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艾递安·白乐日在伦敦大学的演讲对我影响颇深，以至于我有可能将自己的个人反应与一个领域的反应相混淆。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纵观60年代初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就很容易发现白乐日的演讲所表达的观点么有多么大胆新颖。[2]

  1950到60年代，美国的中国历史学以19世纪研究为主。至少有三种诠释方法盛行一时：近代王朝中国对西方冲击的虚弱反应，儒学在清末继续占有文化主导地位，太平军造反之后地方主义的分裂性发展。[3]这些学派分别围绕在某个重要的中国研究中心及其所属的一些一流学者周围：哈佛的费正清，哥伦比亚的狄百瑞，还有华盛顿大学也有这么个人组（其中有魏特夫、戴德华、梅谷, Stanley Spector等）。虽然狄百瑞教授专精于宋明理学，但他本人关于新儒教道学著作所包含的意义则标志了研究中国晚期王朝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其他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最后的75年。

  以费正清教授及其门徒们为代表的看法是，中国近代史始于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也是这样认为。到了1950年代末由于哈佛人组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所以那时候美国出版的近代中国史著作绝大多数都在解释为什么在同治中兴期间及其之后，特别是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较，中国没能实现现代化。并因为当时美国正处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中间，作为形势背景一直萦绕在人们心中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有一个殊途同归的焦点引导着华盛顿大学团组成员的研究：虽然学者们在具体的革命目的论上各有异意，但共同关注的是中国革命最终的马克思主义属性问题：它是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还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式？[4]

从19世纪到17世纪

     1963年1月，当白乐日教授在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学院（SOAS）作了三个演讲后，近代中国史的时间维度被突然极大地扩展了。[5] 白乐日将“中国近代”的起点从鸦片战争向前推到了17世纪。在第一次演讲的开头，白乐日就单刀直入地强调“近代中国的物质与精神之根应该从17世纪寻找”。他指出，该领域的学者对那个历史阶段的了解有着多大的“空白”，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一时代对中国及整个东亚产生的极其巨大影响”。白乐日讲的“前近代（pre-modern）” 是指“西方影响之前的中国前工业阶段”。[6]

    17世纪并不仅仅是近代的黎明，它本身是一个解放的时代。当然，那时已经有了西方影响：耶稣会的科学精神，还有他们在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扩张时期铸造的青铜大炮。而这一时期与宋明理学抗争的反传统主义，根植于汉朝时期的学识。这种学识转而又产生了一种以考证学形式出现的科学性研究的新形式，它对经典著作的真实性提出置疑，并为19世纪革新者们研习“今文”铺垫了道路。[7]17世纪的那些叛逆者们（如李卓吾）通过置疑古典规范，还发展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它就宋理学家们对经典著作的神圣诠释，以及对他们与皇朝政权间的政治关系提出怀疑。[8] 在蛮族征服期对皇朝政权提出挑战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当时明朝的遗民正面临是否接受满族人统治的问题。显然“外敌入侵的时候容易反专制主义并走向民族主义。”[9]

    白乐日认为这种时代解放的根源来自经济。他指出了“早期中华帝国黄金世纪”[10]的一些社会特征。首先是财政体制的货币化，“一条鞭法”的税收改革部分地成就了它。[11]第二是新的小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填补了省会与乡村的空隙。[12]第三是穷富之间、发达地区与穷乡僻壤之间的两极化。这些事实进而助长了小说文化与社会现象。例如，“在市民中出现了新团体”，起来反对帝国的专制，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纷纷暴发造反。[13]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形式。戏剧（西厢记），小说（水浒传，金瓶梅，肉蒲团），和方言短篇小说（三言），这些作品 “真实、自然、又色情，”吸引了城市的读者。[14]象东林党和复社这样的政治社团激发了一种“踊跃的政治参与感。”[15]这个“时代具有诡辩、怪癖及对感官愉悦追求混为一体的特征，掩盖着广泛的有时是矛盾着的感觉和理念……这三者基本上都是反潮流精神的产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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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ĖTIENNE BALAZS。作者在原文的开头声明：这只是暂定的讲稿题目。如今作为遗著，只能如此使用。梁禾编注。

[2] Ėtienne Balazs, 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5.

[3] 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分内线-外线分析了这些诠释方法。

[4] 第四个学者团体以加州伯克莱大学列文森教授为中心，他挑战了上面这两种诠释方法。对于政治学家尤为重要的是Chalmers C. Johnson的著作。

[5] 白乐日1963年11月29日去世，没能完成他最后一次的演讲。人们急切地想知道，在他留下的未完成的部分他会为自己的任务得出什么样的结论。Balazs, 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73-74.

[6] 同上，5ff。

[7] 请参考狄百瑞与Urbana的会议。

[8] Hok-lam Chan。

[9] Balazs, 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10.

[10] 同上，11页。

[11] Jerry Dennerline and Ray Huang。

[12] Skinner.

[13] Charles O. Hucker and the Suzhou riot. Yuan Tsing.

[14] Birch and Hanan.

[15] Balazs, 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14.  Atwell, Dennerline, Hucker, Wakeman.

[16] Balazs, 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15.

来源：《海外中国学评论》第3辑

转自：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