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0年代中期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至今已是第五届了。在本届研讨会主办者之一、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董事长林忠民先生盛情相邀之下,台湾中山大学外文所教授、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欣然前来厦门大学赴会,并在开幕式之后,作了学术演讲,其中谈及有关当今华文文学“三个世界”的基本格局及其互补关系等,令与会者大饱耳福。现由华东师大钱虹教授根据记录整理如上(已经余光中教授过目并同意发表),以飨读者。]

    厦门大学是我的母校,这次能回来在母校参加“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借此机会见见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华文作家和大陆学者,非常高兴。厦门是著名的侨乡,历来有许多人离开故土,远渡重洋,成为东南亚各国以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离开中国大陆,自然是“离心”,“心”即华人和中文的故土,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且更是历史的和文化上的。古时候离开中原,也是一种“离心”。由于“离心”的缘故,产生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乡愁文学”和“怀乡文学”,炎黄子孙不管到了哪里,无论距离“圆心”的行程有多遥远,他的心总是怀念故乡,难忘故土,乡思乡恋乡情乡愁绵延不绝。历史上,韩愈曾被贬至天涯海角的潮州,柳宗元被放逐到九万大山之南的柳州,在当时,这些地方都被认为是南方蛮荒之地,远离文明发达的中原,屈原时代曾作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乾,何为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反映了先秦时代人们对“离心”之“不祥”的观念。但韩愈、柳宗元虽然离开了中原,却并未放弃仓颉创造的汉字,美丽的中文在天涯海角、五岭之南依然结出了灿烂辉煌的篇章。这是“向心”与“同心”的有力证明。

    当然,离开故土毕竟是地理上、文化上的“离心”。根据联合国关于全球科技开发区域的划分:第一世界是北美及西欧等国;第二世界是东欧等国;亚、非、拉美属于第三世界。我们如果按照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价值判断,以及写作环境、出版、阅读、接受程度等等综合考察,也对语言文学作一划分的话,华文写作的第一世界自然是中国大陆,即华文文学的中原;第二世界是离“心脏”较近些的边缘地带——台港澳地区;而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华人写作,那就都是中文的第三世界了,因为在那里,汉语并不是主流。英语文学也大致上可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英、美等国家,英语作为母语。英国人对自己的文学非常看重,有句名言这样说:宁可丧失印度,也不愿丧失莎士比亚。如今“日不落”帝国已经衰落,但英文仍通行于世界。第二世界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英语也是主要的官方语言。第三世界范围就广了,像爱尔兰、南非、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香港等,英语都是通行的。但是,近年来,西印度群岛,即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些岛国,出了不少使用英文写作的著名作家,例如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1932年出生于加勒比岛国特立尼达,系印度婆罗门后裔。他的祖父当年作为契约劳工,从西印度移居特立尼达。奈保尔虽然用英文创作,但其作品的主要题材却与印度、加勒比地区的文化背景和童年记忆有关。另一位10年前获诺贝尔文学奖(1992)的德雷克·沃尔科特,生于圣卢西亚,早年曾在牙买加等加勒比岛国住过,这些都属于英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如今却是创作人才辈出。英语的第三世界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明并非只有第一世界才有杰出作家,第二、第三世界也会出现,如犹太人当中,像南非的女诗人纳丁·戈迪墨,以及原籍波兰,后移居美国的埃·巴·辛格,都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意味着处于文学上的边缘地带也可以影响中原本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爱尔兰是个小国,但欧洲文学史上许多英文大作家都出自爱尔兰,例如18世纪的斯威夫特;19世纪的王尔德;20世纪出了好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像威廉·叶芝、肖伯纳,他们都成为英语文学的大师。作家海明威虽是美国人,但他主要的生活空间却是古巴、西班牙、以及非洲等地。意识流文学大师詹姆斯·乔伊斯,也是离开爱尔兰后,成了英国文学大师,还有先是在美国后来去伦敦的S·T·艾略特等。这些例子都说明: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文学传统,就可以有自己的文学生命,出现小岛上的文学大师。

    说了西印度群岛,再看东印度群岛(即马来群岛)。在这些国家中,华文都不是主流,相对于法文之于越南、西班牙文之于菲律宾、英文之于马来西亚而言,华文的地位是不高的。我的父亲曾经是马来西亚华侨,在坡(Muar)办过华文小学,所以我深知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很受压抑。但50-60年代到台湾来求学的东南亚华人子弟中,如新加坡的王润华、淡莹,马来西亚的温瑞安,印尼的董桥等,后来都在台湾、香港获得了中文的各种文学奖。第三世界的华文作者可以在第二世界获奖,将来也一定会在第一世界获大奖。

    在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中,目前对第一、第二世界中的华人作者的“南洋时期”注意得很不够,如香港去的徐、台湾去的钟梅音……等等,还有最近深圳海天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的秦牧,他是出生于新加坡的。我觉得,在中国作家中,最具有华人全面经验,即在华文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都生活过的要属许地山了。他生于台南,1895年“割台之祸”发生后,童年时代的他随其父许南英离台回到泉州,去广东读书,后又到南洋、缅甸等地教过华文。五四前夕又到北京进燕京大学念书,毕业后先是做周作人的助手,后留学美、英,得了双硕士学位,返国后成为燕京大学教授。1935年后又经胡适推荐而出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目前我们对许地山的全面研究,非常不够。

    最后谈谈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奖,而是西方文学奖,由瑞典人主办的,从1901年开始至今,历届获奖者中还是北欧人获得的最多。尤其是文学奖评委中,只有马悦然一人懂中文。他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左传》起家的,其余评委都不懂中文。去年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有感于此,专门设立了“花踪文学奖”,以全球华人的文学创作为评奖对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华人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也恰好是18位,我也忝列这“十八罗汉”之中。本来打算请两位外国的汉学家来当评审委员,我不赞成,因为华人写的中文作品,为何要瑞典人、美国人来评审?他们诺贝尔文学奖从来也不请中国人当评委,在这一点上,决不可丧失民族自信心。去年“花踪文学奖”评审结果揭晓,颁给了大陆作家王安忆,她得了9票;台湾作家杨牧得了5票。这并不意味着华文文学的第二世界输给了第一世界。只能说,一个是小说家;一个是诗人兼评论家,结果是小说家赢了诗人兼评论家。台湾每年都要出一本文学作品的年度选,由张晓风主编2001年《台湾年度散文选》,编完之后还要从入选“年度选”的作品中选出一篇最好的,奖金是2万新台币。去年《台湾年度散文选》中选出的一篇,作者正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他十分高兴,喜滋滋地飞来台湾领奖。这样做,也是对诺贝尔文学奖不颁给中国作家的一种回应,平衡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与马悦然曾经在台北有过一次对话,当时主持者是台湾清华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沈君山。对话很长,但结论很短:文学是没有国界的,而语言则有国界,这与美术、音乐等诉诸视觉、听觉的艺术截然不同,美术、音乐都是没有国界的。谈到最后,我们都认为应该放眼世界,设立一个独立的华人的文学奖。去年首届“花踪文学奖”,是第三世界(马来西亚)颁给了第一世界(中国大陆),今后能否倒过来,地点设在北京,或者台北,香港也可以,新加坡也不错,第一世界的华文文学奖也能颁给第三世界的华文作家。香港的《亚洲周刊》每一期都要刊登一份畅销书和流行音乐排行榜,选取了八个城市,左边是第二、第三世界的香港、台北、新加坡、马尼拉;右边是第一世界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8个城市很有代表性,它代表着华文世界的一个大圆圈。华文为母语的世界人口要比英文的多得多,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加起来不超过4亿人,而使用中文的则超过13亿人。但英文目前却成为世界通行语言。在西印度群岛,英文写得好,自然就国际化,受到承认;而华文则反之。但华文作家不要妄自菲薄,要珍惜自己掌握的美丽中文,将来总有一天,把华文学好了,也可以成为世界著名作家。

    天主教高僧圣·奥古斯丁说过:神性如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处可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作家托马斯·曼避难于美国。有记者问他离开德国何以自处?他答道:凡我所在,皆为德国。华文世界也就像无数个同心圆,以中文为半径,以中国文化为圆心,那么无论你在哪里,就都是圆周上的一个动点。华人只要一天不放弃美丽的中文,圆的半径就在他的手上,中华精神就保存于华文文学作品之中。这是从屈原、李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炎黄子孙的传统。今天,我们要使它的圆周不断得到扩展,半径不断延长!

    文汇报 2002/9/5

    转自: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09/05/content_51995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