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发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发生学角度考察，美国中国共产党研究之兴起缘于三个因素：其一是美国中国研究旨趣之嬗变。二战后，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不再追步欧洲学者的迂阔，而是转向以治中国学为用，并渐成学术主潮。其二是冷战思维的作用。受冷战时代环境的影响，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声望已经有极大上升”备感忧心，如何应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影响，成为美国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其三是中国情结的影响。美国早期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大多有来华经历，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程度不一的情缘，情感是其开启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策动源，同时也影响着其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知识生产。

【关键词】美国 ；中国共产党研究；发端；发生学

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发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7月，美国的《远东观察》杂志（Far Eastern Survey）在编者按语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一种现象……（它）是一个很少有美国人进行过严谨研究的问题。”在此之后，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开始兴起。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52）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出版后，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机构》（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1966）、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干部、官僚机构和政治权力》（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1967）等著作相继涌现。对于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国内学界已有不少论著，但主要聚焦于美国相关研究概况的梳理与评述。基于此，本文拟从发生学角度，就美国中国共产党研究何以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作一探研。

实用主义可谓是美国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理论象征，扎根于美国文化价值观之中。受此影响，肇始于19世纪初来华传教士的美国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临启程前往中国之际，收到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咨询委员会的指示信，要求其收集有关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并向美国国内汇报：

由于你将要事工的领域幅员辽阔，而且人们对它非常关注，你将比你的同仁更具优势。因此，如果精力和条件允许，我们希望你能尽量多来信，详细描述当地人民的性格、生活状况、礼仪风俗等，尤其是宗教对这些方面的影响。

基于此，裨治文主办的《中国丛报》主要关注四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自然经济、地理位置；二是中国的商业发展情况，特别是中外通商贸易情况；三是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内容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法律等领域；四是中国的宗教发展状况。美国公使列卫廉(William B.Reed)给国务卿的致函则从侧面道出了传教士的中国研究源于实用主义之目的：“传教士和那些与传教事业有关人们的学识，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充作翻译人员，公事就无法办理，我在这里尽责办事，若不是他们从旁协助，就一步都迈不开，对于往来文件或条约规定，一个字也不能读、写或了解，有了他们一切困难或障碍都没有了。”有学者曾就美国早期的中国研究如是总结道：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之后新教传教士来华，这些传教士尽管也十分重视语言文化的研究，但其视野已超出人文学科的知识领域，而对中国现实政治也十分关注，涉猎甚多。他们不但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甚至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政策与实践，成为各方利益的代言者。

确如其所言，美国早期的中国研究不同于欧洲的汉学传统，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对现实的关照，呈现的是一种反汉学模式和趋向。然而，随着20世纪初欧洲汉学家的相继到来，“欧洲关于远东研究的伟大学术传统”被带到美国，注重应用语言学、考据学等方法对传统中国展开研究渐成潮流。 1928年，哈佛大学联合燕京大学成立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明确提出，中国研究应像法国汉学那样主要致力于用严密科学的考证方法研究传统文化。他公开宣称“研究1796年以后的事件是单纯的新闻工作”，并强调“首先需要精通至少两种欧洲语言，然后学习难对付的古汉语，最后才能进行课题研究。”1929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持召开“关于促进中国研究”的会议，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会上特别提出：我们应倡导并鼓励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它是理解一个还未被发现的新世界的一把钥匙，是获得新思想的媒介，同时也是将新人文主义向前推进所必需的重要一步。1936年，齐思和在介绍《哈佛亚洲学报》时如是指出：“哈佛则以伊里英夫为柱石，以魏鲁男、加丁诺为后劲。诸氏皆旅法有年，为学笃法国汉学家言，思将法国汉学大师之学说方法，移植于美土。”对于 “欧洲汉学派”的研究模式，以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美国本土汉学派”颇有微辞。费正清曾对占据主潮的“欧洲汉学派”这样批评道，“汉学家们如果不是语言的奴隶，也已成了语言的仆人”，“历史学家要利用语言而不要被语言所左右”。1937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执行干事莫蒂默·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在给费正清的信中表示：“我们必须阻止的正是那种你称之为令人窒息的英国式研究的学院风气在美国得到更大的立足之地”，“我们要在研究中国、日本、印度、苏联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一种新的观念，或是一种新方法。”然而，“美国本土汉学派”倡导的新研究模式，如费正清所说“分散在各地”，并“大部分由有教会背景的人领导”，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美国中国研究模式的转向提供了助推剂。当美国的中国学家们走出学术象牙塔，通过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入接触与观察，深切地感受到了开展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曾回忆道，“作为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一员，我在约翰（指费正清）从战乱中的中国回来后，在哈佛遇见他，我们马上被他的不可阻遏的紧迫感所感动”；这种紧迫感就是“尽可能多地增加我们对现当代中国的理解。”太平洋战争前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战争期间受美国国务院的征召，担任战略情报中心的情报分析员，并于1943年被派往中国工作。正是这段经历，促使他将研究兴趣转向近现代中国，正如他的学生张朋园所说：“这三年的经验，引导其兴趣渐渐转变，成为日后倾力研究国共两党历史的伏线。”韦慕庭自己亦曾这样说道，“从事战时工作之后，博物馆的工作已不再有吸引力，我对当代的事情越来越感兴趣。”

此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以及美国全球称霸战略的推行，中国对美国而言战略地位日益重要，由此中国研究在美国颇受欢迎，“像任何一个美国妇女俱乐部里的项目所显现的那样，有关中国和日本的研究开始走俏。”为适应美国“建立世界战略”以及解答“目前及未来这个国家在中国及其周围地区将要面临的问题”，以关注现实为特征的区域研究在美国高校蓬勃发展。对于这一趋向，经费正清和金岳霖介绍于1944年赴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字学的陈梦家指出，“近来在美国似乎有一种趋势，将Sinology一词限制于中国语文的研究，而改用他们所称的Chinese Studies来包括‘国学’一门，其实可翻回来叫‘中国学’”，这“正代表近代美国人对治理中国学问的一种态度，即是不再追步欧洲学者不切实际的读中国古书的办法，而变为美国人实利主义的以治中国学为用的目标。此点由美国注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表达其意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美国社会来说犹如一道冲击波，不得不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当代中国研究由此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绝对主潮。费正清不无自豪地对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第一个十年（1956—1965年）总结道：“在第一个十年，我们总共花费了100万美元，出版了75部著作，为日益增长的当代中国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所出版的75部中国研究著作中，43部为现当代中国研究。”戴德华(George E.Taylor)亦曾就美国的中国研究指出：“1960至1970年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现当代中国研究发展的十年。”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实用主义的研究旨趣更是占据主导。当时的美国中国研究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科学化趋向，杜维明称其为“反汉学的中国研究”。在彼时的美国学界看来，传统的汉学分析方法无法有效地使历史变成观照现实的工具。基于服务冷战的现实需要，美国学者呼吁在开展中国共产党研究时应引入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因为社会科学“具备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性质进行系统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不系统性地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去分析中国数据，那么这种知识对于理解中国或是论证西方的东亚外交政策将只能提供最肤浅的帮助。”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就曾直率地指出：“现在，当前的趋向占据了中心舞台。中国的经济能力、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来自非学术世界的迫切要求，使得社会科学家显得尤为突出。”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亦曾如是总结道，“无法满足的好奇心、知识的渴望以及未知的吸引力曾是许多人从事远东研究的动机”；然而，“当我们与远东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之时”，源自于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明显的实用主义成为远东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我们对远东研究的这种目的性有着深刻的感受。”正是受这一学术环境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开始兴起。

20世纪30年代后，中美学者往来渐趋活跃,一批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年轻学者在太平洋学会、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相关组织机构的资助下相继来华进修学习或访学。曾于1932年至1934年来华留学的韦慕庭，在忆及这段留华岁月时即言：“在那里，我们和许多未来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变得熟悉起来——其中包括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顾立雅（Herrlee G.Creel）、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卜德(Derk Bodd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嘉德纳（Charles S.Gardner）、戴德华、毕格（Cyrus H.Peake）和柯乐博、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和谢伟思（John S.Service）等年青的外交文职官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几乎在一夜之间，那些一直在美国学术生活边缘顽强挣扎的为数不多的远东专家成了国家的财富”，他们中许多人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加入政府的情报部门，有的甚至被派驻中国。比如，费正清于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后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他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韦慕庭于1943年响应政府征召，与卜德、柯睿格（E.A.Kracke）同在美国战略情报署从事远东情报分析；1945年至1946年，韦慕庭受情报分析署委派，重返中国。毕乃德(Knight Biggertaff)于1944年受国务院征召，就职于美国国土研究部，1945年至1946年担任美国驻重庆使馆的中文秘书，参与重庆谈判。

在华经历给美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来华留学的毕乃德晚年回忆道：“北京的时光真是美好。我们随时向中国学者请教，翻阅各类参考书和档案文献，练习从华文学校学来的口语，游览各种宫殿、庙宇、书店、市场，在城墙上漫步，到西山远足，偶然还去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在中国留学长达六年的卜德则因这段生活将中国称之为“曾经是现在也是我们许多人的初恋”。不仅如此，在华经历还形塑了美国学者对国共两党的认知。例如，毕乃德曾实地踏访长江沿岸城市，在《扬子江流域行纪》的旅行观察报告中，他对地处长江中上游的芜湖、九江、汉口、重庆等城市的印象是肮脏、恶臭、满是乞丐、糟糕的贸易、军阀的混战、抢劫、走私鸦片、征收厘金等，认为这皆是因为国民政府的无能与腐败；与之相反，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非常高的评价，称他们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迹象之一，这些年轻人有着为了理想而放弃自己生命的勇气”。基于在华观察，费正清也对国民党政府深感失望，他说：“在战时的重庆又待了一年后，我最终确信我们的盟友国民政府正在腐化堕落并逐渐失去权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费正清亦留有深刻印象：“初次见面，周恩来非凡的领导能力就使我深深叹服”，他坦承“随着离开中国返美的时间不断迫近，发现在日常工作中自己越来越偏向于反对派。”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美国学者还曾亲赴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区进行过实地探访。例如，富有传奇色彩的拉铁摩尔，即曾在1937年6月以“美亚小组”之名到抗战时期的延安探访四天；费正清则借赴华北联合大学挑选四名学者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考察之机，于1946年6月随同其妻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张家口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还有部分美国学者则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建立。比如，受富布赖特计划资助，卜德于1948年8月到达北京，在此后一年时间里，经历了北京从围城到解放的全过程，亲眼目睹国民党政权垮台前的种种腐败以及共产党重建新秩序的努力和措施。毕乃德则在富布赖特奖学金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49 年 3 月 19 日到达南京。在六个月的南京之行期间，毕乃德目睹了南京的解放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南京的接管。

正是这样难得的机缘，使得这些美国学者对中国革命有更深刻的感悟。拉铁摩尔即曾如是回忆访问延安之印象：“当我经过介于西安和延安之间的共产党控制区时，我的印象是，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成功地赢得了农民的信任。”为期一个星期的张家口之行，让费正清亲身感受到“中共的干部永远是真挚地努力于他们同胞的福利与复兴的”,认识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绝不是像主流论调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受苏联操纵，这种论调忽略了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国情。事实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土生土长的，由中国人自己根据历史环境和现实情势为解决其自身问题而发起的一场运动，并不是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目睹国民政府垮台及随之而发生的整个旧生活方式解体的卜德，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共产党显然是想树立这样一个信念，即共产党是为中国大众谋福利的。”在他看来，“国民党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它的贪婪、腐败、玩世不恭、冷漠、愚蠢及脱离老百姓，国民党已最终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老百姓的支持。而共产党在这些方面正好恰恰相反，所以他们就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他认为，说“中国的革命是莫斯科一手制造的，是外国控制的一个明证，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毕乃德基于中国共产党接管南京之观察，认为中国共产党除了提供新的领导之外，“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激发了人们对他们的广泛信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纲领充满活力，鼓励人们为这项事业献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具革命性的方面是表达了对普通民众的信任，将参与政府的人群扩大到普通民众。”在他看来，“从国民党政权向共产主义政权的过渡正在快速而顺利的进行着”，“他们的事业很可能会成功。”

然而，彼时美国国内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及其新政权之认识，正如卜德所说，“最广泛流传的看法就要算莫斯科应该对在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负有直接的责任；另一个更奥妙的看法是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不惜一切代价搞好与莫斯科的关系，因此东欧发生的一切也必然要在中国重演。”这些流行观点忽视了包括中国自身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在内的中国革命的内在因素，拒绝承认中国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革命所不可分割的部分，错误地将中国革命与整个历史背景割裂开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并非靠其本身创造性的品质，而纯粹靠的是对手的错误和缺点或是外来的帮助与指导。在那些有着来华经历，并曾目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政权建设的美国学者看来，美国社会所流行的这些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有害的。卜德即如是警醒道，“虽然我们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共产主义”，但“应该意识到为什么共产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能够在中国受到欢迎，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这些原因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无视这些原因，并试图用武力来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只会是徒劳。费正清也认为，“如果以纯粹教条主义的反共来支配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将不可避免招致灾难，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自身的社会变革进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些具有在华经历的学者积极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关注并围绕中国共产党展开探讨。例如，富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在给当时的助理国务卿的信中写道：“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并利用美国外交官、工商业者和传教士向中国人民宣传我们的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费正清则在1948年至1952年期间同其三个研究生发起翻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资料的课题，旨在通过翔实的原始历史文献回应“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是莫斯科的傀儡？近代中国真正的民族主义抱负能否与苏联轨道相吻合？莫斯科对中国新统治者的影响力如何？”等美国当时所关注的问题。拉铁摩尔于1949年出版了《亚洲的形势》，试图基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传统和国际政治的普遍原则就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新中国发展趋向进行预测。在他看来，“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内既不会是苏联的傀儡，也不会是苏联的弱敌”。

国共内战爆发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日渐明显的优势，美国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政权的可能性和统治方式展开了密集的分析评估。在美国情报机构看来，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政权，但对其稳固性持消极与怀疑的看法。1948年11月，美国中情局在关于中国可能发展趋势的报告中即认为，“他们能否巩固对全中国的政治统治根本不能确定”。

进入1949年，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虽直截了当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建立新政权已不可避免，但对于“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共产党政权在中国的前景”同样持消极观点。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宣告成立，美国依然抱有狐疑之态度。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即认为：“孤立他，减少他对外部的影响，防备他，遏制他，威胁他，向他的邻国提供援助，并不停地向他施加外部压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为瞬息即逝的现象。”美国国务院情报司于1949年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进行评估，其结论是：在未来五年之内中国新政权没有被推翻的希望。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将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

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是政权的巩固还是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取得了令美国不得不正视的瞩目成就。美国中情局在评估报告中如是写道：“自从1949年在北平正式建立以来，共产党政权已经显示了灵活性、技巧性和决心，并朝着目标的实现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整个大陆地区，其权威已牢固地树立起来，其控制是卓有成效的。”美国所关注的，还有新中国在亚洲的声望和影响的急剧上升。美国中情局在1954年的报告中这样评估道：“中共政权将继续巩固其政治地位，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待到1957年将成为国际事务中比现在更强大的力量。……中国增长的实力和威望将对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势力以及印度、日本争取亚洲领导地位的抱负提出挑战。”1956年，美国中情局的报告指出：“由于其成就和蒸蒸日上的国力，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威望和影响已经大大地增加了”，并“在自由世界里面已出现强大压力”。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美国中情局在1958年的评估报告中则不无忧虑地写道：“如果中国保持其现行国际政策，我们认为它在亚洲的威望在下个五年将继续提高。”令美国感到忧虑的，不仅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及其在亚洲影响力的显著提升，更有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巨大吸引力。1957年，美国中情局在对中国现状及至1961年前发展的情报评估中即这样写道：“中共对中国大陆如此巨大的面积和人口的有效控制、大规模的全国社会主义转型建设、军事力量和工业产量稳定且具有实质性的增长以及中国不断增强的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能力，都给许多亚洲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对许多亚洲国家人民和领导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也在尝试进行意义深远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变革，而中国共产主义模式看来在某些方面提供了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他们很倾向于采纳这些方法。”

基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事实，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美国政府相关决策者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以“尽最大可能削弱亚洲共产主义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力量；削弱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影响力”。为此，他们呼吁并邀请美国学者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展开研究。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国外区域研究协调委员会(Foreign Area Research Coordination Group)专门成立中国小组委员会，强调“非官方的中国研究能够对相关区域的问题提供独立的评估，并能填补有关共产主义中国研究方面的信息空缺。……因此我们应鼓励、资助非官方学者或与他们合作从事共产主义中国研究，这将为直接完成政府内部的研究项目提供稳固保障。”在“认识美国的敌人”的名义下，美国学者纷纷响应美国政府的这一呼吁。戴德华以“共产党中国是我们迫切的问题”为题呼吁道，“由于共产主义的威胁，学者们有责任和义务为理解那些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中，应重视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过程的研究”，并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知识的挑战，它需要应用我们各种学科知识。”费正清警示道：“我们在中国的灾难不是行动上而是理解上的失败。……研究中国是关系美国的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在毕乃德看来，“中国成为共产党国家这一事实使研究和理解这个国家变得更重要。”包华德（Howard L.Boorman）则认为：“过去十年，中国成长为亚洲政治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共产主义对中国及国际影响的研究，应该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方向。”白鲁恂(Lucian W.Pye)、哈珀恩（A.M.Halpern）等亦倡议：“当代共产主义中国是政治学所应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冷战亦使美国学者的文化中国之想象遭遇巨大冲击，出于对中国文化想象破灭的困惑，他们迫切地想要通过研究中国解开迷惑。众所周知，美国学者多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将其视为中国社会最为本质的东西所在。费正清曾如是概述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认知：

作为一种更广泛的人生哲学，我们通常将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4）中巧妙描述的那些恬静美德与儒家联系在一起——忍耐、平和、包容、中庸之道、保守与知足、崇敬祖先、老人与博学之人，而最重要的是主张一种温和的人本主义——将人而不是神视为宇宙的中心。这一切都无需否认。如果我们将这种儒家的人生观置于其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就会发现它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它事实上就已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历史答案。

基于对历史中国的这一文化想象，多数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不会选择革命之路。1947年4月17日的《纽约时报》社论这样写道：“共产主义在中国不会成功。中华民族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对任何激进的社会和经济理论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49年，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事实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中国，这一新生政权不仅深获民众的拥护，而且日益巩固壮大。旅美华人学者许烺光即曾指出：“二战之后，最令美国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是：中国这样一个崇尚礼教、爱家守业、尊重传统的国家为什么会转向共产主义？”正是为了力图寻找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中国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奉马克思主义为正统的新中国，不少美国学人开始转向关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即是其中之一，其核心论题就是共产主义中国与儒教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力图解释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何以能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史华慈之所以关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然与其导师费正清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是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中占优势的精神力量”，“理解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特点及其原因”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的一个关键问题”。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美国中国共产党研究兴起之最为直接也最为根本的原因所在。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崛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研究者依据“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就2000年以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文献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主题的文献达1223篇（截至2020年5月17日），其中2015 年后平均每年发表文献都在百篇以上。

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西方学界之所以如此关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当然系因中国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和想象。由中国重新崛起的广度和强度来看, 必定有值得关注的历史之源与现实之因。由是，探明中国崛起的根源和奥秘成为西方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所在。正如中国台湾学者朱云汉所说：“中国大陆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快速工业化；在30年内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消除贫困；……如果一个体制能够在这些最根本的指标上展现出这样的现实作用和历史结果，它绝对是值得被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值得去发现这里面最关键的机制或思想。”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发展和治理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替代西方发展模式的选择，西方不再能独自主导世界。对此，美国精英在深感不适应和焦虑的同时，籍由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发展展开研究，力图将中国发展亦纳入西方理论的解释体系之中，从而捍卫西式现代化之路的合理性和普适性，消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影响力。

就新世纪以来美国学者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而言，当然不乏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近年来有美国学者在研究视角上倡导“将政党（中国共产党）带回来”，主张将中国共产党视为解释当代中国的核心，考察在一党长期执政之情境下中国如何实现持续稳定与发展，如古大牛 (Daniel Koss) 的《政党的地盘: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与地方治理》（Where the Party Rules: The Rank and File of China’s Communist State，2018）、托尼·赛奇 (Tony Saich) 的《从革命者到统治者: 百年中国共产党》（From Rebel to Ruler: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021）、狄忠蒲(Bruce Dickson)的 《党和人民: 21 世纪的中国政治》（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2021）等。他们在研究中深刻洞察到中国政党体制所具有的灵活性与竞争力，捕捉到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的趋势。例如，狄忠蒲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事实上，我的每一本书都在阐释这一问题。……我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生存适应能力。”此外，不可忽视的是，还有为数不少的美国学者在其中国共产党研究中，依然带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或将“精英理论”“公民社会”“威权主义”等西式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共产党研究之中，或以“西式现代化”为标准评价中国共产党及其治理，进而走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误区。

关于一些美国学者为什么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问题，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詹姆斯·派克（James Peck）这样分析道：“中国的惊人转变——经济实力、没有贫民窟的快速城市化、科技实力、庞大人口的教育、令世界大部分地区羡慕的现代基础设施结构，以及使这些发展得以实现的、不断演变的治理模式，当然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这些史无前例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远见、技巧、持久力，需要其不停总结自身经验，科学民调也显示出了民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支持。”然而，“这些成就在美国几乎都无法被客观或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在笔者看来，除了詹姆斯·派克所言之外，缺乏对中国发展之历史逻辑和内生动力的理解亦是重要原因所在。由于对中国发展实践缺乏在场式观察与体验，同时受“西方中心之理论和话语”的影响与禁锢，美国学者在审视中国发展时多聚焦于私营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导社会改革缺乏应有关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为什么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治理体系，而是寻求自己的治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以及如何从中华文明的一系列独特历史、革命和核心方面发展出自己的执政模式？”等问题没有进入他们的思考视阈。由于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缺乏思考与理解，他们在解读时即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误解乃至歪曲，无法理解中国的发展“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团结、勤劳和奋斗，靠的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亦需注意的是，费正清、毕乃德、卜德等人之所以在中美走向对抗之际依然对中国革命抱有相对正确之理解，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有深入的观察，同时基于来华经历和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程度不一的情缘，能够以好奇与同情之心看待和理解中国革命。然而，美国新生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身处的社会环境已完全迥异于费正清为代表的那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缺乏如费正清那样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同时在价值情感上亦如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所说：“（他们）正在倡导用一种更加尖锐的口气和手段来应对北京，……(他们)并不完全明白两国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基于新世纪以来中美国家力量的变化，当下的美国社会不再将中国视为其有益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视之为“竞争对手”，甚至是美国的“最大挑战或威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思潮之下，无论是与中国的情感还是看待中国的视角，美国新生一代中国问题专家都截然不同于他们的前辈学者，他们更多地倾向于以消极甚或敌视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共产党。事实上，要正确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还是应如美国前参议员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所说：“要形成有效的国家利益概念，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是重新摆正态度——尤其是培养一种友好的好奇心，而不是对与我们陌生的社会和政治形态产生恐惧和敌意。”

顾颉刚曾言：“学术的方面，也因时势的需求而促成思想的转变，于时代的背景关系最切。”如其所说，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即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正因如此，我们在探讨其中国共产党研究时，需要将它置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之中加以考察，并关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学术思潮。惟有如此，方能对其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内在理路和旨趣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并籍此更有针对性地回应和批驳域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与歪曲。这可谓是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时代中国理解与认同的不二之径。（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