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很重视翻译中国的经典,一方面是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文化,一方面是作为自己学习中文的工具。中国古代经典自然以五经最为重要,五经指的是《易经》、《诗经》、《书经》、《礼记》与《春秋》,对新来乍到的西洋人来说,都是不易理解、难于翻译的作品。好在北宋时期将《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两篇,即《大学》与《中庸》提升为儒家重要经典,合称四书,到了南宋,又得到朱熹的大力提倡,于是学庸语孟的地位渐渐超过五经,成为芸芸士子必须烂熟于胸的经典。明代以后,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第一场,就是代圣贤立言,用八股文来阐发四书中某一句话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自然要以翻译四书为最要紧的作业了。四书当中,只有《中庸》稍难,《论语》与《孟子》里头有许多句子近乎口头语言,容易学习理解。《大学》很短,又有反复排比的句子,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词句易于记诵,翻译起来难度也较小。

    1593年,第一个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在欧洲出版了《大学》的片断翻译,这是四书首次被译成欧洲语言。70年后,即1662年,在江西的建昌出现了拉丁文的《大学》全部及《论语》的部分译本,冠以Sapientia Sinica的书名,意为“中国的智慧”。

    1667-1669年,《中庸》的中文-拉丁文对照译本完成,取名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该译本是一项集体劳动的产物,主译者署名殷铎泽,另有16人作为监督人与评阅人列名其上,他们的国籍包括意大利、葡萄牙、法国与奥地利。有趣的是该书一半在广州印刷,另一半则于两年后印于印度果阿。再过20年,即1687年,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在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的编辑下出版于巴黎,该书虽只有《大学》、《中庸》与《论语》的译本,但中文书名却为《西文四书直解》。

    四书的全译最终由另一位比利时人卫方济完成,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卫氏译本的内容不只是四书,还包括《孝经》与朱熹的《小学》,故取名为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sex,即中国六经。从罗明坚开始到此,四书的西译走了120年的路程。

    《东方早报》2004年6月8日

    转自: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4-06/10/content_74309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