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学者出版的一些成果， 开始形成新的景观和学术的增长点。像李欧梵的鲁迅研究、现代性研究、上海都市文化 研究，王德威的晚清文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刘禾对跨语际文学、文化现象的探 讨，孟悦的“红色经典”研究，黄子平对革命·叙事·小说的讨论，唐小兵对中国现代 文学作品进行的再解读，以及陈建华对革命现代性的追寻等等，都给人一种新鲜感，给 人很多启发。对这一现象，很有探讨的必要。

    刘震：就像程老师所说，这些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确颇具特色。和 国内学者相比，他们在问题意识、理论工具、研究方式以至于写作风格上都常常让人耳 目一新。

    王德领：对大陆学者而言，这些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更多地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 他们的论著视野开阔，往往以前沿的国际学术视野作参照，是来自异域的“新声”。如 李欧梵在一系列文章中对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的问题作了详尽的阐发，王德威对晚清 文学现代性的发现，刘禾对“五四”以来国民性理论的分析，许子东与唐小兵对再解读 的热衷等等。

    孟远：确实是，这些人的批评视角、话语模式甚至写作风格在大陆掀起了“风暴”， 是不是也可以借用“革命”一词。有些夸张了。但在他们的行文中你可以从一些熟得不 能再熟的作品和材料中发现非常惊奇的很有意思的东西，像我这样比较拘泥传统的人， 就会忽然发觉现代文学研究还有这么多种的可能，还有一片很神奇的土地等待开垦。然 后，渐渐地就会生出疑问，为什么海外这批学者会有这种看上去与大陆学者很不同的风 貌?为什么海外学者会在大陆掀起这么大的冲击，为什么会引起大陆学者的“庄严”注 意?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海外学者热”兴起的原因

    程光炜：我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海外学者热”的兴起，有其自身原因：第一， “理论热”在美国学界久盛不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 大行其道，这对这批学人重新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由于他们所处的地域优势，自然容易得风气之先，获得话语的优先权。这 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倍受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由于美国文化的异质性所产 生的压力，以及由于那里时空关系与中国本土所形成的反差，在海外学者那里培育出一 种“后革命”的特殊语境，从而形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再解读”的研究视角。这一视角 对于他们重新“审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摆脱国内学界的一些理论惯性和传统研究方式 ，进而寻求进入历史问题的新的可能性，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王德领：之所以能热起来，大陆的翻译出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90年代末以来的 短短四五年时间，海外学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著像集束炸弹，在大陆纷纷翻译出 版，掀起前所未有的冲击波。在国内如今学术书出版艰难以及众所周知的学术禁忌的困 扰下，在中国兴起的融入世界的声浪中，“海外”身份使得他们的学术冠以“他山之石 ”的名义，具有了合法性，以至于国内对他们的接受显出了一种学术“饥渴”，比如李 欧梵的学术类著作在大陆出版了7部，其中有自选集，有的书的内容有不少重复的。他 的随笔等非学术类著作也在大陆出版了。他们的著作一般印数在6000册以上，有的书还 在一两年内实现了重印。

    孟远：我最先接触到的是两本书，一是王晓明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是三卷 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其中收入了很多海外学者的论文。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引进 ，给大陆研究打开了一个很新奇的窗口。前一段准备论文，到处找一本杂志，几家大的 图书馆都没有，连早期的也没有，很失望。其实，有些文章早已被收在各种集子当中， 很有意思……

    刘震：他们研究所带来的刺激效果也与其身处的学术传统相关，他们的研究工作隶属 于一个相当不同的学术传统，即它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这里的“中国 学”不同于一般讲的“汉学”，它不像传统“汉学”那样主要是对中国古代语言、典籍 的考证或者对传统思想的阐发，而更多的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政治、经济 、社会等现实层面的问题，因此，杜维明甚至把它叫做是“反汉学的中国研究”。美国 的“中国学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它是作为新兴的“区域研究”的一个重 要分支，由费正清等人一手创建的。在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它逐渐发展壮大，成为 一个独立的学术传统，形成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研究范式，比如，所谓的“冲击-回应 ”模式、“传统/现代”框架等等。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在这个脉络中发展 起来的。

    孟远：刘东主编的那套著名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就很典型。这种“反汉学的中 国研究”似乎不再是带着“东方主义”的眼睛看中国了，他们其实也很努力地想从中国 出发看待中国。

    刘震：对!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领域普遍出现了一种变化，之前的各种主 流研究范式由于常常隐含“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取而代之的是 柯文所谓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它要求对中国的研究应该尽量避免外在的西方视角 ，要更多地从中国内部看问题，要“在中国发现中国自己的历史”。

    王德领：是不是可以说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受到“中国学”研究的影响?

    刘震：应该说海外的这批学者固然要受整个美国学术界的影响，但首先它要面对的则 是美国的“中国学”传统的“规训”，既分享它的框架、问题与方法，也参与它的范式 转换和更新。比如我们注意到，海外学者们在用“现代性”概念来描述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时候，大都特别注意发掘那些不同于西方的、为中国所特有的“现代”问题。也就是 说，他们阐释的不是泛泛的(其实就是西方的)“现代性”，而是“中国的现代性”。

    孟远：还是有不一样的。像柯文、罗兹曼他们与我们所说的海外学者的身份是不同的 。海外学者与生俱来的不能割舍的民族记忆也许使他们更容易寻求“中国的现代性”。 像刘禾，她就觉得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创造，与西方完全不一样，因为西方的经验 是expansion即扩张，他们没有一种traumatic experience，就是说一种“创伤性经历 ”。现代性在西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李欧梵很警惕其中的矛盾和含混，认为存在 多种现代性，包括“中国的现代性”，他主张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与西方现代性理论进 行对话，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更年轻的学者他们的判断更明显和更多是基 于“话语”，而不是体验或者说经验，比如唐小兵关于延安文艺性质的断定，说它是一 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文化运动，很显然，他的判断是自上而下的，更多的是理论的想象 。

    程光炜：当然，除此之外，这些人中有的学者的工作是很见功力的，有些成果，多半 是积累数年、花费了很大精力才取得的。其中有些经验，很值得国内年轻学人认真学习 。

　　　　二　海外学者内部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程光炜：不过，虽然美国的“海外学者”属于同一个圈子，他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方法和方式存在着“互相启发”、“互相借鉴”的现象。但他们的理论视角、提取问 题的方式是有差异的，学术风格也不尽一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造 成这一现象，有人生背景、知识背景上的问题，也有学术资源和传统上的问题。

    刘震：也与美国的学科建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说到底，这些研究都是美国学术工厂 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学科”(discipline)这个词在英语里面也指“规训”，是一种福 柯所说的“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严格地说，在美国的学科建制里面并不存在所谓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它最多只能称为一个研究领域或者学科分支。从事相关 研究的主要有两个院系，一个是比较文学系，一个是东亚系……

    钱振文：这与海外学者的不同研究风貌有必然关系吗?

    刘震：这并非无关紧要，相反，这一学科背景对研究现状有着明显的影响。比如，一 般认为，海外学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比较理论化，另一个是比较历 史化。这正好对应于比较文学和东亚研究这两个院系的学科传统和学术特点：在美国， 比较文学系往往是各种新潮理论的大本营，而在东亚系里，历史研究则是主流。这些海 外学者里面，像刘禾、唐小兵等人往往会比较多地挪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甚至过度解释) 对象，也比较注重对分析框架和理论概念的建构，这与他们接受的比较文学专业的训练 不无关系；而像李欧梵、孟悦、陈建华等“出身”东亚研究的学者，则更倾力于历史材 料的爬梳和理解，带有更多的传统史学的烙印。

    孟远：还有一点，他们“出海”之前的背景和学术兴趣也影响着他们的研究风貌。比 如在此前受到传统史学或者朴学训练的，在此前就是现当代文学出身的与那些以外语为 专业的研究者就有大不同。像李欧梵先生扎根文学和历史，又是一个乐迷、影迷，只有 他才能写出《上海摩登》那样的著作，在那独特而细腻的笔触中流露出他对旧上海文化 的理性思考；而陈建华先生读硕士时就师从赵景深、章培恒，而且当时复旦有朱东润、 蒋天枢、陈子展等一批老先生，这种尚实的学风我觉得是一直影响到他到美国以后的治 学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他们之所以进入比较文学系而不是东亚系，或者相反，与 其“前理解”有关呢?当然像刘禾是做了跨系教授的。美国的学术建制固然划定了一个 范围，他们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然而同时也存在着选择的可能。这里就涉及到程老师 所说的人生背景、知识背景、学术资源等问题，这些方面或许构成了他们之间的差异。

    程光炜：我把这拨人分成三路人马：一路是以李欧梵、王德威为代表的台湾学术传统 。解放后，虽然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联系一度中断了，但大陆“五四”后形成的现代 学术传统却一直在那里赓续，而且有发扬光大的势头。李欧梵尤其是如此。他这个人， 有理论素养，但主要是实证的训练特别好。在他身上，完整地将晚清以后中国现代学术 正宗的血气和路子保留了下来。你读他的东西，例如《铁屋中的呐喊》、关于《申报· 自由谈》、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中国的颓废主义文学等著述，脉络非常清晰，叙述也 自然得体，完全不像国内有些学者那样做作、夸张和装腔作势。第二路人马是以黄子平 、孟悦为代表的“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论姿态。他们成名于80年代，无形之中，看待 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留下较深的痕迹。例如，他们在讨论问题，即使是文学史问题 时，喜欢采用以文论“先入为主”的方式。他们在发现和研究文学现象时，多半不是从 文学史的线索、材料和根据出发，而是通过“建构问题”的方法来形成自己的看法。第 三路人马是以刘禾、唐小兵为代表、八九十年代通过攻读学位出国的一拨人。这些人外 语好，理论的准备比较充足，由于是非“中文系”出身，在判断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 时，敢于下断语，也敢于得出结论。所以，读他们的文章时往往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 ，容易产生思想上的交流，当然，其中也不排除由于语言信息过于密集或跳跃而产生的 阅读疲乏。

    刘震：刚才程老师主要是从学术传统和研究路数上，对海外这些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华人学者做了一个划分。这是一种横向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纵向的描述，也就 是从“代际分层”的角度考察海外学者们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从代际上看 ，迄今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代学者的共同耕耘。第一代是以夏济安、夏志清兄弟为代表 。他们赴美很早，5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留学或任教，是这个“学科”的创建者和开路人 。尤其是夏志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仅一举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的 基本格局，而且在传入国内之后，也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大陆学界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叙 述，引发的文学史观念上的“裂变”至今余波未平。第二代学者主要以李欧梵、王德威 为代表。他们六、七十年代赴美留学，拿到学位之后便在美国高校里任教至今，是现在 这个领域里的权威和领军人物。他们通过自己各具特色的研究实践——比如李欧梵对鲁 迅、“五四”文学和上海新都市文化的考察，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重新估量——使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初具规模，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比之于草创期都有了相当推 进。和前两代学者都来自台湾不同，第三代华人学者基本都是来自大陆，比如刘禾、孟 悦、黄子平、唐小兵、陈建华等。他们大多80年代赴美留学，获得学位之后现在美国或 香港的高校里任教，代表的是一股正在生长的新兴力量。和前辈相比，他们的问题意识 更加敏锐，研究方法也更加前卫……

    孟远：从研究兴趣上来说，大陆去的与台湾去的也不一样。这很有意思，往往是从台 湾去的更喜欢做“古老”的历史，甚至上溯至晚清，他们对现代文学的发轫期、对20世 纪的前半叶有浓厚的兴趣，看上去对民国时代充满着“怀旧”意绪。李欧梵花费10年时 间，重绘出30年代老上海的文化景观，从咖啡馆到跑马场，从亭子间到百货大楼，从《 良友》到月份牌，娓娓道来，兴犹未尽。王德威关于“革命加恋爱”的分析，从一个非 常有趣的层面展示了当年革命者的革命激情，生活中的革命与恋爱，小说中的恋爱与革 命，在虚构与现实的交织中革命与恋爱纠缠在一起，其实解构了我们对革命的敬畏想象 。奇怪的是他们对50-70年代的文学很少谈及。然而，恰恰是从大陆出去的一拨人，则 更愿意谈论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如孟悦的《白毛女》、刘禾的《刘三姐》、唐小兵的 《千万不要忘记》等等。我觉得这是不是跟他们的“记忆”有关?台湾学者对于民国有 一种不断回望的冲动，他们的历史感从民国延续了下来；然而，对于大陆去的学者而言 ，也许是与他们的“创伤”经验有关，他们似乎不能回避如何解释这建国以后二、三十 年间的文学创作这样一种问询，而他们“在”西方，空间的距离，时间的错位，使得他 们能够从原来的僵硬的意识中逃逸出来，在西方的理论中寻找到一面很新鲜的镜子，用 它来照亮、洞穿一直被蒙蔽的东西。但这些对台湾的一拨人来说，缺少一种生命的体验 ，他们很难产生这种解释的冲动。

    程光炜：一些学人还难脱“冷战思维”，他们研究的文学，基本是晚清到1949浙一段 ，再就是八、九十年代两岸文学创作，一下子跳过了50至70年代文学。用这种态度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客观和不全面的。这里面，有“冷战”因素 ，也有对这一段中国文化、文学的“隔膜”，主要是对当代中国“国情”不了解，或者 说，即使了解了也不愿意接受的缘故。

    孟远：就是说，这些人在美国整个思维换了一套系统，他们用另一种话语重新给那些 “材料”以“形式”。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这个新的系统中“提问的方式”发生了变 化，从表层转向了其内部生成的机制，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他们在追问那个“元问题” 。比如“跨语际”就从语言、从语言的翻译来寻找中国现代性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刘 禾是一个代表，陈建华的“革命”话语考论也走这个路数，甚至唐小兵对《暴风骤雨》 的解读也从“语言”出发勾画它的生成过程。

　　　　三　一种趋势：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

    钱振文：一方面是差异性，一方面也有一种共同的趋势，比如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的转向……

    王德领：这也是得风气之先，他们的研究方式和整个西方文论界的文化转向紧密相关 。

    钱振文：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这本书以跨学科方法和文 化研究理论对上海现代性的深邃探索，从表征上海现代性的公共空间到30年代上海的大 众文化形式，从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形式的上海电影业到上海书刊业中所表现的现代性， 最后落到表征上海现代性的几位典型作家的分析。如果阅读者不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 没有人会把这本书当作文学批评的专著。而作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第一次拿到这本书 ，大概最感兴趣或者说最感惊讶的不是该书的后两部分，而是第一部分。

    孟远：文化研究已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大陆成为显学。李欧梵先生的“摩登” 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十年磨一剑。

    钱振文：不错，这是一部文化研究的典范著作。在这里，文学是和其它形形色色的实 践形式并置在一起的，文学只是表征或形构上海现代性的诸种力量和形式之一。或者可 以说，从建筑空间到大众文化再到电影、小说，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文本，只是从前到后 ，文本性逐渐增强，物质性逐渐减弱。从研究的目的上说，这些不同的文本没有高低不 同，而且从“文本间性”的理论讲，这些不同的文本实际上是互相影响、互相生成的， 例如李欧梵在第一章对上海舞女日常开支的“琐碎”描写，好像是过于注重细节的无聊 之举，但实际上这些细节都是和后面将要说到的文学对舞女的表征有连带关系的。

    王德领：文学批评的范式在他们的笔下发生了变化。唐小兵在《再解读》导言中说： “文学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 学考察等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

    孟远：文化研究的转向也是一种从文本突围的姿态，当然，突围也有别的可能性，比 如新历史主义，但文化研究关注日常生活、消费、物质、媒介等等，我感觉这些东西首 先更容易在西方社会跳入人的视野，就是说它会很“自然”地成为一种研究方法，但在 大陆可能需要被“唤醒”，然后才能睁大这只文化研究的眼睛。这也许是我看海外学者 的东西之所以会感到一种恍然大悟的原因!正如程老师所言，他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

    刘震：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没有一个直接的学院体制保障 ，很多学者并不专注于这一个领域，而是“心有旁骛”。他们关注的问题不但不总局限 于现当代文学，而且也不完全局限在文学之内。大体说来，是越来越多地由文学研究转 向文化研究了。这里边既有学者自己的兴趣和选择，又反映了某种共同的趋势，即90年 代之后，单纯的“文学”观念遭遇了危机，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观念得以凸现。一个 原因在于，当他们越来越清晰地把“中国的现代性”作为核心焦虑来审视的时候，文学 内容本身并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论述空间，而需要把问题放在一个更加开阔和复杂的文化 背景下来考察了。这是他们学术逻辑的自然后果。当然，我这里并不单指严格的“文化 研究”说的，也包括了各种“关于文化的研究”。不管怎么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 美国的这种特殊的学科处境，好处是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其他学科的资源引进这个领域， 使他们的研究比较有活力，总能“出新”。

　　　　四　对于海外学者研究路数的反思

    程光炜：在我看来，有些问题，还有继续探讨和商榷的必要。例如，一些学者很少使 用文学史材料，他们判断问题和研究现象，主要依据的是当前时尚的理论。他们推导问 题时，不是凭借材料的根据，而是通过理论的预设和大胆的假定，这样一来，有时得出 的结论就很难有说服力，而且也较为浮泛。

    王德领：我也有这种感觉。再解读的方式的确颇为新颖。唐小兵区分了大众文艺与通 俗文学，将延安文艺解读成一场反现代性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重读《暴风骤雨》，从 写作方式的暴力、语言的暴力、暴力的语言归纳出暴力的辩证法；从《千万不要忘记》 中读出了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但是，再解读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不重视 材料，只是作理论的预设与假定，结论往往难以令人充分信服，他们的判断下得过于仓 促，在很多情况下是时尚理论的碎片黏附住具体文学文本的碎片。我觉得他们的文章带 有一定的表演性，好读，热闹，但缺少底气与大家风范。

    程光炜：“再解读”与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在研究路径、思维方法上有较多重 合的地方，基本上是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进行正说或反说。在我看来，再解读主要是研究 文学史、作家作品的一种理论姿态，而不是研究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有效方法。这样说 ，并不是否认它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主张在进行这一项工作时，不能只是以“新”、“ 奇”出胜，还应该有相当艰苦的查勘、分辨、比较、审慎推敲的功夫，应该把再解读建 立在认真踏实和老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许，只有这样，“再解读”才能够真正地 与历史“对话”，在历史的“现场”上开展有效的考古学的工作，进而把问题的发现和 研究引向深入，产生出令人信服和实质性的研究成果来。

    刘震：而且，在美国由于缺乏一个独立的学科保障，相关研究的规模化必然受到影响 。虽然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和国内相比，就像王德威 承认的，它仍是“点”的研究多，“面”的研究少，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文学史观。

    孟远：有人说，他们更像文学批评家，不像文学史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这种“散点”研究也是他们有意追求的结果。比如他们常常拿着文本来说事，在意的是 要说的“事儿”，比如民族国家、现代性、性别、权力等……

    王德领：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大都是从宏观的文化研究的角度介入现当代文学研 究。

    孟远：往往是前边作一个理论的交代和说明，接下来才是要分析的文本。可能我的观 念比较传统，还是觉得后面的部分读起来有劲。如果不是区分得这么清楚，交融一下， 可能读起来会更痛快些。李欧梵对郑树森就很钦佩，说他左手施展各种理论武功，右手 兼掌古今中外史料，不得了!近年来，郑更是炉火纯青，在行文中边析边论，引经据典 ，如果没有一点理论基础，可能看不出被他隐秘使用的高招；而懂理论的人则会击节赞 赏，知其虽点到为止，却切中要害。说到底，海外学者的问题仍旧徘徊在史与论之间。

    王德领：这些海外学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就目前大陆译介出版的著作而 言，我认为还没有产生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经典文本。一些学人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即兴 式的理论阐发上，材料的工作做得不扎实，文章写得颇为零碎，像马赛克，虽然美其名 曰是一种后现代的做法，但给人的感觉是缺少文化底蕴，较为浮泛，缺乏沉雄厚实、思 维绵密之作。

    孟远：我觉得有些绝对了吧!除了写得比较晦涩的我不容易接近，像李欧梵先生、王德 威先生他们很厉害的，无论史的修养，理论素质、那种目光，还有行文的从容舒展，可 以说是中西合璧了。刘禾的东西读起来费些神，但她思维敏捷迅疾，说话到位，有锋芒 。你说的那些问题的确存在，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不能一概而 论!而且，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差异，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最有象征意义的就是 李陀、黄子平、孟悦、刘禾、邹羽、张旭东和唐小兵之间的一个对话，是关于《再解读 》的“导言”的讨论，在那儿，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和反省，尤其是关于如何处理史料 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西方和中国的经验问题，争论得很激烈的，我感觉唐小兵 没有还手之力，这是不是也预示了他们内部也在进行一种调整呢?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03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