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中关系史长达400来年。作为欧亚大国的俄罗斯早就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意识到必须同伟大的远东邻国发展关系。早在17世纪初,俄国政府就作出决定,向明朝帝国派驻第一个大使馆。于是,第一批俄罗斯人1618年来到了北京。

    伊万·佩特林率领的哥萨克代表团在北京总共逗留了4天。明朝皇帝尽管未能接见第一个外交使团,但下给它一封诏书,允许俄罗斯人前来建使馆、在中国做买卖。从此以后,费多尔·拜科夫(1656年)、伊万·佩尔菲利耶夫(1662年)、尼古拉·斯帕法利(1676年)分别率团拜访中国首都,而做买卖的商队则不计其数。这些接触使俄国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同时还宣传了自己。但这只是双方交往的一小部分。俄罗斯人真正出现在中国,同宗教使命息息相关,它在两国关系发展中写下独特的一页。

    俄罗斯宗教人士在北京生活了近250年。就其活动状况和性质来讲,他们同天主教有很大的区别。

    18世纪,中国首都城内东北角建起一座小庙,庙名非同寻常,叫罗刹庙,“罗刹”这个中文词来自佛经中的梵文“Raksasa”,意思为“邪气、恶鬼”。中国官人也这样称呼17世纪定居到中国边界阿穆尔河旁的俄罗斯哥萨克。

    1685年夏天,1500人的中国军队乘着炮船,在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下,包围了修建在阿穆尔河岸的俄罗斯阿尔巴津要塞。三个星期以后,守卫要塞的士兵被迫投降,45名男人和一些妇女和孩子被押到北京。尽管中国人认为他们是俄罗斯人,但其中大部分是入了基督教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和混血儿。在撤离要塞时,被俘虏的阿尔巴津人带上了教堂器皿、圣像,还硬带上了已经不年轻的神甫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及其妻子和儿子。

    康熙皇帝对待阿尔巴津人相当慈悲,让他们所有人都住在东直门的一个胡同里,分给他们房子和耕地,所有人都被列为官兵,划为黄旗“俄罗斯连”,拿着可观的薪水,单身的哥萨克被赐予妻子,妻子都是中国人,来自各种囚犯的家庭。最初,阿尔巴津的人没有自己的教堂,他们参拜天主教的南教堂。后来,关帝庙转给了他们,1696年,关帝庙改建成索非亚教堂。俄罗斯人通常把这座小教堂称为尼古利斯教堂,中国人称为罗刹庙,使这个词具有了“俄罗斯庙”的意思。

    1711年,在马克西姆神甫去世后,需要找一个神甫,在阿尔巴津人及其后代中维护东正教。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1700年,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知道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重要性,同意向北京派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主张。1716年,在长期复杂的谈判以后,伊拉里翁修士大司祭率领的第一个使团来到首都,安置在阿尔巴津人附近。1729年,修士大司祭去世后,第二个使团来到京城,住在市中心使馆大院,靠近紫禁城,临近办公和商业区。使团新住处叫作南关,与阿尔巴津人住的北关相呼应。用中国政府拨给的资金在南关建起砖石结构的修道院。

    使团在南关一直住到1864年。俄罗斯传教士与天主教传教士不同,在这一时期,没有在汉人和满人中传播东正教,更没有参与政治斗争。使团只维护阿尔巴津人中的信仰,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因此,中国当局对它的成员礼貌相待,很少进行刁难。1838年,留在北京南教堂最后一名天主教教会主持去世了,此后直到1860年,俄罗斯人是中国京城唯一的外国人。

    使团中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汉学家,其中有拉索欣(1707—1761年)、列昂季耶夫(1716—1786年)、比丘林(1785—1853年)、科瓦列夫斯基(1800—1878年)、扎哈罗夫(1814—1885年)卡法罗夫(1817—1878年、瓦西里耶夫(1818—1900年)等。他们著书立说,介绍中国人的习俗和生活,编篡最初的俄汉词典,为现代俄罗斯的汉学打下基础。

    1860年,北京开始建立外国使馆,宗教使团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1864年,俄罗斯使团最终分成宗教使团和外交使团。宗教使团返回北关,靠近阿尔巴津人教区,外交使团安置在南关,继承了所有教堂和生活建筑。弗兰加利被任命为俄罗斯驻中国第一任大使。俄罗斯外交使团始终安顿在这里,直到1920年9月,中国政府对公使库达舍夫公爵宣布终止使团的职能。很快,使团被苏联大使馆所取代,苏联大使馆1956年以前安置在南关,但也间歇过几段时间。

    其中一段时间同1927年的事件有关。蒋介石在中国执政以后,警察和京城军队4月6日以防止“共产主义阴谋”为借口占领了苏联大使馆。15名外交官被监禁近1年半。

    抗日战争一开始,苏联使馆就同国民党政府一起转移到重庆,接着是南京,后来的解放战争年代,是在广州。只是到了1949年,我国外交官才回到南关。1956年以后,这块地方移交给中国最高法院,使团几乎所有旧建筑慢慢都消失了。

    19世纪中期,宗教使团开始在中国人中宣传东正教,将许多祈祷书译成中文出版。义和团起义中断了它的安定生活。1900年6月,北关的所有建筑遭到彻底的破坏,公园和果林被烧,215名入了东正教的中国人和阿尔巴津人被毒打。使团首脑、修士大司祭英诺森同弟兄和几名教民逃到了俄罗斯外交使团领地,在那里度过了使馆区被围困的两个月。后来,英诺森在雍和宫喇嘛庙宇避难,在那里布置了临时教堂,以自己的存在保护庙宇未遭到外国士兵的抢掠。他后来同保全下来的僧侣和中国东正教教徒来到了天津,因为北京使团的前途未卜。

    使团重新回到北关以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修建活动。购买了周围大量空旷的土地,庭院扩大了近10倍。几年后,修建起有高级僧侣住宅的英诺森教堂、圣母升天教堂、兄弟楼、女修道院、两所中国儿童寄宿学校、经营性建筑等。圣母升天教堂已被毁坏,那个地方为所有受苦受难的圣徒建起一座教堂,1900年被打死的中国东正教教徒和阿尔巴津人的遗骨被埋在这里。那些看到过这座教堂的人都认为,它是教会会馆真正的精华建筑。教会拥有装备良好的机械厂、面包房、制皂作坊、铸造作坊、锅炉房、印刷车间、装订车间、气象站、澡堂、磨坊、乳品场、果园、菜园。养蜂场特别令人骄傲,每年收80普特优质蜂蜜,产品不仅在北京受欢迎,还供应到哈尔滨。在西山,教会买下一座废弃的庙寺和一片土地,建起圣父十字架隐修区。在北京郊区和临近省份,教会还有不少耕地和营地。北京使团教会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设立了分部。

    1913年,为了纪念罗曼诺夫家族300年,在北关南部为修建耶稣复活东正教大教堂举行了奠基仪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建筑工程成为泡影。

    国内战争年代以及后来,北京东正教会给许多俄罗斯难民提供了临时避难的地方和工资。其中一些人剃度落发,留在了圣母升天修道院,大多数人在这里暂短停留后,前往澳大利亚或美国去了。1955年,最后的使团首脑维克多(斯维亚京)修士大司祭决定关闭使团,因为中国首都已几乎不存在东正教教徒,教会没有维持下去的资金。在返回苏联以前,他将北部会馆连同所有建筑和财产交给苏联国家所有。很快,这里建立起现代化综合建筑,成为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91年起,为俄联邦大使馆),南部会馆移交给了中国政府。在兴建行政大楼、住房、商店时,几乎所有教会建筑都被清除掉了。受苦受难圣徒教堂不碍任何事,但也被夷为平地。有些建筑虽然保存下来了,但已完全改变模样,如高级僧侣住宅楼,(中国建筑陈列馆,有一部分现在用作小会客室),图书馆(领事处)、圣母升天教堂(车库)和个别经济性建筑。

    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俄联邦驻中国大使馆被称作在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使馆,超过16公顷。

    谈到北京的东正教会,不能不回忆它独一无二的图书馆。1796—1808年领导第8届使团的格里博夫斯基修士大司祭开始收藏书籍。19世纪,沙皇政府每年向图书馆拨款500卢布白银。在俄罗斯出现东方学学术中心以前,它是唯一收藏关于中国书籍的地方。在10000多册书中,许多是图书珍品,其中包括了地理和医学等书籍。

    遗憾的是,图书馆未能保存下来。许多书籍和手稿在1900年大火中被烧毁。个别奇迹般流传下来的图书现在是俄罗斯驻北京使馆图书馆的珍品,一些图书也可以从中国国家和首都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的俄罗斯人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50年代,许多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有些年总数多达数千人。1959年,苏中关系恶化,所有专家都被召回国内。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和随后的几年,我们在北京只有为数不多的使馆和商务处工作人员、塔斯社和新闻社的记者。只是在1983年,苏联和中国才开始重新互派留学生,中国又开始出现俄语教师、科学文化界人士,而从1990年起,开始出现个体商人。现在,常住北京的俄罗斯人有1000多名。其中有外交官、商务人员、俄罗斯公司驻北京代表及其家属,还有大约150名留学生和进修生。我们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吸引着俄罗斯商人纷纷前来,但人数无法统计。众所周知,去年,来自俄罗斯的客人在前来中国的外国旅游者中人数最多。

    文章来源: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网站 

    转自: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2-12/01/content_74309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