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罗马纯粹是为了旅游,行程是别人安排的,没有机会去看书。第二次是去年秋天,去参加欧洲中国语言学第二次年会,多待了几天,自然要去图书馆随喜,但时间毕竟不长,也只能如鲁迅所说那样“随便翻翻”,浅尝辄止,不敢言读。而且更遗憾的是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暑期闭馆,直到9月中旬才开,我已经等不及了,竟无缘渎面。梵蒂冈而外,罗马收藏中国古籍最多的地方当然是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了。该馆去年闭馆,今年新馆舍建成才重新开放,就这点而言,我又有点幸运。

    意大利国家的统一非常晚,1861年才出现意大利王国。1873年以后,依据法律,教会的收藏必须收归国家,因此天主教原耶稣会的图书馆藏就成为国家图书馆的财产。耶稣会士来华以罗明坚与利玛窦为标志,自明末一直延续到1773年,至少有八百余人来到中国,其中意大利人不在少数。其后耶稣会被取缔,这股潮流受到遏止。1814年以后重建耶稣会,但来华的文化活动已经大不如前。现存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的中文图书大都是耶稣会士于明末到清中期带到意大利的,弥足珍贵。由于布列齐博士的介绍,我认识了该馆中日文部主任马丽娜,翻阅了不少罕见的书。

    最先看两种手稿。一是汉葡词汇集,一是汉英词汇集,均未署作者名。罗马大学教授马西尼怀疑前者是葡萄牙人公沙威所著。此人俗称公神父,19世纪30年代在澳门编纂过中葡、葡中辞典,并有汉语语法等著作行世,这些书我在日本东洋文库与澳门图书馆都看过,但仍于判断此词汇集是否即公氏手稿无助。西洋人编辑的中外对照辞典与词汇集是研究中外语言接触的重要材料,至于手稿则更加宝贵,虽然这两种词汇集应该都是19世纪的东西,不是太早,但仍然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时间有限,无暇细绎,希望今后会有人进行详细的研究。

    诠释康熙十六条《圣谕》及雍正《圣谕广训》的书籍是我近年来关心的对象,所以接下来查此类书,虽然没有像巴黎那样的发现(参见拙文《圣谕、圣谕广训及其相关文化现象》),但也有两种《圣谕广训》原文的照搬照刻本,一是“江苏学政鲍源深敬书恭刊”本,一是嘉庆乙亥年颁行,五云楼藏版本,过去都未曾寓目。这种书刊刻者不但自己不著一语的诠释,甚至亦无序跋说明刊刻的目的,在当年应该数量不少,但能够留传至今的也不多。后一种似乎还说明1815年时,圣谕广训又曾经郑重其事地颁行过一回?

    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因此他们带回来的中文书里传播基督教义的书最多,如《天主圣教四末论》,如《教要解略》,如《天主降生引义》,但同时也有科学方面的书籍,如邓玉函的《泰西人身概说》(即人体解剖)等,因为向中国的士大夫介绍西洋的先进科学正是引导他们信教的最好手段。历任明清两朝钦天监的传教士汤若望,因为与中国掌管历法的官员杨光先发生冲突,差点罹难。他的《奏疏》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其中以西法推测日蚀及与中法与回回法的对比,让人明显看出西法的优越性来。该奏疏有四册之多而不分卷,书的标签上也只有“奏疏”二字,并不著明是何人之奏,亦无内封,极有可能是初刻的样本。

    耶稣会士不但来华传教,有的人回国时还带领中国教徒去往欧洲。康熙年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以善油画,在中国宫廷供奉13年,雍正二年回到故国,带去五名中国青年,并捐资在拿玻里建立中华书院。该院不但吸收中国教徒,而且也容纳土耳其、希腊生徒。该书院一直到晚清还很活跃。在这个图书馆里就看到有一本同治八年在纳玻里印行,由该书院院长、湖北人郭栋臣所编纂的《中华进境》。其内容有三字经、忠经、四书(但其中的孟子只有一句)等,又有古文,包括《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韩愈的原道等九篇。还附有历代帝王国号歌、三皇歌、五帝歌等。目录则为中、意文对照。因为内容简单,应该是教习西洋人学中文的课本。数十年前,方豪先生曾到此图书馆读书,看到了另一本《中华进境》,是同治十一年出版的,内容与上述同名书不一样,是汉字的几种字表。也许在同一书名之下有内容不同的分册?这个书院闻名遐迩,18世纪末英国准备派遣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前,就曾到此寻觅中文译员。

    欧洲的许多国家,除了国家图书馆以外,过去还有不少私人图书馆,有的是贵族设立的,有的是主教创建的,后来大都成了国立的图书馆,其中也有不少稀世珍品。在罗马,就有一个安及利卡图书馆,是由安吉罗·洛卡主教奠基的。该主教是个学者,热衷于收集珍稀版本,又曾负责梵蒂冈教廷印刷所,所以搜罗了不少好书。图书馆从外面看来是一幢普通的三层洋楼,入内一看,才知道其二层与三层实为一层,因此天花板很高。墙的四壁都是从底到顶的书架,书架上排满了古老的精装书籍。这么高的书架,又从上到下分成若干层,每层有一圈很窄的走廊,人可以步行其中。每层书架相当于一个人伸直手的高度,也就是两米多吧,这样一般人就可以拿到这层书架上的任何书了。层与层之间用螺旋梯相连,十分方便。只不过螺旋梯又窄又陡,像帕瓦罗蒂那样的身材是挤不上去的。好在教授们都是精瘦的多,一般不会存在困难。

    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主要是为了看一本1604年写成的闽南方言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的对照字典。如果不是罗明坚与利玛窦在20年前已经编写了一本葡汉辞典的话,这本字典将是世界上第一本汉语与欧洲语言的对照字典,尽管如此,它依然拥有另一项第一,那就是第一本汉语方言与欧洲语言的对照字典。同时它还有更重要的学术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了400年前的闽南话与今天的闽南话有什么异同。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我们无法从字形上看出古代的读音与今天有什么差异,而这本字典是以罗马字来为汉字记音的,因此就很容易拿来与今天的发音相比较。当然用词方面也可以对比。其他方言则至今没有这样的优势,大多直到19世纪才有新教传教士编纂的方言与欧洲语言对照辞典来记录它们的特征。

    这本闽南话与西班牙语的对照字典是一位耶稣会士契林诺所著。他在16世纪末到达菲律宾时,发现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闽南人社区,于是就很用心地将他们的语言记录下来,然后送到罗马,希望洛卡主教能帮他出版,但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我是厦门人,一听说有这本字典,就亟想要亲眼目睹一下。试想,一本400年前写下来的手稿,从菲律宾辗转到意大利,又经过多少风雨沧桑,竟然还能保留到今天,岂不是像天方夜谭一样的吸引人?当管理员将这本字典从书库里拿出,摆在古色古香的书桌上时,真令人有无限的感慨。我随手翻到第二页,看到上面的一个字“柱”,注音为tiao,正是厦门话的读音,让我感到无比亲切。

    安及利卡图书馆东方图书不少,但中文书并不多,另外还看到一种中国出版的书。这本书是1703年在广州刊刻,由多明我会传教士万济国用西班牙文写的《官话语法》。通篇没有一个汉字,汉语词汇都用罗马字拼音写成。此书因是刻本,所以留传至今不止一册,但也十分罕见。300年前的广州已经刻印罗马字的书籍,这在印刷史上也应当留下一笔。我注意到该书的第一个读者是1899年登记的,100年来,只有四个人翻阅过此书,我即是第四个读者。与此书同放在一函里的还有一册《新刊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资治通鉴节要》。此书全卷现在国内也只有两个图书馆入藏,连上海图书馆也只有残卷一册,因为无法断定其为何年所刊,上图的卡片上只能写着明刊本。而安及利卡所藏则是最后一册,所以书末有牌记写明:“嘉靖辛亥(即1551年)孟秋新贤书堂新刊”。此书与《官话语法》风马牛不相及,想来是同一个人带回意大利的,所以放在同一号码之下。西洋人不懂中文的多,随便编在一起的可能是有的。就在上述国家图书馆里我还看到有一本线装书的标签被贴反了,因为汉字的正反对某些西洋人来说是分辨不出来的。但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中文书在欧洲都被很安全地供着,数百年来从不无端受损,近数十年来中外许多学人在欧洲的一些图书馆里发现中文古籍孤本的事时有所闻,就是这个道理。

    在罗马所看到的书当然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但在随便翻翻以后,只能择要说说,否则就打不住这篇小文了。

    中华读书报2002/7/10

    转自: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2-07/10/content_74308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