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勃沙特

    说起第一位向世界介绍长征的西方人,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其实,这一殊荣属于瑞士人勃沙特。作为一位亲自参加了长征的西方人,他还对红军的作战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帮助作用。

    红军扣留“西方间谍”,瑞士传教士“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作战时,碰上了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就有瑞士人勃沙特夫妇。红军战士们误以为勃沙特是特务,遂将他们逮捕后,押着一起行军。正是这一小小的误会开始了勃沙特的传奇经历。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是一位出生在英国的瑞士传教士。第二天,红军弄清他们的身份后,就释放了外国传教士的妻子和孩子。对于外国传教士,红军从反帝的角度来看待,印象自然不好,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财产没收,拘留起来。红六军团领导人为筹集经费和药品,打算让教会拿出赎金和药品来赎勃沙特,因而将他继续拘押在红军队伍中,这使勃沙特后来有机会亲历红军长征。

    当时,红军极为缺乏地图,用的通常是旧中国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20多平方厘米大的图上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无法准确地标定行军打仗的路线。在攻克旧州后,红军从一所教堂中找到了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听说勃沙特能讲汉语,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就派人把他请了来。勃沙特一看地图就认出了这是一张法文地图,正好他妻子是法语区的瑞士人,为了同她家人沟通,他专门学过法语。于是,在微弱的烛光下,勃沙特讲,萧克记,勃沙特在萧克的指点下,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整整干了大半夜,两人才把地图译完。萧克对勃沙特的友好合作十分满意。据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萧克对这个外国人的贡献也始终念念不忘,他说:“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中学课本上的地图,没有战术上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后,勃沙特帮助译成了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情况,对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了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的好向导。” 

    在边聊边改的过程中,萧克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情报,也得知了勃沙特的身世。此后,随着双方接触的加深,两人又一起谈过许多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

 被红军战士行为感动,逐渐理解共产主义

    在与红军的朝夕相处中,勃沙特逐渐地认识了红军,他在其著名的亲历记《神灵之手》中写道:“他们穿着随手弄来、而又根本不注意颜色布料做成的军服,有蓝、灰、紫、绿、黄、黑等,一些人戴着毛线织的女式帽子,一个战士甚至将教堂的祭袍像披风一样披在身上。新衣服、旧衣服、杂色衣服和床单什么的,形成了一幅装束混乱而又奇特的行军场面。”但红军帽子上统一的红色标志和每到一处就在墙上书写大字标语的独特作法,使勃沙特明白他遇到的这支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的队伍,是一支为理想而战的军队。

    红军所到之处,民众的衷心欢迎和踊跃参军令勃沙特感到惊奇。勃沙特就此写道:“我就是这样在被迫中一点点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看到那些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

    红军对待他这个俘虏的举动更是令其非常感动:在搜查之后,个人物品甚至连零钞都一分不少发还给他。红军还严格禁止以“洋鬼子”、“大鼻子”这样含贬义的词称呼他,而称他为“外国人”或“老勃”。在行军中,红军尽一切可能照顾他,因为潮湿多雨,勃沙特提出要块油布,结果红军给了他一条床单,他后来才知道,“这已是红军中非常奢侈的供给了”。他在生病的时候,红军还派人为他打针、熬药、治病。

    在行军中,勃沙特的鞋坏了,红军给他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而这鞋“却是从一位正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来的”。对此,他十分感动,说自己收下这双鞋是问心有愧,因为好多战士还在光着脚走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红军还给他配备了一匹马,并尽一切可能给他单独提供加糖的米粥,设法为他购买鸡、鸭、鱼、水果、水饺,甚至炼乳罐头等当时稀有的食物。勃沙特在等待教会筹集赎金的漫长时间里,为回报红军的善意,每天不停地为缺衣少穿的红军编织毛衣、毛袜、手套,只有星期天例外。贺龙新生的女儿就有一件勃沙特织的毛衣。

    长征途中被释放,回国著书宣传长征

    1936年4月,红二方面军考虑到勃沙特对红军的帮助,以及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于是在长征至昆明附近的富民县境内时,决定不再要赎金和药品,无条件地释放了勃沙特。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中,萧克、王震将军设宴给他送行,大家谈笑风生,从中午一直到了黄昏,后因敌情紧急需要转移,不得不中断。临别之际,萧克将军希望他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继续留在中国,“可以办一所学校什么的,只要不强迫学生信仰上帝就可以。”临别,红军还送给他一笔丰厚的路费。就这样,勃沙特结束了这段长达18个月,行程约一万里的奇遇。

    此时,这位外国传教士已由红军的一个敌视者变为一个坚强的同情者,成为红军的忠实朋友。他对被红军的拘押经历,一点也不感到反感。相反,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执著的信仰,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随着对红军的认识不断加深,勃沙特感悟到了红军先扣押他而后又释放他的真正原因,“红军很可能要借此告诉人们,扣押外国人的目的并非财物,金钱对红军并非大事,重要的是红军要借此告诫外国人,他们反对在中国传教。”

    每当勃沙特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善。他经常给人们宣讲:“红军对穷人很好,即使在艰苦征途之中,仍时时不忘穷人。红军打仗勇敢坚强,指挥官都很年轻。”回到英国后,勃沙特因为被红军拘押的事而成为了名人。此后,他四处巡讲自己的经历,宣传红军。

    1936年底,勃沙特撰写的回忆录——《神灵之手》在伦敦出版发行,比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通译《西行漫记》)还早一年,成了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在《神灵之手》的结尾,勃沙特甚至还大胆呼吁年轻的基督徒要学习红军那种精神,并以红军那种简练有效的办法,重视穷困的民众,并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神灵之手》出版后,颇受关注和欢迎,掀开了西方人报道长征的序幕。

    文章来源: 环球时报 

    转自: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6-10/21/content_74310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