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曾是欧洲汉学的发祥地和中心,从18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一直占据领先地位。当代法国汉学教育有着怎样的面貌和景观?法兰西汉学是否仍具往昔的风采和魅力?面对东西方文化日趋深化的交流与对话,法国的汉学教育有着怎样的期待与前景?世纪之交,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钱林森教授在法国访学期间,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法国教育部汉语师资考试委员会主任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教授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戴思博寓所中三次晤谈。编者征得钱林森教授的同意,发表谈话笔记,以飨读者。

    □钱:您不仅为法国当代汉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建树,而且在培养汉学人才方面也有重要贡献;能否谈谈法国汉语师资培养和选拔的情况,介绍一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及中文系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学的情况?

    ■戴:我领导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有3年时间(1996~2000),正是教育部推行几项改革的重要时期。我因此能够考虑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并尝试进行教学方法的现代化。我推动了一些创新的举措,现在我只能希望这些措施能继续下去获得成功。对我来说,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这样一个类似于大学的高等学校,应该是一个培养在商业、政治、文化方面将来和中国一起工作的专门人才的场所,同时也应是一个培养致力于汉学领域研究的专门人才的场所,一个培养未来的汉学教师和汉学研究者的场所。第一学年,我们学校有700个学生来注册,但这些人并没有全部坚持下来,所以我们真正只有500个学生。这个数字很快又减少了,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会坚持到学习结束。学生学习3年后可以了解语言和文化的基础知识,获得第一个文凭。事实上,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在培养中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只有了解一种文化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现代性、现代化和世界化的问题是现在的趋势。我希望中国不要丧失过去所有的财富,这些财富会在明日世界中起到重要作用。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学生学习3年汉语后获得一个3年的文凭。再通过第四学年的汉语学习,他们可以获得学士文凭。在这一学年里,学生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研究现当代,一个是研究传统和文化。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培养出在历史、经济、国际关系、艺术史、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哲学、佛教方面的专门人才。那些希望继续学习的学生可以读第四年,选择硕士课题。这个硕士文凭可以让他们通过中学教师职业能力考试(CAPES)和汉语语言文化专业的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如果他们成功通过后者,就可以在中小学教授汉语。汉语教师资格考试是为了选拔最优秀的教师而在1999年创建的,教育部委托我主持这项考试。它的设置显得很棘手,它必须在CAPES水平考试和博士生考试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参加考试的人在以下各方面的能力都要受到评估:用法语和汉语表达和书写,对文言文的认识,就某一文化、文学或语言学课题进行研究,而且他们还要上一堂明白确切的课,要体现他们的演说天才、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清楚的教学能力。

    在硕士学位之后,学生可以成为研究型学生,继续第三阶段的学习,用一年时间准备DEA,用三四年准备博士论文。这个阶段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学会研究方法,提高汉语知识。那时他们可以在高等教育机构教书,也可以成为某一个大型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如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高等研究实验学校(EPHE)、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EHESS)、远东法国学校。这些研究型学生受到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的欢迎。我从1996年起就领导中国研究中心,在那里,学生可以和专家接近。

    □钱: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历史悠久,在培养法国汉学人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国许多知名的汉学家、学者、作家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工作过。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戴: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历史悠久,1995年举行了两百周年庆典。1795年,建立这所学校,旨在培养赴国外任职的外交官和使节,以提升法国在国外的形象:“为了确切的政治和商业利益,将在国家图书馆围墙内设立一所公众学校,致力于现存东方语言教学。”那时要培养翻译人员。汉语不是最早教授的语言之一,而是晚些时,1840年才开始教授的。从那之后,大部分权威的汉学家都在这个学校呆过,要么当学生,要么当老师,要么两者皆有。他们当中有:安托万·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2)、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Stanis1as Julien,1799~1873)、阿尔诺·维斯耶(Arnold Vissiere,1858~1930)、伯希和(pauI Pelliot,1878~1945)和保尔·戴密微(pauI Demievil1e 1894~1979),后者为最著名的佛学家、禅宗专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和诗歌方面的大学者,还有法国大学中汉语讲台的主讲者:罗尔夫·斯坦因(Rolf Stein)、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皮耶尔-艾蒂内·威尔(Pierre Etienne Will)……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的语言数量不断增加,今天已经有81种:非洲语言、中欧语言、俄罗斯语、中东语言、阿拉伯语、美洲语言(南美印第安语言和爱斯基摩语)、太平洋语言和亚洲语言。拥有众多学生的重要的系是:阿拉伯语系、日本语系、汉语系和俄罗斯语系。

    □钱:作为培养法国汉学人才的东方语言学院,您觉得在新世纪应当有何新的对策?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对汉学人才的需求日趋急迫,您作为法国权威的汉语师资考试委员会主席,在汉语人才培养方面有何种新的对策?

    ■戴:既然两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那么增加两国学生之间的交流就很重要。中国大使馆从1996年起每年给我们两笔基金以及10个免除大学注册费的名额,这对我们是莫大的支持。法国学生在学习头几年能去中国逗留学习语言。台湾也给了我们两个基金。到了高年级,学生得去中国找研究课题的资料,在资深专家那儿接受训练。至于我们这一方,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到了第三阶段可以接收学生,让他们学习西方研究方法,参加我们的集体研究项目。必须要加强研究人员的交往,特别是在汉语研究中心要欢迎中国研究人员,而这在目前还是非常困难非常少见的。不过,今年,我开展了一个国际研究项目,研究敦煌医书手稿,有中国研究人员的参加。应当加强这一类的合作项目。

    此外,必须发展多媒体技术和语言实验室。我们急切地等待着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搬家,它现在地方太小,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也很不够。

    □钱:如果说,以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来华的传教士如李明(LouisLe Come,1655~1729)、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1718~1793)等为第一代法国汉学家,以19世纪阿贝尔·雷慕萨(AbeIRemusat,1788~1832)、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Stanisas Jullien,1797~1873)等为第二代汉学家,以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葛兰言(MarcheeI Granet,1884~1940)、伯希和(PauI Pelliot,1878~1945)等为第三代汉学家,以戴密微(pauI Demieville,1894~1979)及弟子谢和耐(Jacque Gernet)、汪德迈(L''on Vandermeersch)等为第四代汉学家,那么现在占据法国前沿阵地的实力派如艾蒂内·威尔(Ettienne Will)、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阿兰·贝罗贝(A1ain Peyraube)、程艾兰(Anne Cheng)等就是第五代汉学家了吧?而您是其中活跃的一员。能否谈谈法国汉学目前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前景?

    ■戴:关于法国汉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也非常有趣。它需要对汉学的历史、现状和将来有一个整体视野。事实上,由于工业化和通讯的发展,汉学研究的整体条件和背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年前我要开始学汉语时,那时这种做法还属于很另类。但是1964年戴高乐承认中国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现在专家和大部分的法国人都很迷恋中国,现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他们感兴趣的,不再是另一种不同的文化,而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反映出来的欧洲、法国和世界的历史。因此,研究的目的也是政治上的:法国要怎样定位?和中国建立哪种关系?可惜的是,那个时期的专家在了解新中国时没有估计到认识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于是在古代派和现代派之间产生了争吵。这种分歧直到最近,特别是随着明清这一两派结合期历史研究的发展才消失。我特别要提到雅克·热内和皮耶尔-艾田内·威尔。前者最近几年研究人文历史和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反应;后者通过饥饿史研究明朝的社会和经济,逐步转到研究清朝社会,研究文官的形成和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基本思想。

    谈到汉学的主要研究机构,首先要注意的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那儿,汉学引人注目。这个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内部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研究小组。一个小组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合作,聚集了研究中国古代、现代、当代的专家;他们的共同点确切地说是工作方法围绕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当然,现当代历史占了重要位置。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好几个教授和讲座教师参加了这个小组。另一个小组和高等研究实验学校合作,是由让-皮埃尔·得亥克(Jeanpierre Drege)和童丕(Eric Trombert)指导的原来的敦煌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一方面把研究领域扩展到其他文献,比如碑文、拓片,另一方面,通过与EPHE的联合向那些宗教史、古文学、艺术、考古方面的研究人员敞开大门。因此,在这个小组内部集中了相当于人们以前所指的传统汉学的研究人员。另外,还要提到东亚语言学研究中心,该中心以前长期由阿兰·贝罗贝(Alain Peyraube)领导,现在的领导是勒都阿·加穆里(Redouane Djamouri)。多亏了这个研究中心,语言学的研究才大为发展。最后,需要一提的是EFEO近来招收了一些青年研究人员,他们研究宗教史、伦理学和人类学,这些研究人员都在内地、台湾、香港呆过一段时间。

    我要说,法国汉学从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上来说,现在都发展得很好。它仍然是欧洲最具吸引力的中心。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现代法国汉学界的语文学知识就不如以前;这个时期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发展,如考古学、社会史、科技史、语言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史,但古典文学和诗歌研究在后退,只有几个独立的个体在从事研究。

    至于未来,我不会装出预言家的样子,我得承认我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这让一些同行想翻过这一页,忘掉中国的过去。中国自己则重视自己的过去,这鼓舞了法国人,特别是马王堆、武威、富阳、郭店的考古发现;卡里诺威斯基(Kalinowski)计划中和中国人合作研究敦煌手书以及我所进行的工作都非常振奋人心。同样,法国(Alain Thote)和中国之间的共同考古研究计划、在中国现场研究的发展,这些都是希望的使者,让人看到两国间有更多合作的前景。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3年3月5日)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03/13/2006/163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