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古典文学在英国流播为讨论中心，对英国汉学研究历程进行学术分期并归纳其阶段性特征；对英国汉学研究的滞后和相关特征的形成原因进行探析。
一
英国汉学中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较法、意、德等西方诸国为迟，其基础工作——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从18世纪末才开始萌动。从18世纪末至今，英国汉学中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传教士汉学阶段，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准备期和萌生期：（18世纪末—1840年鸦片战争前）；2、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换阶段，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发轫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19世纪末）；3、传统汉学发展繁荣阶段，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立发展期（20世纪初—20世纪二战前）；4、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转换阶段，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收获期和转向期（20世纪二战以后—21世纪初）。
1、传教士汉学阶段（18世纪末——1840年鸦片战争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准备期和萌生期：
18世纪末，出于商业、传教和外交的需要，英国开始派遣一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来华。这批人注意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文化，为此编写了一些汉语语法、英汉辞典之类工具书，并将所记录的中国风俗文化、地理出产等资料用报告、游记、日记和信札等形式送回英国。此时的汉学成果主要是语言知识、地理民俗、游记之类，作者也是传教士、外交官等非专业学者，其中专门从事汉语教学或语言学研究的很少，仅仅止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托马斯·珀西（ThomasPercy）、塞缪尔·伯奇（Cyril Birch）和外交官托马斯·当东（Staunton,George Thomas,1781-1859）等少数几位。在这一阶段，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已开始萌生，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以其通俗易懂和情节的生动引人首先引起英国汉学家的注意：1761年托马斯·珀西（ThomasPercy）编辑整理的《好逑传及其它》英译本，由伦敦多利兹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小说第一次直接译介到英国和欧洲。珀西的译文不太高明，而且对《好逑传》也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类才子佳人小说“奴化了中国人的心灵，很容易导致奴隶般的顺从和对新鲜事物的惧怕。当这种心态巩固着帝国的平静和安定时，中国人的精神变得迟钝，他们的想象力受到摧残”[1]。为了改变英国人对中国人的鉴赏能力和道德水准的认识，他专门译著了一本《关于中国人的杂著》，这是个德、英、法作家和学者关于中国的合集，其中包括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中国孤儿》，英国学者钱伯斯关于中国园艺的一篇论文和珀西自己的一篇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一篇论文。珀西在“前言”中说，中国人的判断力和想象力在许多方面评价都很低，但在园林和文学方面尚足资借鉴。珀西还编译有《夫人的故事：六个短篇小说》（1762，伦敦多利兹出版社），其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出自《古今小说》，也是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在英国较早的译本。除珀西的译文以外，这个时段还有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如“三言二拍”中的一些单篇译文，如约翰·瓦茨（John Watts）于1736年翻译的三篇中国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皆是从《中华帝国全志》法译本转译的，也是“三言二拍”最早的英语译文；托马斯·当东（Staunton,George Thomas）翻译的《古今小说》中的《范希周》（即《范鳅儿双镜团圆》，1815），《相爱一对儿》（即《宋金郎团圆破毡笠》，1820）；塞缪尔·伯奇（Cyril Birch）《忍不住的寡妇》（即《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843）、《生死之交》（即《羊角哀舍命全交》，1845）等。
在诗歌方面有威廉·琼斯（Willian Jones, 1746－1794）,对《诗经》中《卫风·淇奥》等篇的翻译。琼斯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对梵文的研究，他是通过比利时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接触到《诗经》的，他深为《论语》中孔子所引用的诗歌所感动，进而找到《诗经》的中文原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用拉丁文翻译出《卫风·淇奥》篇，后来又翻译出《周南·桃夭》和《小雅·节南山》。他还在亚洲学会作过一次关于《诗经》的讲演，他在讲演中称《诗经》为中国第二部经典，并指出：诗在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被重视，而且在任何地域，都会采用同样的意象。
这个时段英国汉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前期准备的作品翻译刚刚萌生，不仅翻译数量少、面也相当狭窄，也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真正的了解，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只能算作英国汉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萌生期和准备阶段。
2、传教士阶段向专业汉学转换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后—19世纪末），这是英国汉学中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发轫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接踵而来的中法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使得中国门户进一步向西方洞开，此时西方兴起的浪漫主义和罗珂珂风格更加剧了这种“东方兴味”，使得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成批涌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后半叶来华的英国传教士、知名人士达100多人。[2]这些人在传播福音、进行外交事务或是游历、收集中国文物资料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障碍和以象形为特征的繁难的汉字，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都首先把气力花在汉语的语言文字学习和研究上。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礼逊、米怜和托马斯·当东之后，鸦片战争后的汉学家编写了更多的中英文工具书和教科书
随着这批人在中国生活时间的延伸，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的增多，特别是在深入中国腹地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国的大好河山和诸多人文景观；在考察游历中记录、搜集的大批中国典籍和风俗文化资料，更使他们触摸到中华文化独有的魅力，在震惊、激动之中逐渐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郁的兴趣，逐渐由为布道增加亲和力或为商业征服铺平道路转为发自内心的仰慕和爱好，逐渐由收集风俗文化典籍资料，转为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和探求，甚至由业余爱好变成终生追求，从而完成了由传教士、外交官向专业汉学家的身份转换，其代表人物有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德庇士（Davis,SirJohnFrance,1795-1890）、威妥玛（Wader,Thomas Francis,1818-1895）、迈耶斯（汉名梅辉立Mayers, William Frederich,1831-1878）、翟理思（H.A.Giles,1845-1935）等，其中对中国古典文学在英国流播作[FS:Page]出巨大贡献的是理雅各、德庇士和翟理思，他们被并称为十九世纪英国汉学三大代表人物。这是中英之间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和矛盾集合体，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英国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他们肩负着让东方蛮族皈依天主的神圣使命，又企图用东方哲学来挽回西方世道人心；他们既是西方炮舰政策的执行者，又是中华文化的仰慕者；他们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精神向东方的移植者，更是中华文化向英国流播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这类人物在鸦片战争后来华的100多位传教士和40多位职业外交官尽管只占小小的一部分，却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标志性的人物，正是在他们不懈努力下，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汉学在英国的流播才得以前行。
理雅各（James Legge）的汉学研究功绩主要表现在对儒家经典的系统译介和宗教思想研究上。从1858年起，理雅各用20多年时间译介的儒家的经典，包括尚书、竹书纪年、春秋左氏传、诗经、易经和礼记，共七大卷，取名《中国经典》，其中《诗经》是英国第一部全译本。时至今日，《中国经典》仍被尊为汉学经典的权威译本。理雅格还有篇论文《<离骚>诗及其作者》，刊于1895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27卷上，内有《离骚》译文，屈原的简介，还全部翻译了王逸《楚辞章句》中《离骚》篇的注释，这是英国汉学家对《离骚》和屈原的第一次译介。德庇士（Davis,SirJohnFrance）的《中国诗选译》是唐诗最早的英译本。他的《中国诗歌评论》（1929）也是英国汉学家中第一部中国诗歌评论专著。他的专著《陶渊明——他的作品及其意味》采用心理美学和接受美学对陶渊明及其诗作进行分析评判，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结论。德庇士也是英国汉学家中最早注意到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他编译过《好逑传》（1829）等明清小说，他翻译的《中国小说选》（1822）是英国最早的中国小说英译本。鉴于汉学家在翻译《三国演义》时大都回避了其中的诗词，他译注的《汉文诗解》专门收有《三国演义》的一些咏史诗（1834年，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德庇士还翻译过一些中国古典戏曲，如元人杂剧《老生儿》（1817）、《汉宫秋》（1829）等。翟理思（H.A.Giles）是英国汉学界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其主要的学术译著均在19世纪后期完成。翟理思治学领域极广，涉及儒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绘画等诸多方面，其中《汉英字典》被认为是他一生最大成就。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代表性的译著有：《聊斋志异选》（1880）、《古文选珍》（1884）、《中诗英韵》（1884）、《古今诗选》（1898）、《中国文学史》（1901）等。其中《中国文学史》更是翟氏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之作,它与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ьев，1818－1900）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同为西方较早流行的汉学名著，也是西方汉学家撰写的第一部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专著。在这部专著的“前言”中，他谈到自己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使命感：“英国的读者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整体文学，即使想略有所知，在任何一部已有的著作中都是徒劳的。确实，理雅格博士的辉煌巨著（指《中国经典》，引者注）使得儒家经典对严肃的学者来说唾手可及，但中国文学作者之林的广袤空间仍然是一片处女地，有待于卓有成效的开拓”[3]。
英国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换阶段的英国汉学，有以下一些学术特征：
第一，从19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些大学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帝王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曼彻斯特欧文学院陆续设立汉学教授席位，特别是1890年“东方语言学院”的建立和1916年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建立，从体制上标志着由早年的传教士、退休的外交官和专业研究者组成的专业队伍，逐渐取代过去传教士和外交官的业余学习和研究；系统的、有组织的教学和研究模式取代了以前出自自我兴趣的个体学习和研究，完成了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的转换。这批从事汉学教学和研究的教育机构，也有一些设立在中国，它们大多是教会建立的，如鸦片战争以后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上海同文学会，厦门英华学院，宁波三一书院等；以及稍后的上海英华书馆、格致书室、西童书院、麦伦书院，汉口的博学书院，天津的新学书院，青岛的广文学院等。这批学校，在学习和宣传基督教义的同时，汉学教学和研究也是重要的内容，它们同英国国内的“东方语言学院”和 “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等汉学教学研究机构一起，搭起了中英文化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第二，这个时段英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出现了像翟理思（H.A.Giles）《中国文学史》这样的划时代专著，主要还处于编写工具书和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阶段，而且中国文学译介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尚未进入英国汉学家的视野。“传教士阶段”开始的兴办汉语学校、编纂汉语语法、词典和教科书，收集大量中文图书资料等工作仍在继续，但已向前延伸：由编写和教授汉语语言、语法到大学的汉学教席，再到独立的东方学院和中文专业；中文图书资料也由收集向英国传送转入编目、整理、汇编阶段，产生如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9）的《汉学文献提要》，道格斯（Dougs）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所藏中文图籍、手卷及绘画目录》（1877），爱蒙（i am）的《维甘哈伊会堂克劳福德勋爵图书馆所藏中文图籍与手卷目录》（1895），翟理思《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汉文、满文书籍目录》（1898）等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与此同时，一些汉学资料汇编、图册、字典等中文工具书也陆续问世，如理雅各（James Legge）《中国经典》，湛约翰（chalmers, John，1825－1899）编译的《简明康熙字典》（1977），欧森南（Oxenham，Edward Lavington，1843－1897）《中华帝国历史地图》（1898）等，它们为英国汉学家直接研读中国古籍提供了方便。
第三，即使传教士阶段的业余汉学向专业汉学过渡在此阶段已经完成，经院式的汉学研究传统方式并未因此而确立，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和商业利益，仍然是这些汉学讲座和研究机构的首选，即使像牛津、剑桥这样的经院大学，其汉学讲座是主要任务仍然是培养海关人员、驻华领事、教会人员和商务官员，即使由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玛（Wader,Thomas Francis）、翟思理（H.A.Giles）这样的汉学大家主政，也无法改变其实用方向。所以，翟思理在剑桥执教33年，只培养了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这样一位经院汉学家。以致他在剑桥任教十年以后，对培养经院汉学家已不抱希望，他不无感伤的说：“我在剑桥十年，仅有一个学文字的学生。我教过许多学口语的学生，有商人、传教士等，但学文字的仅此一人。我怀疑牛津是否也只有一个”。[4]
3、传统汉学发展繁荣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二战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确立、发展期
二十世纪初，英[FS:Page]国汉学开始进入发展繁荣阶段，这与英国政府的直接干预关系很大：1906年，英国财政部门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讨改进汉学教学和研究问题。委员会由利伊勋爵任主席，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进行调查，1909年形成调查意见向国会报告，这就是英国汉学史上有名的“利伊报告”。报告建议将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和帝王学院合并，由国家拨款成立东方研究院，研究范围包括印度、中国、马来西亚、缅甸、日本、东非和西非等国语言。1917年1月1日亚非学院正式开学立，罗斯（Denison Ross）为第一任院长，1938年改名为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这是一个兼研究与教育为一体的机构， 其课程设置主要还是考虑商业需要，即：古典文化研究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占一定地位，但原则上要服从对实用的考虑和安排。直到二战前，学院本身仍非常重视“为帝国边远各地培养了既能经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员。” 与此同时，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汉学讲座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在院系建设、汉学课程的完备化和系统化，师资力量的充实，学生数量的增加等方面均有长足的进展：牛津大学于1930年设立中国学院，主要学习文言文和中国古代哲学；剑桥大学成立了东方学院，该研究院的功能是组织、联合东北亚国家的语言、历史、资料文献、社会科学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研究的国家主要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和蒙古，研究所非常鼓励在剑桥大学内部和其他大学之间就相关研究问题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和交流。
在汉学研究发展和繁荣的大背景下，英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进入确立、发展期，涌现出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和沃纳（爱德华·西奥多·查理斯，E.C.Werner，1864－1954）等一批代表人物。韦利是20世纪前期英国的汉学大师，也是英国汉学第二代代表人物。这位英国学者从未到过中国,被称为“坐在家里的观察者”，但却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出版了27部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注，发表论文近60篇，涉及中国文学、宗教、艺术、敦煌学等诸多方面，但主要贡献是在中国诗歌的译介和楚辞研究上。从1913年起他开始研究《诗经》，1936年在亚细亚杂志发表《中国早期诗歌中的求爱与婚姻》，译介了《诗经》中这类主题的16首诗歌；1937年，阿伦与昂汶公司出版了他新译的《诗经》，以译文准确、典雅受到好评。除《诗经》外，阿瑟·韦利对唐诗及白居易的兴趣最浓。1917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院刊》创刊号上同时刊载阿瑟·韦利翻译的《初唐诗歌选译》37首和《白居易诗38首》，合计75篇，整整占了44页，这是阿瑟·韦利首次发表英译汉诗，从此，他被推上汉诗英译一流大家的位置。1949年，阿伦与昂汶公司出版了他的白居易传记《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其内容主要是用白居易的诗文译介串联起来（其中诗歌的全译或节译就有100多首），类似中国学者的“诗歌编年”，这是韦利多年研究白居易的成果结晶。阿瑟·韦利对李白也很感兴趣，1950年，他的《李白的诗歌与生平》出版，其编写方法与《白居易的生平及时代》相同，但对诗人的生平、所处时代及交游有较多的介绍，所选李白诗作亦多为新译。1956年，阿瑟·韦利又出版专著《18世纪的中国诗人袁枚》。作者写此专著的初衷，是要破除英国人的偏见，以为只有在中国古典时代才有出色的诗歌。韦利的专著《九歌：中国古代巫文化研究》（1955），是英国汉学界第一次对“九歌”作整体性译介，而且第一次引进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把《九歌》当作研究中国古代巫风的文献资料，其前言及每首诗后面的解说，都是介绍诗中所反映的巫术活动情况，因此在译介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是个重大突破。除上述之外，阿瑟·韦利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还有《一百七十首中国诗》（1918）、《中国古诗选译续集》（1919）、《论语》（1938年）、《猴子》（节译自《西游记》，1942年）；《中国古诗集》、（1946），这是《中国古诗选译》、《一百七十首中国诗》和《中国古诗选译续集》的选编修订本。1923年，他翻译的欧阳修散文《鸣蝉赋》在《亚细亚》杂志第23期（1923年4月号）上发表,也使西方第一次接触中国宋代的散体赋。韦利的译作，使西方读者对东方文明大开眼界，当时媒体评论形容：“读中国诗歌，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地激动和兴奋。” 其中《一百七十首中国诗》多次重印,影响了美国的新诗运动倡导者艾兹拉·庞德（1885-1972）等伟大的诗人,与庞德的汉诗译本《神州集》一起，成为20世纪初兴起的美国新诗运动的范本。《中国古诗集》在1946——1962年十多年间在美国多次印行，并有德文转译本，使中国古诗走进西方的普通家庭。1953年，韦利因为汉诗翻译方面的成就被授予女王诗歌勋章。韦利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上亦有贡献：1952年，其专著《真实的三藏及其它》，在伦敦艾伦与昂温出版社出版，这是关于《西游记》历史资料的研究；1966年，阿瑟·韦利又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学报29卷上发表《游仙窟中的对话》，对美国学者莱维（Lvi）翻译的《游仙窟》译本发表评论，这也是英国学者为数不多的中国通俗小说评论之一。沃纳（E.C.Werner）曾任驻华领事，著有《叙事社会学——中国人》（伦敦皮特曼父子公司出版1919），内有《东周列国志》描写战争准备的内容，另外还有《封神演义》的选译。1922年，他编著的《中国神话与传说》由伦敦哈拉普公司出版，其中收有《聊斋志异》《河间生》、《毛狐》等五篇译文，第十六章为介绍《西游记》专章，对《西游记》的主要情节，都摘有片断译文；他还著有《中国神话辞典》（1932），《中国文明史》（1940）等。
这个时段的中国古典文学方面论著还有：克莱默-宾（Kramer·b）译著的中国古代诗文选《玉笛》（1911）和《灯节》（1916）,此二书在西方也很有影响。1922年，张彭春（Chang Peng- Chun）发表的《严羽<沧浪诗话>》，是西方第一篇译介《沧浪诗话》的论文。在中国古典小说译介方面有：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ede Morant）的《聊斋志异选》（1913）；邓罗翻译的《三国演义》英译全译本两卷本（1925），这是英语世界第一个《三国演义》的全译本，在西方很有影响；杰弗理·邓洛普（Geoffrcy Dunlop）从德文本转译了七十回本《水浒传》，书名《强盗与士兵：中国小说》（1929），这是《水浒传》七十回本第一部英语全译本；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编译的《中国不朽的长廊：传记选译》（1938），内有《搜神记》的译文及干宝、东方朔、左慈、吴猛等人的传记资料；罗伯特·肯纳维·道格拉斯（R.K.Donglus,1838－1913）编译的《中国故事集》（1905）中收入《今古[FS:Page]奇观》中《怀私怨狠仆告主》等四篇作品；豪厄尔（E.B.Howell）编译的《今古奇观：不坚定的庄夫人及其它故事》（1905），选译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等六个故事；豪厄尔编译的《今古奇观》的第二个选本——《今古奇观：归还新娘及其它故事》（1926），又选译了《裴晋公义还原配》等六个故事；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cnt Egerton）的《金瓶梅》百回全译本（1939）；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与Lee Yi-hsieh合作编译的《胶与漆》（1941），其中选译了《醒世恒言》中《赫大卿遗恨鸳鸯绦》、《陈多寿生死夫妻》等四篇作品。在中国古典戏剧译介方面：詹姆斯·拉弗（James Laver）将德国汉学家克拉朋特翻译的《灰栏记》转译成英文（1925）；晁德莅（Angeio Zottoli）译著的《中国文化教程》（1930），此书总括概述中国戏曲的起源、表现形式、艺术特点和男女角色的特点；路易斯·查尔斯·阿林顿（L.C.Arlington）的《古今中国戏曲概论》（1930）；熊式一翻译的《西厢记》（1935）；年，哈罗德·阿克顿（Sir Harold Acton）选译的《牡丹亭》中的《春香闹闺》（1939）；陈伊范（Chin, Jack）《中国戏剧》（1948）；毕晓普（J. L. Bishop）假托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介绍十八世纪的一出中国戏剧》（1952）等。
传统汉学发展繁荣阶段的英国汉学，有以下一些鲜明特征：
第一，英国汉学开始此时进入发展繁荣阶段，由于与英国政府的直接干预关系很大，所以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其教学目的往往是“为帝国边远各地培养了既能经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员”，课程设置也主要是考虑商业外交等实用需要，古典文化研究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占一定地位，但原则上要服从对实用的考虑和安排。因此，除个别代表人物之外，师资都是偏向于汉语口语和对中国现状较为了解的实用型人才，其中一半以上是英国驻中国使馆的退休人员或传教士，不但缺乏教学经验，也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很难培养造就杰出的汉学家。另一方面，作为首次打开中国大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对待汉学的态度上更多的体现了“欧洲中心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真实的了解和应有的尊重：汉学教学虽已在大学学院、帝王学院等大学设立，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研究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并未受到大学当局的重视，因此研究经费困难，汉学教授薪水低于其它学科教学人员，图书设备差，缺乏藏书和一些工具书，很难进行高水平的研究。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力量迅速崛起，随着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向亚洲扩展，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及亚洲研究格外重视，并在1920年至1938年间在汉学研究上得到极大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和第二国际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中国研究在苏联也得以长足深入，出现了被称为“阿翰林”的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奠基人 B.M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ьев）以及C·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B·彼得罗夫（В·petrov）和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等一批后起之秀。作为西方汉学领头羊的法国汉学，经过儒莲（Stanislas Julien）、沙畹（Edouard chavannes）、微席叶（Arnold Jaques Vissiere）几代人的努力，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此时也进入成熟期，在西方世界的汉学研究中保持着领先地位。这些都对英国汉学形成极大的压力，在研究导向、研究手段、办学方式尤其是专业型和实用型的关系处理上在这个时段开始孕育着重大突破。
第三，中英之间的文学交流此时出现互动。1919年“五四”前后，当英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进入专业研究期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译介英国文学作品。莎士比亚、拜伦、培根、华兹华斯、狄更斯、斯蒂文森等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同稍早一些进入中国的法国的伏尔泰、卢梭、雨果、小仲马等一起，对中国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起着启蒙和借鉴的巨大作用。王国维、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则是这种互动的启动者和先驱者。二十世纪初这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热，无论是对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价值观的“五四”精神的形成，对以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段的“新文学”队伍的成长，以及现代小说的语言叙述、结构技巧等创作手段的丰富与完备，乃至“新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很大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4、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转换阶段（20世纪二战以后——21世纪初），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收获期和转向期
二次大战期间，英国各大学攻读汉学的学生锐减，1940年至1941年，全国汉学专业的学生只有26人。作为全国汉学教学和研究重镇的亚非学院，主要任务是举办短训班，为军队培训战争急需的汉语和日语人才。战后，英国政府在汉学教学和研究政策和导向上发生重大转向，除了上面提及的美国、苏联和法国汉学在一战后的快速发展给英国汉学形成极大压力外，更为现实的因素是英国政府深感二战中由于缺乏对中国等亚洲国家文化历史的了解而遇到了许多困难，因而改变态度，对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学重视起来。直接反映这种转变的是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的三次调查所形成的学术报告：
第一份是“斯卡布勒报告”
1944年，根据当时外交大臣艾登（战后成为英国首相）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任命斯卡布勒伯爵（Earl of Scarbrough）为委员会主席，调查研究大学和其它教研机构中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语言文化开设情况，并提出利用和改进的意见。委员会经过八个多月的调查于1946年4月提出报告，这个被称为“斯卡布勒报告”明确指出：英国的东方研究状况落后，人才缺乏，现有的研究规模和教学水平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与其它西方国家也存在相当的差距。报告建议：1、应在大学建立东方学研究机构，设立专门的系和专业来从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而不应停留在只在几所大学设立少数教授职位；2、应该平衡教学中语言知识和专业研究、古典研究和现代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使东方学成为对东方历史、文化、经济、宗教、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3、加强大学的东方研究部们，增添新的教授职位和研究职位，提高其教学人员的水平，增加图书设备，为科研提供条件；4、给攻读东方学的研究生提供资助，使他们能从事深一层的研究；给教师提供资助，使他们能有条件到东方各国去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斯卡布勒委员会的建议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支持并为英国政府所采纳：从1947年到1952年这五年内，英国政府拨出大笔专款，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增添了许多新的教职，创建了一些新的[FS:Page]研究部们，加强了学术交流，并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加入东方学研究队伍，从而改变了这支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活跃在英国汉学研究领域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代表人物的一些汉学家，如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s）、斐达理（Baker，Hugh David Roberts，1937——）、格雷厄姆（Graham，Angus Charles，1919——）、钦纳里（Chinnery，John Derry）、福伊希特万（Feuchtmang，Stephen David Raphael，1937——）、特威切特（Twichett，Denis Crispin，1925——）等，皆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汉学研究队伍的。爱丁堡大学也是在“斯卡布勒报告”后成为苏格兰东方研究的重要基地，达勒姆大学也在斯卡布勒报告后于1948年成立了东方研究学院。在英国东方学史上，斯卡布勒报告是一座里程碑式的标志。
第二份是“海特报告”。
1961年，英国政府鉴于“斯卡布勒报告”已实施15年，遂指示大学委员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就“斯卡布勒报告”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针对第三世界非殖民化浪潮提出新的改进意见。委员会由海特（Sis William Hayter）爵士担任主席。委员会于1961年提出报告，报告指出：由于研究基金太少（特别是1952年以后），又没有集中使用，因此“斯卡布勒报告”中的建议只部分实现，因此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在研究方向和指导思想上，非语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以及现代亚非的研究急待加强。“海特报告”和“斯卡布勒报告”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不再将东方学教学和研究完全交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来筹建和作出发展规划，而是建议建立一定数量的地区性研究中心，使不同学科的学者集中起来共同研究某一特定课题。这在汉学研究已得到初步发展并面临转向的六十年代，确是一个颇有眼光的建议，它不但有利于汉学研究的进一步全面发展和在全国普及，而且有利于发扬各种学术力量的各自特色，使专长历史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传统汉学与新开辟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现代汉学在学术转型时期各有选择、各有趋归。对英国高校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建立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帕克报告。
“海特报告”之后的二十多年中，英国政府再没有过问过东方学的教学和研究情况，而这个时期，正是美、日、德、法等国汉学研究突飞猛进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此时已成为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它创立的“现代汉学”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欧洲传统汉学已形成极大的冲击；日本的“中国学”此时更加系统化和规模化，随着研究中民族特征的显现，此时的“汉学”已被日本学者称为“东洋学”，从日本的主流文化沦为外国文学，完成了历史角色的置换；此时的法国出现了戴密微（PaulDemiéville）、埃蒂昂布莱（汉名安田朴，Etiemble,Rene）、卡尔腾马克·马克西姆 （汉名康德谟Kaltenmark, Maxime）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代名师；随着 1972年中德建交和继之的中国改革开放，德国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继三十年代后，再次转入发展兴盛期，出现了艾士宏（Eichhorn）、鲍吾刚（Wolfgang Bauer）、德博（Günther Debon）、葛林（Tilemann Grimm）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杰出专家。相比之下，英国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却有所减弱，尤其是汉学研究更是落在上述国家后面。直到1985年，情况才引起相关当局的警觉，大学委员会委托帕克（Sir Peter Parker）爵士主持调查小组，就外交和商业界对亚非地区研究的需要展开调查。经过七个月的调查，帕克于1986年提出报告。报告对当局的亚非研究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至少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政府就没有为东方和非洲研究制定过统一政策，由于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核心和协调机构，各研究机构之间缺乏任何有效的合作和协调，以至造成英国学术界对亚非研究能力的急剧下降，人力资源、研究经费都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但这个报告是针对整个亚非地区的，且是就外交和商业界对亚非地区研究的需要展开调查，对汉学研究并未特别重视，相反认为这方面已供大于求，政府没有必要再扩大对汉学的支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加大、国际交流的日益加强，对英国汉学的发展和转向起了极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形成以下明显的特征和趋势：
1、开设中文或汉语学科的大学大量增加，学生数和教学研究人员也日益加多
总的看来，英国汉学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俄罗斯，甚至与法国、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有不小的差距，但就自身而言，在八十年代后期，英国汉学已有较大的发展，据有的学者统计[5]：1986年前后，开设中国学课程或进行中国学研究的大学和研究所已有原来的十来所增加到23所，翻了一倍多；研究人员也增加了几乎一倍（增加的主要是教学人员），但所建的所系主要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汉语言等应用型研究方面，如英国最古老也最有影响的汉学研究基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于1968年设立现代中国研究所，1992年扩大为 “中国研究中心”，主要 “促进不列颠与欧洲发展对现代中国的跨领域研究”。牛津大学于1982年建立中国研究中心，后又与“现代中国中心”合并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要对“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展开研究”。其中包括对“中国的人口、血缘关系、移民群及其性别研究；乡村工业化与都市化，乡村生计”等方面的调查分析和对策研究。
2、随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汉语言等应用型的系所新建增加，整个汉学研究也进一步转向：由传统汉学经院式研究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应用性研究，语言文学研究也由古典文学、古代汉学向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倾斜。如利兹大学东亚系，他在1963年就设立中国研究部，重点集中在19世纪至今的中国历史和蒙古史研究，特别是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在国际汉学界很有影响。1971年后，新开设汉语及汉语语言——语音学课程，开始注重应用型教学， 2004年又设立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其研究重点为中国经济及其发展、国际商业关系等。诺丁汉大学有两个关于中国的研究所：中国政策研究所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皆是着眼于当代中国研究。设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推动跨领域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内的四位专任教师分别研究“中国工业化及地方性发展，台湾空间经济变化”；“中国地方性统治，中国城[FS:Page]乡地区的财产权利”；“1949年以来中国工人及政治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民主运动”；“语言及文化研究”。约克大学中文科属于语言系，教学课程只有中文语言一门课程，重点是现代汉语的说、写、读训练，注意汉语语音和语法，也学习书法，主要是培养汉语口语翻译人才，学校拥有全英最具规模的现代化语言教学中心。有人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英国从事中国自然科学、政治学、经济学、人文科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中，对古代感兴趣的只占25%，对近现代感兴趣的则超过60%。[6]
3、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仍在固守自己的阵地，这在一些开设传统汉学历史悠久的著名高校表现的更为明显，如在上述调查中，如仅限于历史、文学、哲学人文学科，则80%以上的研究同古代有关。[7]当今英国汉学界的精英人物，其它大学的汉学教学和研究骨干也多出自这类学校：如成立于1916年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虽然在1968年设立现代中国研究所，1992年又扩大为 “中国研究中心”，着重研究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适应社会转型需求，但传统汉学并未消歇，其中文系开设的课程包括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文学史、翻译、历史、哲学、文字学、美术、考古学等，传统汉学仍占很大比重，其中考古学更是重点课程。1875年就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的牛津大学也是一样，它虽然在1982年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着重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研究，但隶属于东方文化研究学院的中文系仍开设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考古等包括传统文化的课程，而且偏重古代汉语。在掌握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学习文学、历史、哲学三大课程。文学则专攻《诗经》、《楚辞、唐诗、唐宋传奇明清及近代小说；历史则主要研读《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典籍，哲学则以先秦诸子为主。1888年设立中文专业的剑桥大学体制上与牛津相似，课程设置兼顾古代与现代两方面，比起牛津更为均衡，有文学、历史、语言、哲学、美术考古五大类。
这个时段的传统汉学研究，也涌现了众多代表人物如霍克斯（David Hawkes）、斐达理（Baker，Hugh David Roberts，1937——）、格雷厄姆（Graham，Angus Charles，1919——）、钦纳里（Chinnery，John Derry）、福伊希特万（Feuchtmang，Stephen David Raphael，1937——）、詹纳（Jenner，William John Francis，1940——）、洛伊（Loewe，Michael）、沃森（Watson，William）、特威切特（Twichett，Denis Crispin，1925——）等出色的汉学家。其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贡献较著的有霍克斯、格雷厄姆、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1925——）、威廉·多尔拜（W.A.Dolby）等人。霍克斯是20世纪后半叶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传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主要有两大功绩：一是对《红楼梦》的翻译和研究，另一是师承阿瑟·韦利，运用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楚辞和元杂剧 “全真剧”。1973年，他翻译的80回《红楼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这是《红楼梦》在英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译本前有译者写的长序，介绍《红楼梦》的情节主线、艺术技巧、文学地位和曹雪芹的生平。他研究楚辞的专著《楚辞：南方之歌——中国古代诗歌选》于195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翻译了包括屈原、宋玉、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实际上是部《楚辞》的全译本。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对入选的18篇楚辞作品的产生历史、篇章结构、主题和风格都作一番分析和探讨。他的长篇论文《女神的求索》承绪其师阿瑟·韦利的民俗学研究，进一步探讨楚辞与巫术的关系以及楚辞向汉赋过渡问题。他还运用文化学和人类学来研究元杂剧中的“神仙道化剧”。格雷厄姆也是二十世纪英国最有名的汉学家之一。他一生著作甚丰，有专著12部、论文63篇，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专著有译著《列子》（1960）、 《晚唐诗选》（1965），论文《〈楚辞〉骚体诗的韵律》（1963）、《中国诗的语调模式：平仄》（1963）、《诗、赋选译》 （1972）、《李贺诗新译》（1971）、《庄子与消遥游》（1976）、《汉语格律诗的结构和破格》 （1980）、《李白的〈蜀道难〉》（1985）等。西里尔·白之原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1960年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后一直留在美国。他是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学生，是英国为数不多的研究话本小说的专家，其博士论文《古今小说考评》（1955）是英国第一部关于《古今小说》的专著。他也是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新局面的开创者，他的研究中国戏剧的论文《翻译中国剧本：问题和可能性》、《明初戏曲中的悲剧和音乐剧》对英国汉学中国戏剧研究新局面的产生起了开创作用。白之代表性的论著还有：《话本小说形式上的几个特点》、《冯梦龙和<古今小说>》，并编译有《明代短篇小说选》。白之去美国后仍一直致力于明清戏曲研究，陆续翻译了孔尚任的《桃花扇》、汤显祖的《牡丹亭》，并进行过梁辰鱼的《浣纱记》和单本《蕉帕记》的比较研究。威廉·多尔拜专攻中国戏剧，他在1978年出版了一个中国古典戏剧的译本《八出中国戏剧》，这个译本按中国戏剧的历史发展线索编排，其中包括金院本、南戏、元人杂剧、明代传奇、明代杂剧、清初花部、京剧和川剧作品，俨然是一部中国戏曲发展史的资料简编。译本中他还对残存的宋杂剧和金院本的性质特点进行考论并同欧洲的传统戏剧进行比较，反映出他在中国古典戏剧上的造诣非同寻常。他还有《关汉卿及其作品面面观》、《中国戏剧史》（1976）等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论著。
这个时段的中国古典文学方面论著还有：布雷德（Braid）《范成大的黄金时代》（剑桥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斯科特（Adolphe Charence Scott）《中国古典戏剧》（伦敦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57年出版）；Shih Chung wend的译著《对窦娥的不公：窦娥冤的研究和翻译》，这是英国学者对元人杂剧第一次深入的研究，197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编译的《好色的院士凌蒙初的故事》，1973年伦敦纳普及惠廷出版社出版，这是英国第一部关于“二刻”作者的评传；科林·麦克勒斯（Colin Mackerras）《京剧的兴起，1770－1870：中国清代戏剧的社会方面》（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弗洛詹《李贺的诗歌》（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70年出版）；张心沧（Chung Hsin Chang）《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曲》（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1988年他又编译了一部《中国神话故事集》（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向[FS:Page]英国读者介绍《搜神记》等中国神话小说。书前有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导言”，系统的介绍中国志怪小说的特征、发展历程及代表作品；多瑙特·赫兹曼《诗歌与政治：阮籍的生平与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多拉·爱德华兹（Dora Edwards）的《十六世纪小说<西游记>渊源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伊甘《欧阳修文学作品选》（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道森（Dawson，Raymond Stanley）《李娃传校订：九世纪一篇中国小说研究》（伦敦伊萨卡出版社,1983年版）。道森为中国语言学硕士，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汉语教师，东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还有《中国传统》、《中国变色龙：论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观念》、《中华帝国》、《中国经验》、《中国人的五十年》等论著；M.A.Locke的博士论文《欧阳修的早年生活及其与宋代古文运动兴起的关系》（1951）等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论著。
二
如上所述：英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总体特征是起步迟缓、中间停滞，后劲不足，对新世纪的中国学在欧美的蓬勃深入发展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变化又缺乏思想准备和快速应对：十九世纪末，中国文学才被介绍到英国，经过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的短暂繁荣，接着便是相对的沉寂；二战以后虽再度复苏，但已同欧洲尤其是美国拉开了更大的距离。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交流的日益加强，对英国汉学的发展和转向起了较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有不小的差距，而且这种进展主要体现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汉语言等应用型研究所谓现代中国学方面，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仍然滞后。这种学术特征的形成，我以为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1、英国汉学研究在其指导思想上重实用而轻理论，重功利而轻玄理，与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汉学大相异趣
英国汉学从发轫那天起就形成一个明显的学术传统：注重商业和外交事务方面的实际应用，不太重视专业的学术训练。德国汉学家对此感受尤深，著名汉学家马茂汉就指出：“英国对于中国的研究，向来是经济利益的考量超过文化的兴趣”，“在牛津和剑桥两地，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教授埋首于英伦的传统的汉学研究”。[8]《华裔学志》的主编魏思齐教授也认为：“不列颠有一个太强调功利和现实价值的汉学传统和中国研究，其太强调现实政治与经济价值，因此在‘古典’汉学学术研究方面可能打折”。[9]马茂汉等人的批评也从英国汉学家的口中得到证实：英国著名汉学家翟思理在剑桥执教33年，只找到一位有兴趣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的学生（阿瑟·韦利），以至他从教十年后对此已不抱希望，他不无感伤的说：“我在剑桥十年，仅有一个学文字的学生。我教过许多学口语的学生，有商人、传教士等，但学文字的仅此一人。我怀疑牛津是否也只有一个”[10]
这种风气的形成虽与英国政府的干预与主导思想有关，但也是民间自发的学术传统，这个学术传统几乎从发轫那天起就已奠定下来：1838年鸦片战争前夕，麦都士（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出版的一本介绍中国风俗民情以及相关知识的小册子，书名曰《中国：现状与前景，作为传播福音的专门参考，并包括有关中国人的古董、疆域、人口、文明、文学与宗教的说明》，长长的书名，已把作者编写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德庇士是英国汉学家中最早注意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他翻译的《中国小说选》是英国最早英译本。他在其“序言”中批评英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法国，但他呼吁英国人重视中国文学所列举的主要理由，就是它有利于加强中英两国日益增强的商业往来。也就是说并不出于文学自身，而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是英国最早开设的一所汉学教学机构，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所汉学教学研究中心。1917年1月建校时确立的办学指导思想就是“为帝国边远各地培养既能经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员”，课程设置也主要是考虑商业外交等实用需要：古典文化研究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占一定地位，但原则上要服从对实用的考虑和安排。1909年的“利伊报告”建议改变汉学人才培养的教育方针，不光培养商业、外上的通译人才，而且要强调把对汉学作高深研究作为新成立的专门汉学教学机构的办学原则，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伦敦大学校长的强烈反对。直到1934年，学院仍坚持建校时确立的办学指导思想。办学中对经济利益也过于看重，对学生收费相当之高，包括对外来的访问学者也要收取板凳费。
这种功利主义的考量，使得英国的汉学研究从起步阶段就落后于当时的龙头老大法国，甚至连后来的德国都赶不上，一些有志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影响的英国学者，只得转向其它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去寻求发展，如1948年，作为英国汉学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韩南（Hannan，Patrick Dewes，1927——）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去了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韩南著有《中国的白话小说》、《中国的短篇小说：确立著者年代和结构研究》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专著；上面曾提到的西里尔·白之也是如此，白之是英国为数不多的研究话本小说的专家，也是英国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新局面开创者，他亦是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去了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这对英国汉学的中国话本小说和古典戏曲研究是个重大损失。英国汉学这种功利倾向所造成的后果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批评和抱怨：早在英国汉学由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换的19世纪中叶，曾任香港总督的戴维斯（John F.Davis）曾批评英国的汉学教学和研究，认为英国政府尽管对在中国的实际利益很感兴趣，但却严重地漠视中国学，而法国人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勤勉地、成功的进行着研究，这无疑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认为，这种实利上的兴趣和学问上的漠视，反映出理性水平的无知。[11]四十年后的1865年，他又一次作了类似的批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史教授巴雷特在其汉学史专著《英国中国学小史》中，对英国汉学作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作者从16世纪意大利汉学说起，考察了荷兰、法国、德国、俄国、北欧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各个时期中国书籍的收集和研究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没有做出应有的成绩。作者认为其原因是：“在中国学领域，实用主义同中国学与生俱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上把政治、外交、贸易的需要作为前提，而中国学自身发展所要求的学科和领域，却未能无条件地加以推进”，“即使在今天，压抑学院派的风气仍然没有改变”[12]。伦敦大学中国学教授崔瑞德（D ·Twitchett）1961年在其“讲义”中，高度评价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日本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在土地制度史上所取的的成就，以此为对比，严厉的批评了十九世纪以来的英国汉学的实用主义倾向，而且认为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和对学问上的漠视[FS:Page]，时至今日仍然残存着。[13]
2、在汉学研究的研究方向、研究思想以及在学术转型的历史阶段，英国政府不时介入，发挥行政调控作用。
德国学者魏思齐在谈到英国汉学特征时曾指出德国和英国的不同之处： “不列颠汉学传统有一个集中的对策研究，并用相关的官方报告表达出来，历史上就有1945年“斯卡布勒报告”，1961年“海特报告”，1999年“帕克报告”。无论这些报告内容与政策在相关研究机构落实到什么程度，这种作风一定会影响到全面汉学发展及其气氛，这方面和德国汉学不一样”。[14]
其实，任何国家的学术研究，都会有行政力量的介入（包括人力和财力的支持），但英国的这种行政介入，不像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他们只是在派遣传教士和建立大学、研究院所过程中动员和发挥国家力量，而是在研究方向的调整，研究观念的改变，学术的转型乃至如何平衡教学中语言知识和专业研究比例、古典研究和现代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等操作层面，政府都有介入，作出政策性的建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二十世纪初、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四个政府调查报告：“利伊报告”、“斯卡布勒报告”、“海特报告”和“帕克报告”。其方式是由学者组成，针对大学和其它教研机构东方学的开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利用和改进的意见。不可否认，政府的强力介入，作出政策性的指令对英国东方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开展和深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1944年“斯卡布勒报告”被英国政府接受后，从1947年到1952年这五年内，英国政府拨出大笔专款，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增添了许多新的教职，创建了一些新的研究部们，加强了学术交流，并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加入东方学研究队伍，从而改变了这支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二十世纪后半期后活跃在英国汉学研究领域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代表人物的一些汉学家，如戴维·德霍克斯、斐达理、钦纳里等，皆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汉学研究队伍的。“海特报告”建议建立一定数量的地区性研究中心，使不同学科的学者集中起来研究共同研究某一特定地区，不但有利于发扬各种学术力量的各自特色，也使专长历史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传统汉学与新开辟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现代汉学在学术转型时期各有选择、各有趋归。但是，这种完全依赖行政力量来推动教学和科研的管理方式也有其弊端，它使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长期以往还会形成一种等待被调试的依赖心态。民间的力量，学者自身的主动性发挥往往不够，汉学在民间的普及和深入就缺乏原动力。另外，政府的思考和指向又往往是功利的、极端现实的，往往“就外交和商业界对亚非地区研究的需要展开调查”，往往倾向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研究而忽视传统历史文化和文学研究，特别是1985年的“帕克报告”无视中国经济正在振兴，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加强，美、法、德等西方大国的汉学教学和研究也在突飞猛进，相反认为汉语人才已供大于求，政府没有必要再扩大对汉学的支持，显然是种误判。英国汉学在二十世纪后期传统汉学研究落后于上述国家，更缺少像美、俄乃至法、德众多的深入系统的文学现象研究和作家作品专论，不知与此是否有关。
3、在研究途径上，英国汉学家更多的借鉴和吸收日本汉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式，这与日、法、德等国的汉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的汉学家以及后来居上的美国学者，多是从研究中国原典出发，进行系统深入的思考和探讨，然后在学术上开宗立派，如德国的戏剧改革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他阅读的大量关于老庄、孔子、墨子的原典和元人杂剧，写过长诗《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出版过阐发墨家思想的《成语录》，改编过元代杂剧作家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高加索灰阑记》），还打算写一个《孔子生平》的戏剧，乃至参加过梅兰芳举办的 “讨论并分析中国戏曲的技巧和象征手法”座谈会。他的戏剧改革理论—— “离间效果”或“陌生化效果”正是从中国原典出发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的结果。在他创立的“史诗剧”中，他将多种中国古代戏剧的表现手法，如用 “折子戏”式的相对独立的场次情节，人物交待往往是“自报家门”式的独白，布景简易，强调写意式，淡化时空的真实感等，与西方的民主思想、风俗人情和社会现实批判结合起来进行创新，形成一套新的戏剧理论，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法国汉学家做的更多，如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葛兰言（Granet,Marcel ，1884-1940 ），他在学术思想上不满自19世纪以来汉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考据学派，转而采用结构主义的解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注意社会发展变化以及人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加上又富有独创精神，所以常能一反传统，发人所未发。例如在《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这本专著中，作者运用人类学、神话学等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并引用了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祭祀和恋爱时的歌舞作为例证，从而得出与中国传统儒家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他最为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学研究的著作《中国文明》同样体现了这一研究思想：他以封建家族制度为核心，对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队、都城等方面的表现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和分析。葛兰言在文学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思想上的变革和研究手段上的创新，不但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汉学大家如谢和耐（Gernet,Jacques，1921-），而且对日本汉学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学者也有示导作用。例如在《诗经》和《楚辞》研究上，日本学者在20世纪中叶其研究视角上发生变革，即不再把它当作儒家经典，而是从民俗学和神话发生学角度，将其视为古代民众生活的反映，作为古代歌谣来研究。松本雅明《关于诗经诸篇成立之研究》（1956），藤野的《巫系文学论》（1951），白川静《兴的研究》（1960）、《诗经——中国古代歌谣》（1967），赤冢忠的《诗经研究》（1986）、《中国古代宗教与文化》（1990）等即是其代表。众所周知，闻一多的诗经和楚辞研究用的就是民俗学和神话发生学理论，其《神话与诗》、《诗经新义》、《风诗类钞》和《天问释天》就是采用新视角所获得的硕果。至于后来居上的美国，创新理论更多，刘若愚（LIU，James Jo-yu）的比较诗学，梅祖麟、高友工等人运用意像论创立的“新批评”理论，王靖献用“套语理论”来研究《诗经》，余英时关于“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理论等。
英国汉学家固然也不乏翻译和编辑中国原典的学术大家，如理雅格（James Legge）的《中国经典》，但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