了教会学校一个机会,他们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领域采取主动态势,同时还积极活动和宣传,试图将中国教育改革运动引导到对他们有利的方向。1890年成立的中国教育会更加关注“探求及解决中国的一般教育问题”。[19]潘慎文在1896年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年会上作的《中华教育会与整个中国教育的关系》的演讲很明白:“作为基督教教育家的协会,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各种方法掌握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使它能符合纯基督教的利益。”在该届年会上还设立了“教育改革委员会”,以图左右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林乐之等向维新派频频建议采用西化标准,让外国教育顾问指导中国的教育改革。

    与控制中国的部标相关,这一阶段开始重视高等教育,期望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其在中国的领袖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教徒,正如狄考文所言:“无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作为传教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出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这发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就可以胜过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不能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人。……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是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20]但这时期的大学是在中学的基础上扩充的,规模小,人数少,毕业生往往只有几人十几人,影响还不是很大,但它为以后的发展作了准备。然而,他们控制中国的企图是失败的,清末的学制不但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借鉴了日本的学制,而且没有让教会学校纳入国家教育系统,给它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三 扩张和衰落期(1900——1937)

    清末和民初的兴学运动给了基督教学校一个扩张的机会,19世纪末教会学校策略的调整,为以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同时20世纪各国特别是美国各差会加大了对华传教活动,如新教传教士人数1901年是1500人,到1914年激增到5400人,其中美国传教士增加最快,英美传教士比例1900年是3 :1,1914 年是4 :5 ,1918年美国传教士占新教传教士的比例达到了60%.[21]这时期教会教育迅速扩张,1912年学生数为138937人,1920年为245049人,(22) 1926 年学校约6000所,其中大学16所,中学200 所,小学5000所,学生30 万人左右。到1934年基督教中学数为259 所,学生44032人,大学25所,学生6475人。1918年,基督教在华高校有13所,而同期中国公私立大学只有8 所。

    大学的发展和完善,使教会学校在中国最终形成了一套独立完整的与中国教育相并立的教育体系。

    至此,基督教会教育事业在规模上发展到了其顶峰。

    虽然教会学校的扩张很快,但相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规模庞大的教育来说,其所占的分额是在日益下降了,如1914年,中国官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的比例是5 ∶1 ,学生数是6 ∶1 ,[23] 到1937年其学校比例已不足中国教育的百分之一,由于比例的下降,教会学校提出了“以质量取胜”的口号,要基督学校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1922年的教育考察团指出:“现在是意味着,要从数量的基础上进行成功的竞争已是不再有任何可能了。这种竞争已经过去,前十五年中国人设立的学校数已经取胜。今后教会学校必须把基础唯一地放在质量上。只有质量能吸引非教徒,甚至教徒也宁愿要一所好的非教会学校而不要一个蹩脚的教会学校。……这些事实加在一起清楚地指出了教会学校的机会:在性质上彻底地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地中国化,把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根据今年来教会学校的发展和当前发展中所能提供的新机会作出的清醒的判断,就是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以此提供给中国和教会一项服务,而这项服务是任何别的机关无法提供的。在此新时代里,质量是首要的,而不是数量。”[24] 为此,考察团要求各教会学校作出调整,保证以质量取胜,让培养的人才占据各个关键部门,扩大自己的影响,要求各教会学校更多吸引中国人参加管理并负主要责任,减少对外国经费的依赖以实现自养。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以后,中国人在教会学校中所起的作用有所加强。

    清末的学制,并没有将教会学校包括在国家教育体制内,1906年学部规定:“至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亦均无庸立案。”[25] 这固然由于清廷的无能,但这对教会学校的发展来说并非什么好事。因而20年代要求教会学校向政府注册立案时,虽然有不少反对意见,但大多数都在教育部立了案,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他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26]当时规定,立案的学校不得将宗教作为必修课,不得在课内宣传宗教,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小学不得举行宗教仪式。这就涉及到了基督教学校的根本问题,要么对学校的宗旨进行调整,要么不遵守政府的规定,从而不能里立案。一些人反对这项规定,认为它“不仅与教授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则不合,且与基督教设学原旨冲突;而障碍他们贡献于中国教育上的特殊需要。”[27] 因而主张“信仰自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就不必进这所学校,然而,教育和宗教分离,教会教育的世俗化是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教会教育的一次机会,詹姆斯。艾迪生和赫瑞斯。格雷在1910年致卜舫济的信中指出:“当学校扩大时,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世俗化- 即失去它占中心地位而统辖一切的传教活动。学术的目标越广泛,系科的数目越多,教师越忙于应付日益增多的专业职责,保持积极的传教热情也就越困难。”[28] 因而,基督教学校只能通过培养学生基督化人格而不是教义灌输来实现,注重宗教教育的实际效果而不是仪式,“稍变其希望各人做基督徒之宗旨,而为使人有于基督环境中,受教育之机会。………直将仪式上入教的条件撇开,而注重人格的养成,其宗旨更显纯正光大矣。”[29]大多数的学校都向政府立了案。

    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与19世纪相比,在一系列策略问题上已经显得极为被动,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相对于中国的变化来说,它已经明显地在走下坡路了。抗战中教会学校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抗战结束后曾有过一定的恢复,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基督教在华教育最终结束。

    要之,基督教学校在中国存在的时间超过了一个半世纪,它能根据中国形势的变化,主动或被动地作出策略调整,因而得以生存了如此长的时间。然而,它在根本上同中国的社会是不相适应的,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注释:

    ⑴Chinese Repository. 1894.10.:569 ——570

    ⑵马里逊学堂于1849年停办,其初期详情可参看 容闳。西学东渐记(M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⑶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in Shanghai,May 10-24 ,1877.Shanghai ,1878:486

    ⑷黄新宪。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J )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4(1 )

    ⑸The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of 1921-1922.New York.1922: 18 ——20

    ⑹1866年耶酥教学堂表。教会新报。1868年第一期

    ⑺(美)露懿斯。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之情形。新教育。)

    ⑻全国基督教会学生历年增进表。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1922年11月

    ⑼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1865.7.15

    ⑽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old in Shanghai,May 10-24 ,1877.Shanghai ,1878:486

    ⑾徐宗泽。广设学校以提高教友社会上的地位。圣教杂志(J )1933年第五期(总第275 期)

    ⑿顾长声。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28

    ⒀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Shanghai .1865.7.15

    ⒁参看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C )。县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

    ⒂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in Shanghai,May 10-24 ,1877.New York :171 ——180

    ⒃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in Shanghai,May 10-24 ,1877.New York :171 ——180

    ⒄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in Shanghai,1890.shanghai .1890 :471

    ⒅顾长声。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39

    ⒆湘帆。中华基督教育会成立之经过。教育季刊(J )第一卷第一期。1925年3 月

    ⒇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in Shanghai,1890.Shanghai .1890 :457-459

    [21]顾长声。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51

    [22]全国基督教会学生历年增进表。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1922年11月

    [23]James w. Bashford.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and Cincinati,1916:113

    [24]The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of 1921-1922.New York.1922: 12-15

    [25]学部咨各省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C ):1065

    [26]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 ):440

    [27]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宣言。教育季刊(J )第一卷第二期。1925.6

    [28]何晓夏。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29]李天禄。基督教教育之我见。教育季刊(J )第二卷第三期。1926.10

    ——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