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世纪以后,西方人在介绍中国文化时已开始注意《周易》,《周易》在西方的传播成为“中学西传”的重要内容。本文就是对《周易》在西方早期的传播做一个初步的梳理。《易经》本属儒家经典之一,欧阳修曾说“孔子生於周末,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古筮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所以推原本主,而矫世失,然后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于六经矣。”这说明从孔子起《易》就是儒家的基本文献。正由于《易》为六经之首,其意义重大。

    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到伏羲,讲到占卜和各类迷信,但并未讲到以《周易》来占卜凶恶,预示未来。林金水先生认为“西方传教士最早学习《易经》的,可能要推利玛窦,谈到《易经》内容时他曾说:“《易》曰:‘帝出乎震’。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这说明他读过《易》,并比较熟。甚至当时的理学家邹元标专给他写信,谈学《易》一事,“令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门下取《易经》读之,乾即曰统天,敝邦人未始不知在,不知门下以为然否?”(邹元标《愿学集》,转引自《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第210页,中华书局,1980年)那么,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是谁呢?据作者目前读到的文献就是曾德昭。(当然,鉴于有大量文献仍未出版,这个结论很可能被推翻)。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1586—1658),字继元,葡萄牙人。1613年入华,在南京传教,南京教案中“与高一志”同被谪居澳门,至1620年始得重入内地,遂改谢务禄名为曾德昭(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 第149页)曾德昭的《中华大帝国史》(Relatione      della      grandeMonarchia della chin)1641年在马德里以葡萄牙文出版。不久被译为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传播。

    曾德昭在《中华大帝国史》中介绍儒家思想和其经典著作时,讲到了《易经》,他说这是一部论述自然哲学的著作,通过一些自然原则来预测未来,测算祸歹旦福。中国早期的圣人们正是通过《易经》中的“奇数和偶数,……拼合文字和书写符号”(转引自孟德卫《神奇的土地》英文版,第83页)来发展道德和思辩的科学,同时他认为这部书又是“道德和政治的融合”。有一点应该注意,即曾德昭最早注意到北宋的新儒家们对《易经》的研究,他说:“新儒家正是通过重对《易经》的解释,来恢复他们所谓的‘道统’”。

    卫匡国(Martin Martini 1614—1661)意大利传教士, 也是西方早期汉学的奠基人物之一, 1654 年他在科隆发表的《鞑靼战纪》(Debello tartarico historia),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中国新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都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他讲到《周易》是他的另一部关于中国的史学著作《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这部书是1658 年在慕尼黑出版的,也是西方第一部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著作。

    卫匡国对《易经》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书,并且依据中国上古史的年表和事实,他提出《易经》“是中国第一部科学数学著作”(转引自孟德卫《神奇的土地》英文版,第128页)。 他像后来的许多欧洲汉学家一样,被《易经》中的64卦的变化所深深吸引,在他看来周易与数学知识的高度一致,表明了他从一种普遍性提升为一种更为抽象的普遍性。通过对《易经》的研究他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都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从混沌开始的,精神的现象是从属于物质的东西的。《易经》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化。”

    卫匡国在易学西传中有两个重要贡献:

    第一,他第一次向西方指出了伏羲是《易经》最早的作者,他说伏羲作为最早使用易的人,并不像现在人那样把《周易》看成数学模式,而是把它作为星占学。

    关于《周易》的作者历代有不同说法。依据《周易·系辞下》中说的“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府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他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于是《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说,认为伏羲氏通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做卦辞和爻辞,而孔子则作传以解经。

    虽然近人对文王演义之事提出质疑。但“伏羲画卦”说还是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

    卫匡国基本接受了中国的传统说法,对西方读者来说,确定《周易》的作者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卫匡国的价值在于此。

    第二,他初步介绍了《周易》的基本内容。他向西方读者介绍说“阴”代表着隐蔽和不完全,“阳”代表着公开和完全,“阴”和“阳”两种符号相结合构成了八个“三重的符号”(teigrams),这八个由“阴”和“阳”构成的“三重符号”分别代表着天、地、雷、风、水、火、  山、   泽。   这八个符号反复相变又产生六十四种“六线形”(hexagram),它们分别象征和预示着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变化与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卫匡国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向欧洲公布了六十四卦图,从而使西方人对《易经》有了直观的理解。这个图要比1687年柏理应等人在《中国哲学孔子》一书中所发表的六十四卦图要早27年。所不同的是柏理应书中的六十卦对每一卦都标出了卦名。

    在中国学者看来,卫匡国的用语似乎不太准确,但实际上“阴爻”和“阳爻”的“爻”;八卦的“卦”及八卦的卦名“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在当时西方语言中还找不到相应的词汇,西方人对《周易》的真正好的译本是在二百多年以后,由德国人卫礼贤(Wilhem)所完成的。但卫匡国是第一个把八卦、六十四卦等《周易》基本内容及其六十四卦图介绍到西方的人,这点功不可没。

    对《易经》研究最为深入的是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 —1730)和他的索隐派(Figurism)。白晋是法国神父,是法王路易十四最早派往中国的六位神父之一,入华以后他很快取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在宫中为康熙讲授几何学。

    白晋在宫中熟读中国典籍,在当时的传教士中是不多的,罗马特使乐嘉出使中国时,康熙在一次传旨中谈到白晋。康熙说;“在中国之众西洋人,并无一通中国文理者,唯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义,亦尚未通。”(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湾光启出版社,1961年版, 第173页)可见白晋在当时的众西洋传教士中还是佼佼者。

    索隐派(Figarism)又被称为“形象派”,有的干脆称之为“易经派”。这一派在西方早有之,但将西方的这种方法运用于解释中国文献,白晋是这一派的创始人,其基本倾向在于从中国古籍之中,尤其是《易经》之中寻找《圣经》的遗迹,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寻求基督教的遗迹。这一派的产生本身是“礼仪之争”的产物,白晋等人不同意反对利玛窦路线的观点,因若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只能遵循中国人祭祖、祭孔这一习俗,尊重中国文化,但这同时又不能违背基督教的教义。这是一个二难的选择。白晋采取了西方神学历史上早有的figuresm派的做法,从中国文化本身寻求与基督教的共同点,将中国文化说成是基督教文化的派生物,这样就可化解这一矛盾。一方面承认中国文化的合理性,从而使自己能在中国立足,被清政府接受。因为他们很清楚康熙帝的态度。一个根本否认中国文化,不承认中国祭祖、祭孔习俗合法性的外国传教士是无法在中国呆下去的,更谈不上进入宫中。

    另一方面,通过索隐考据的方法,将中国文化归之于基督教文化,从而弥合了自身理论上的冲突,也能取得教廷的支持和欧洲社会对在中国传教的支持。

    索隐派真是费尽苦心!这点正如法国汉学家戴微密所说的“在汉文经典的注释方面,白晋神父是一名被称为旧约象征论者,也就是说他企图在中国上古时代的文献中找到圣经教理的痕迹,而圣经又是由希伯莱主教们传入中国的。甚至就在基督教内部,大家也用‘旧约象征论’(形象派)来指那种意在于旧约中,也就是在世俗的古代作家中找到以‘偶象的’或象征的形式出现在新约中教理的预示。这是一种与世界同样古老的作法,当一种宗教希望能在另一种宗教面前自我辩护时,它便以声称于其中找到了自己教理的方法而吞并之。中国宗教史上最典型的明显例证就是所谓‘化胡’的理论。据这种理论认为,道教把佛教说成是由老子在西方传授的一种道教形式,这种理论又以一种变态形式从西方返回了中国。在我们这里的古代末期也如此,当基督教必须与异教交锋时,便宣称一些诸如柏拉图、斯多葛派的世俗哲学家们都曾是摩西弟子并从圣经传说中汲取了其理论。所以,白晋与其‘旧约象征论’的教友们便声称在古代中国的最高神上帝一名中发现了犹太—基督—神论中的造物主之名字。据他们认为,这种观念甚至在儒教发祥之前就已经传到中国,后遭孔夫子本人,尤其是遭佛教和道教的外部因素的歪曲。例如,《春秋》仅为一部古代预言书《伊诺克》(Enoch )的代言物,但遭到了孔夫子的篡改。”(安田朴、谢和耐《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71页)

    白晋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来华耶稣会士中部分传教士的赞同和同情,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力量。 赞成这一观点的有纪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马若瑟(Henri de premare 1666—1736); 郭中传(Alexis de Gollet 1664—1741);付圣泽(Francois Foucqet 1665—1741),同情这一观点的有樊西元(Joseph—Simon  Bayard  1661 —1725);聂若望(Jean—Francois Noelas 1669—1744 ); 魏方济(Francois Nǒel 1651—1729);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  1669 —1748)等。

    白晋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基督文化的一支,是由诺亚的其中一个儿子Shem的后代所创立的,这样在中国远古文化中就有西方文化的遗痕,而《易经》则更多的表现出许多同《旧约》中的类似。白晋和付圣泽最初读《易经》是受康熙的要求,康熙曾十分关心白晋、付圣泽研究《周易》的情况,在梵蒂冈图书馆中还留有康熙有关白晋读《易》的圣谕,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却很反映问题。现抄录如下:“上谕,七月初五日上问白晋所译易经如何了……”“奏稿初六日奉旨问白晋尔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化……愚臣白晋同付圣泽详细加研究。”“奏稿,有旨向白晋,你的易经如何,臣即首瑾奏臣先所备易稿粗疏浅陋,冒渎皇上御鉴……”。“奏稿臣白晋前进呈御鉴易学总旨即易经之内意与天教大有相同……。”“旨,四月初九日李玉传旨与张常注,据白晋说“江西有一个西洋人曾读过中国的书,可以帮我;尔等传与众西洋人着带信去将此人叫来。”这是讲白晋请康熙同意调付圣泽共同读《易经》一事。“奏稿,臣付圣泽在江西叩聆圣旨命臣进京相助臣白晋同草易经稿。”(《梵蒂冈图书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也可参阅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1054—1057页)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评价索隐派的重要人物付圣泽时说“诸教师中最盼在中国文字中发现基督教之秘迹者,莫逾圣泽,彼谓其眩惑之极至于迷乱。不特以中国诸经中载有明白预言,而且以为有时在其中发现基督教之根本教理。竟谓中国古籍中之某山,即是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山。誉文王周公之词,即是誉救世主之词;中国之古帝,即是圣经中之旅长。”(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56页)。

    索隐派的大量文献和手稿仍藏在西方各种图书馆中,对于他们的详细理论我们尚不能深入介绍。但仅从下面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的几本白晋关于《易经》的书目仅可略知一般。

    《读易经》                        《易学总说》

    《易引易考》二卷                  《易经总说集》

    《太极略说》                      《易稿》(古传遗迹论)

    《释先天未变始终之数由天尊地卑图而生》    《易钥》

                                          《易钥自序》

    《易学外篇原稿》十三节         《周易原羲内篇》

    《易学外篇》八节             《周易旨探目录理数内外二篇》

    (余冬《梵蒂冈图书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第914页)

    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研究始终投入了很大的热情。这种热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易经》的翻译,一方面是介绍中国经典中对《易经》的研究。

    我们先看前者,直接着手翻译介绍《易经》的有法国传教士刘应(laude de vis delou 1656—1737), 他被称为“昔日居留中国耶稣会士中最完备的汉学家。”(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55页)他著有《易经》, 此文附在宋君荣的《书经》译文之后,发表于波蒂埃《东方圣经》第一册138 页后(参见费赖之书上册,第356页)。

    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 1663—1738)法国传教士, 以参与绘制著名的《皇朝舆地总图》而出名,他于1834年和1839年先后在斯图加特,出版了两卷本的《易经》拉丁文译本,书名为《易经——中国最古之书》(Y ——King  antiguissimus  Sinarum  Liber   quemexLatina interPretatirn)。 实际上这个译本是在耶稣会士冯秉正和汤尚贤(Pierre—Vincent de Tartre 1669—1724)翻译的基础上完成的。据方豪介绍,“该书分三卷,第一卷以十一章讨论易经之作者、易经之价值及其内容,伏羲所创之卦、与五经之价值。第二卷则为易经原文及注疏之翻译。第三卷为易经之批评。”(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1050页)丹麦汉学家克芬德·伦德贝克在《理学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一文中说:“全书除了译文之外,包括大量注释、考证和各种长篇论述,其中掺杂有引征其他拉丁经典作家们的内容。讨论了《性理大全》以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张载的《西铭》和《正蒙》,邵雍的《皇极经世》等。”(《中国史动态》1987年7 月号)此书的价值在于它是《易经》的第一个西文全译本。

    在雷孝思之后翻译《易经》的还有宋君荣(Antoine Gauoil  1689—1759),宋氏也属于来华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据说“君荣精研中国语文,几尽忘其母国语文也。(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86页)他在1752年8月10日致奥特拉耶的信中说到自己对《易经》的翻译,“余在此处所见《易经》译文,似有一主要部分未寄达欧洲,即孔子撰文王、周公两篇之注释。此注甚为重要;如巴黎有译文,余不知其出于何人手;如无译文,我有译本可以补其阙。”(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其书目》1995年中华书局版,第205 页)

    《庄子·天运》中说“孔子谓老聘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之经。”到西汉末年刘歆著《七略》时已明确把“易”、“书”、“诗”、“礼”、“乐”、“春秋”称为六部即六经,由于“乐记”丢失,后人又称为五经。

    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翻译是来华耶稣会士的重要任务,他们向欧洲介绍翻译了五经的内容,而“易”为五经之首,成为他们翻译介绍的重点。由于这方面的作品较多,我们不能一一加以介绍,仅列出以下书目,说明耶稣会士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看出《易经》在西方流传的一般情况。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

    (1)、《六经说》法文本,共六卷。

    马若瑟

    (2)、《六书析仪》法文译本。

    (3)、《经书理解绪论》“手稿,二开写本,共九十八页, 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编号12209号,书凡三篇。此手稿仅有一篇。 ”(见费赖之书第533页)

    (4)、《中国经书古说遗迹选录》拉丁本, 现藏巴索邮政于图书馆。

    (5)、《怎样应用(五经)和解决其中的问题》。

    雷孝思

    (6)、《诸经说》。

    付圣泽

    (7)、《诸经研究绪说》。

    以上传教士的著作大部分收入了杜赫德(Jean Bastiste dr Halde(1674—1743 )所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或称《中华帝国及中国鞑靼之地理的历史的、   年代记的、   政治的、    博物的记述》(Description  geographiqre, historique,chrono 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I'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chinoise)这本书共四卷本,被有的学者誉为“为明末迄於当时欧西中国研究百五十年成绩之一大集成,西洋汉学空前之金字塔,可夸於世界之纪念碑也”(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87—88页)。

    这里讲的只是《易经》在西方早期的传播,《易经》在西方的全部传播情况林金水先生的论文《〈易经〉传入西方考略》已做了很好的研究。另外,这里仅从是传播学的角度讲的,至于《易经》在西方的接受史,尤其是莱布茨对《易经》的研究和接受则属于另一主题,需另撰文专门加以研究。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04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9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