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定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为实现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的历史,是人民为了社会主义的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而自觉地创造的历史”。[1]这样说,堪称抓住了历史的主干,理出了逻辑线索,作出了总体评价。50多年来学术界和广大人士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不仅有发展进程的具体记述,还有不同历史阶段的回顾与总结。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几乎是与共和国的成长同步进行的,但真正开始作为具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新学科来研究,还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后来我国建立了研究当代中国史的专门机构,定期举办国史学术年会和国史讲座,有了专业的研究队伍和公开出版的刊物,还有了专门的出版社,当代中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史研究中一门新兴的重要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外学界和广大人士愈来愈关注、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论著和专门刊物亦不断问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在不少国家成为“显学”,进入学术研究的主流。我们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不仅要熟知当代中国史发展进程中我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联系与交往,而且要熟悉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界和各界人士对当代中国史的看法和论述。因此,我们有必要经常了解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概况并对其成果进行评析。这里涉及的问题有四个:一是为什么要了解国外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概况并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析;二是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和成果评析;三是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现状、特点和发展动向;四是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和教益。

    一、了解国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概况并进行成果评析的重要性

    研究当代中国史为什么必须深入了解国外的研究情况并进行成果评析呢?

    (一)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准确地了解国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动向和所达到的水平

    现在互联网已经普及,各地、各部门乃至研究者个人都在普遍使用。仅“当代中国史”一条,Google上的中文信息已达300多万条,外文约2100万条,因此搜集有关信息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能正确掌握、了解当代中国史的基本知识和客观规律,并据以鉴别、评析有关论述材料,达到真正的了解。所谓全面,就是不仅要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的研究要了解,对于英、法、德、澳、加等其他国家的研究也要了解。所谓系统,就是不仅要了解当权人士的认识,也要了解学术界、社会人士的认识。所谓准确,就是信息确切、史料来源可靠,可以供研究参考和利用。当然互联网也不尽完备,还是需要查阅中外文档案、报刊、文献等纸质资料。不论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信息和资料,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经过充分调查而又认真研究,才能获得真实、准确的情况并了解达到的水平。

    (二)为了知己知彼,更有效地开展国际交往,进行对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也有助于我们制定相关的政策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许多国家的学者和社会人士十分关注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情况,因此我们对国外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观点、著作有所了解,在接待来访或外出交流时都将大有裨益。在北大,文科院系曾经接待过美国的费正清、斯诺,俄国的齐赫文斯基,日本的井上清,德国的魏格林及各国的青年学者来访,其中不少学者曾在北大进修或本人就是由北大培养出来的。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使我们对该国的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并且吸收了许多对我们研究有价值的史料和信息。

    (三)为了吸收国外研究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成果和有用史料.丰富我们的研究。提高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在国外有关当代中国史的著作和言论中,其中不乏有人将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说成是“民族主义”、“专制主义”,甚至有的打着“人权”的幌子来攻击我们,但是大多数正直严肃的学者和社会人士是会尊重事实的。对于国外的学术著作,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批判地利用,更重要的是有许多材料只有外文,而没有中文文本,特别是在研究中外关系时,大量英、俄、日、法、德文的外交文件对我们不可或缺。我们还应看到,国史著作和资料虽然浩繁,但很少译成外文打人世界,这对于国外人士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史研究都是不利的。

    (四)为了给当代中国史这—新兴学科的建设提供参照,有助于构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

    正如《当代中国史研究》发刊辞所说“建立一个以国史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条件已臻成熟”,[2]当代中国史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科学内涵。尽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指导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指出了前进方向,理清了主要脉络,从而使我们初步总结出指导性的理论成果;尽管我们搜集整理了大量老同志的亲身经历和出版了一批当代中国史的资料和论述,出版了不少著作;尽管我们总结了研究中的经验和搜集、利用史料的体会,并初步上升到史学史、史料学、信息学等方法论的高度作出了一定的论述,但在国际一体化的条件下却没有较好吸取当代史学和研究方法的先进成果,因此,当代中国史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求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二、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与成果评析

    我们从前苏联和俄罗斯、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分别讲述它们对:”代中国史研究的进程和著述①。

    (一)前苏联和俄罗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与成果评析

    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三个阶段:(1)初始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期。曾创办中国学研究所(1956年),出版《苏联中国学》杂志,内容涉及中国现状的介绍。1959~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这项研究即停顿下来。(2)曲折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初期。1970年出版《中国现代史(1917~1970)》,论及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老干部受迫害一事有所论述。(3)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1980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97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克服了前苏联史学中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表现,使研究工作趋于正常发展的道路。研究着重在中俄关系史、邓小平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等方面。

    概论:出版的著作有远东研究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概论》(莫斯科1983年版)、季塔连科(МихаилЛионтье Титаренк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49~1982)(1987年版),基本上是党史,前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持否定态度,后者持肯定态度。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有《纪念中共八大召开30周年论文集》(1986年版),书中肯定了八大的成就及其原则对今天的指导作用,但认为其决议的妥协性反映了中共中央内部力量的对比变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此处评价的研究成果参见梁怡、李向前主编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有乌索夫(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Усо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1960~1966)》(1998年版)。作者不同意在中共领导内部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几乎不存在分歧,只在策略和管理问题上有距离。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加连诺维奇(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аленович)的《中共内部政治斗争史略》(1966—1969)(莫斯科1988年版),该书认为这几年反映了中共领导内部的冲突与对抗,是无视党章和宪法、采取暴力方针的政治斗争时期。梅利克谢托夫(Арлен Вааговин Меликсетов)主编的《中国历史》(莫斯科1998年版)的“文化大革命”部分,认为毛泽东试图在军队干部、以江青为代表的政治人物及老干部三种人之间起到仲裁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有皮沃瓦罗娃(Алленова Петрона Пивоварова)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结果》(1999年版),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质,认为中国改革是从实际出发的。杰留辛(Лев Петрович Делюсин)的《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沦》(《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突破,其中包括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多种经济成分三方面。

    中苏关系、中俄关系:巴札诺夫(Евгений Петрович Бажанов)的《苏中关系的历史教训与现实》(《近现代史》杂志1989年第2—3期),认为“大小党”关系的模式存在缺陷。库利克(Борис Трофимович Кулик)的《苏中分裂的原因和后果》(莫斯科,2000年版),认为苏中争吵是两国国内发展过程的产物和反映,关系恶化的原因应从各自的对内政策中去寻找。

    人物研究:对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有一定的研究,尤其重视对邓小平的研究。如波尔加科夫(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ортиков)的《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政策》(《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认为邓小平为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进程起了巨大作用,比毛泽东做了更大的贡献。

    (二)美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与成果评析

    美国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大体分三个阶段:(1)兴起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1959年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作为专业研究团体,得到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政府的资助,促使美国当代中国史研究有显著的发展。研究机构不断增长,研究领域大为扩充,研究论文迅速增加。(2)开拓阶段,20世纪70一印年代。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所开拓的关系正常化,给美国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研究重点转移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研究模式趋向批判“西方中心论”,而主张“中国中心观”,分区域和阶层的研究。研究方法博采众长,吸收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3)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从跨空间、跨行业和对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角度,系统地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各种关系的变化。

    概论:重要的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剑桥中国史》第14卷(1949—1965年)、第15卷(1966—1982年)。本书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权威著作,作者以美国学者为主,还有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参加,反映了国外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缺点是认为新中国成立是“王朝循环”的继续(准确地说是“终结”而不是“继续”)。还有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中国政治的起源——毛邓时代》(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是为纪念费正请逝世而编,对1989年我国的政治风波怀有偏见。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有舒尔曼(Herbert Franz Shurmann)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的“一边倒”,实质上执行的是斯大林主义战略,表现为严重的等级管理、迅速重工业化的投资方式、忽视乡村的农业生产。实际上未尽如此。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麦克法夸尔主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二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三卷尚未译为中文)。该书利用较丰富的材料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一些独立的见解。但也有不当之处,如认为“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中国革命斗争的顶峰时期,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个人分歧与政见斗争,“权力斗争”为其主线。

    改革开放时期:冷浩川(译音)的《邓小平中国的政策与发展》(美利坚大学1994年版),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强调民族主义、强调团结、稳定地推动国家建设是中国取得稳步发展的前提,并坚信邓小平之后改革和发展将会继续下去。唐兴(Danid Burton Wright)的《我看中国》,作者在1997年10月至1999年10月以美国当代世界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员的身份在中国贵州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证研究,从内部视角观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刻变化,从比较视角观察内地与沿海的发展差距,从人性视角写出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此书有中译本(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中美关系:有李小兵、李洪山的《中国与美国:一部新的冷战史》(美利坚大学1998年版)。该书包括对抗模式、超越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透过中国人眼睛看中国的美国人三部分,着重思考了冷战期间中国的外部因素和国内政策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产生的影响。

    人物研究:重要的有施拉姆(Stuart Reynolds Schram)写的《毛泽东诞辰100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中国季刊》1994年3月号),全面地评价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几乎无人能超过的伟人之一。齐慕石(Timothy Cheek)的《毛泽东中国的文化与宣传——邓拓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克莱兰登出版社1997年版),通过来华访问对邓拓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三)日本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与成果评析

    日本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可分为:(1)初始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期。1951年5月中国研究所第六次全体会员大会决定成立现代中国学会,继续出版《中国研究月报》(1953年改为《现代中国》),研究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并出版《新中国年鉴》。研究当代中国的另一个学会是亚洲政经学会,1953年6月成立,出版的刊物是《亚洲研究》。1962年初成立大阪日中友好学院。(2)开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1967年大塚有章领导(井上清、中岛健藏积极支持)的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致力于日中友好并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3)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生机蓬勃的繁荣景象,日本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也出现了新局面。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多样化,把当代中共党内的非毛泽东部分作为主体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丰富,采用的有综合研究方法、数量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出版了有关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资料汇编,不少学者到中国收集材料,促进了实证性的研究。

    概论:重要的有宇野重昭的《中国共产党史序说》(上、下)(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73年、1974年版)。作者利用许多原始材料,对中共历史作了概述,对王健民、郭华伦歪曲中共党史的书有所评析。此书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晚年未作明确分析,对刘少奇的评价亦有不实之处。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论文集《二十世纪的中国》(东京大学1994年版)中,毛里和子对中苏对立的契机作了分析,国分良成对“大跃进”的政治和现实情况、“大跃进”的起因以及如何认识作了分析,肯定了探索社会主义的进步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辻康吾等的《文化大革命与现代中国》(1986年版),认为1958年以前就已显露出与“文化大革命”有密切关系的一些问题的萌芽。最早的表现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天儿慧在《中国研究》季刊1987年冬季号发表文章归纳了日本学者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三种方法:权力政治论研究法、理论变质论研究法、结构相关论研究法。加加美光行的《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岩波书店2001年版),通过剖析典型事件探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时期:毛里和子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91年版)论述了中国改革的必要性,认为中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处于一种假想战争、又假想主要敌人的状况”,“除了彻底实行改革与开放之外,几乎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伊籐诚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平凡社1995年版)评价了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现实本身,可以说对东欧、俄罗斯及其他原苏联各国提供了具有充分参考价值的历史经验”。

    中日关系:值得重视的有池田诚等编的《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法律文化社1996年版),批驳了当时关于日中战争的否定“侵略战争”的论调,强调应重新构筑近现代口中关系大框架。

    人物研究:侧重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有中西功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青木书店1969年版)。同时日本学者对邓小平、周恩来思想亦多有研究,并把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比较研究。

    (四)英、法、德、澳、加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与成果评析

    1.英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重视当代中国的研究。伦敦大学出版的《中国季刊》成为西方最早出版的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刊物。1965年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中国学系,1968年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成立,1963年拉铁摩尔在利兹大学创立东亚学系。重要著作有怀特(Gordon whitc)的《骑虎难下:毛泽东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意义》(1993年版),本尼威克(Robert Benewick)等的《九十年代的中国》(1995年版),西格尔(Gerald segal)的《中国正在改变形象:地区主义与对外政策》)(1994年版),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毛泽东传》(1980年版)等书。

    2.法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当代中国,1953年纪业马(JacquesGuillermaz)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70年代谢诺(Jean Chesneaux)撰写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毕仰高(Lucien Bianco)著《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1994年版),白吉尔(Maric—Claire Bergere)与他人合写了《20世纪的中国》(两卷本,其中第二卷是从1949年至今)。专题研究著作有吉浦罗(Francois Gipoulour)的《工厂中的百花:中国1956~1957年的工人骚乱和苏联模式的危机》(1986年版),研究了工业建设中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卡罗尔(K.N.Caroll)的《毛泽东的中国》,是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访问中国的记录,表达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和对中国前途的担心。

    3.德国。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初和50年代中期恢复汉学专业。60年代,洪堡大学由费路主持当代中国研究,撰有《关于中国当代的“历史考察”问题》。柏林自由大学由郭恒钰、罗梅君先后主持中国现代政治、政党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和德中关系。海登堡大学由魏格林(Susanne Weiglin—Schwiedrzik)主持研究中国现代、当代史。瓦格纳(Rudolf G.Wagner)教授著有《从陈独秀到江泽民——回国留学生在国内的影响》。德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政治,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问题的比较研究,就业问题,希望工程,私营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城乡关系,国有重大工程建设与移民问题,流动人口,反腐败问题,中国新闻事业,对外关系等。

    4.澳大利亚。有两个主要与中国研究有关的全国性机构: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和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还有专门研究中国学的《中国研究》杂志,以研究中国当代为主。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主要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和其他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主要著作有昂格尔(Jonathan Unger)等的《社会主义之后的中国:步东欧后尘还是步东亚后尘?》(1996年版),古德曼(David S.G.Coodman)的《地方政府机构的特点:1990年以来山西的中央政府机构、地方政府机关和县级政府》(《中国季刊》2002年12月号),尼克·奈特(Nick knight)等编辑出版的《对毛泽东思想的评析》(1997年版)。

    5。加拿大。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在1970年中加建交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其研究中心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出版有《太平洋事务》杂志。陈志让曾在约克大学从事中国学研究.学界发表的文章多是地区性研究,如福肯黑穆(VictoryC.Falkenkeim)的《中国的地区发展:趋势与含义》(1994年版)、弗罗利克(Michael Frolic)的《中国的第二次发展浪潮:长江地区》(1994年版)、赫什科威茨(Linda Hershkovits)的《中国的地区变化:多维城市》(1995年版)等。

    此外,荷兰、意大利、丹麦、瑞典、捷克、印度、韩国、新西兰、墨西哥等国亦进行了有计划的当代中国和中国学的研究。

    三、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现状特点与发展动向

    我们可以从21世纪以来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处地位、涉及范围、所持观点、运用方法四个方面的变化来阐明其具有的特点和动向。

    (一)研究条件不断改进

    研究当代中国史问题具有世界影响的主要刊物是《中国季刊》,主编朱丽娅.斯特劳斯(Julia Struass)在该刊曾撰文说“对中国的研究”,对研究者来说“越来越直接、越成熟”,正进入研究的“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季刊》2002年12月号)。国外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的发展条件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获取资料更加便利。近年来,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系统地查阅大陆报刊的新闻摘编和专题论文、论文索引和各种论文资料等进行研究。2003年1月美籍华人图书馆协会2000~2001年出版委员会发起建立“北美欧洲中文馆藏数据库(NAECCO)”;2004年,西蒙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设立“建设中国学全球数字图书馆合作研究课题”;近来我国重要史学期刊所设的英文提要日趋完善,美国历史文摘(Historical Abstracts)(1954年创刊)加大了编人大陆和台湾出版的历史杂志论文(包括当代中国史)摘要的分量。这些都为国外当代中国史学者进行研究、获得信息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2.学习、研究机会扩大。中国外出留学人数和外国来华留学人数均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例,2002年美国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总计超过6万人[3],每年来华的美国留学者约3000人,其增加速度超过其他国家。这些人中很多从事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有的也涉及当代中国问题。2002~2003年,无论是富布莱特基金会或福特基金会接纳的中国学生和研究者均不断增加(其中富布莱特基金会博士生人数2003年比2002年增加1/3)。另外近年来,中国赴日、英、德、澳、加、法等国留学和该国来华学习的学生也有增加,其中不乏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近年来,国际学术会议也不断地召开,诸如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欧洲召开了20世纪中国讨论会、冷战问题讨论会,还有2004年在北京召开了当代中国史高级论坛,都堪称是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提供的论文反映了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就。这些会议都有多国学者参加,使各国研究者增加了学习和研究当代中国史的机会。

    3.合作研究进一步开展。近几年合作研究多卓有成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有12册,曾得到原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格里戈里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ронович Григоръев)教授和舍维廖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сильевин Шевелёв)博士的热情帮助。北京大学等校先后就“冷战”问题、“20世纪的中国”召开学术讨论会,得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研究者的协作和支持。美国的舒衡哲(Vera Sehwarcz)研究“文化大革命”,撰有《花园与博物馆:北京大学忆往》(《东亚史》1999年第17~18期)。澳大利亚学者弗雷德里克·泰伟斯(Frederick C.Teiwes)与孙万国(译音)合作撰写《中国的灾难之路:1955~1959年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和省领导层与“大跃进”的出现》,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大跃进”的起源进行了分析。美国的罗其韬(Tom Lutze)多次带团访华,进行红色旅游和教学考察,研究民族资产阶级历史。韩国的崔承现研究韩国人的中国观,都是得益于在华学习访问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研究、共同合作,始获得不断进展。

    (二)研究范围有所扩大

    近年来在研究范围方面,无论从时段上,地区上或专题上都进一步扩大,有的还进一步深入。

    1.时段研究。除对整个当代中国史有研究外,国外学者还重视对其中各时段历史的研究。《中国季刊》近年特别“重视历史内容与现实问题有更多衔接的内容”(《中国季刊》2002年11月号);国外基金会资助的也是着重研究当代中国的课题。重要的有美国的德拉冈恩(W.Draguhn)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0年》(2001年版)、朱平熙(译音)的《在朝鲜谈判中的美国人与中国》(1950~1953);俄罗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日本的笠川幸之的《毛泽东与林彪》(2001年);美国的沃尔登(Andrew G.Walder)等的《文化大革命在农村:角度、时限与人的冲突》(《中国季刊》2003年3月号)和《北京红卫兵的派别活动;评价的再思考》(《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美国的盖洛菲(Mary E.Gallu- agher)的《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推迟了民主化的进程》(《世界政治》2002年第54期),英国的李夏达(译音)的《农民负担的反思:来自一个中国农村的证据》(《农民研究杂志》2003年第30期)等。

    2.地区研究。国外学者往往对中国一个地区进行调查后写出有关该地区的著作,如加拿大的明绥(译音)发表的论文《转型管理:失业与中国城市居民的求职》(《中国季刊》2002年9月号),主要对2000年武汉市29对下岗职工的生活进行了调查,对他们在创业和就业中的策略、成功和失败进行了研究;约瑟夫·程的《广东的挑战:简化机构组织、经济结构调整和反腐败》(《中国季刊》2000年3月号),对改革开放的广东地方政府的改革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在缺少政治民主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改革有极大的局限性。此类文章虽然带有地区的特点,但对于扩大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无疑也有一定价值。

    3.专题研究。从更广阔的视野进行选题。例如:(1)从20世纪中国历史所处的地位进行选题,如美国学者费子智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二十世纪中国》第24卷第2期),法国的毕仰高的《20世纪的中国良民运动》(2002年版)等。(2)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评价当代中国史,如美国的哥里高里(J.A.Gregory)的《中国长期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美国西方观点出版社2000年版)。(3)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发展,如菲律宾学者罗伯特(Kenneth D.Roberts)等的《90年代中叶的上海流动人口》(《亚洲和太平洋移民杂志》1999年第8期)、英国的叶保强等的《中国珠江三角洲区域家庭价值的变化》(《现代中国杂志》2000年第9期)等。(4)从更广阔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史人物,即不但研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还研究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社会科学家郭沫若、刘大年、邓拓以及与当代中国史有关的国际友人艾黎、斯诺、鲍威尔等。

    (三)研究观点趋向务实

    研究观点务实与否,不同国家不同学者所持的态度和所达到的程度均有不同,但我们仍应看到务实的倾向是主流。而且随着研究条件的变化和国际交流的频繁在不断改进。

    1.学术理路:国外学者特别是关注当代中国史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力图突破所谓“党内权力斗争”、“共产主义极权”等固定研究模式,使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更加趋向一种学理的探讨。戈尔登(Merle Goldon)的《中国历史的重新开始》(《美国历史评论》2000年第1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民主化的进程、市民社会的建立三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试图从学术理路上探讨这一问题,但其结论认为中国现代的改革开放之路是维新运动的翻版,是不符合实际的。法国的毕仰高对中国的农民运动多有研究,并且撰有《毛泽东的农民观》(2002年3月)专文。他将毛泽东发表的几篇著名的农村调查报告,与同时代费孝通的《中国乡村生活》、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相比较,指出费孝通、陈翰笙作为社会科学家,比毛泽东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更为充分的条件从事较为系统严谨的研究;这种研究是有学理性的,但如果缺乏对阶级立场的考察,很难得出准确的、科学的学术结论。

    2.学术论证:国外中国学研究者多是坚持“历史叙述——政治评议”的传统评价模式和论说风格。例如唐兴的《我看中国》就是利用实地调查和档案材料写成的,作者深入中国西部都匀调查,加深了对当地的了解,其研究是学术论证。但缺乏深入的事实论证,显得有些不足。

    3.学术评论:在涉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中也有不少评论具有学术价值。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顾问黎安友等策划、衍生、炮制的李志绥的所谓《毛主席的私人医生》,出版后引起国际性笔谈,曲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出版有《历史的真实》(1998年版)予以驳斥,但因未译为外文,在国外影响不大。2000年始有一篇批评此书的学术性文章,即美国的乔利(Margaretta Jolly)的《亡命者与捉刀人:东西方传记的权术与毛主席的私生活》(《传记》2000年第23期),批评这种从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的做法。当然不加区别地认为东西方撰写传记均用权术又是过于笼统而缺乏具体分析了。

    (四)研究方法更趋多元化

    新世纪的政治格局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内部变化与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重点转换,国外中国学和当代中国史学科内的方法论诸要素更趋多元化,近年以应用以下方法为主:

    1.集权主义方法。美国学者奥克森伯格(Michael C.Oksenberg)曾总结国外中国学研究方法为历史研究方法、现代化研究方法、官僚机构研究方法、集权主义研究方法、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方法和革命社会研究方法。如王承其(译音)出版的《文字狱——1949~1953年“消灭阶级敌人”的运动》(鲁特来吉出版社2002年版)、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的《内外有别:中国外交人员的使用和控制》(《中国季刊》2000年12月号)属于集权主义方法。国外学者都是先确定一种模式(如认为中共是集权)然后套人他们认为可用的材料加以论证。其结论不是我们能够认同的。

    2.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方法也是近年内美国学者提出而盛行于日本和西欧等国的。比较政治学侧重中国民主化的研究,美国学者盖洛菲的《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推迟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世界政治》2004年第54卷第3期),哥里高里的《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美国西方观点出版社2003年版)则均如此。但把肃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同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则缺少具体分析。

    3.政治社会学的方法。侧重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有边燕杰等的《共产党与中国的政权形态》(美国《社会力量》第19卷第3期)等。

    4.话语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整风运动的话语等研究写有多篇论著,亦是一种通过话语的变迁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方法。经过概念分析,将文本和语境、观念和社会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发掘出过去人们所不曾注意到的历史内容。近年见到的此类著述有德国的李博(Wolfang Lippert)的《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2003年),还有美国的吉尔霍特(Nicolas Guilhot)的《向民主社会的转变: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到1989年概念转变的历史笔记》(《欧洲社会主义理论》2004年第5卷第2期)等。

    在我们看到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近年中出现的种种改进时,仍然可以看到国外学者在学术立场、研究视角、问题意识和基本结论方面与我们存在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国外不同“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作为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4]这对于激励我们当代中国史研究基本规范的自省意识,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术事业,无疑是必要和有益处的。

    四、从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所得的启示和教益

    通过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特点和状况的历史考察和现状分析,我们可从中获得如下的启示和教益。

    (一)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国外从事当代中国史及有关问题研究的学者大体都具有以下长处:(1)他们日益重视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而要求客观地研究当代中国史,重视实际调查,重视利用档案,有的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就做得很有成绩,力图从“意识形态论辩”走向“学术理路分析”。(2)他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时渴望与中国学者合作,例如研究中国与美国、俄国、日本的关系,国外学者就与中国学者合作,取得很好成绩。近几年《中国季刊》发表的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文章,半数是国外学者与旅外中国学者合写的。(3)他们非常重视国际会议的交流。比如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国际论坛、冷战会议以及纪念毛泽东、斯诺的会议,国外学者都踊跃参加,堪称典型范例。(4)他们很愿意多方搜集研究领域的信息。美国出版的《历史文摘》和日本的《东洋学文献类目》收集了很多当代中国史的信息,其中来自中国中文刊物的常达半数以上。(5)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社会学、政治学、文本阐释学、话语学等多元方法,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拓宽和加深。(6)他们重视研究与现实有关的中国学问题,颇有影响的《中国季刊》把它定为编辑方针,逐渐成为代表国外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主流方向。(7)他们愈来愈重视学术评论和信息了解。近年有人专门研究如何搜集中国包括当代中国史的资料问题,写成论文《信息时代中国研究资料的收集途径》,并附全球与研究当代中国史有关的网站名录(《中国季刊》2000年9月号),即是一例。学术综述和书评文字也大大加强。

    (二)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存在的不足或缺点

    目前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著述与我们的观点有的仍大相径庭,“权力斗争”、“极权主义”仍然具有影响。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编纂翻译的《毛泽东文集》10卷本仍要冠以《通过权力之路》的书名,作为对毛泽东一生的概括,可见“权力斗争论”的观点之根深蒂固。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或不谙实际情况,国外学者讲到中国现代化进程时往往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戊戌维新变法的翻版。国外学者还惯于用西方民主的模式来看待中国的民主,用西方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和人们惯于采取之顶礼膜拜的做法来看待毛泽东思想及其传播,但只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强交流、互通信息,共同努力,有些问题是会得到公认的。如果我们继续有针对地推出真实生动的国史成果精品(最好译为外文),并使之走向世界,加之国外学者掌握严谨可靠的材料,做出阐述和研究,将会使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历史为国外人士了解。这对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利的。

    (三)如何加强对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

    我们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为了吸取国外研究当代中国史的长处并提升我们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就要进一步加强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

    1.对国外当代史研究在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方面的某些不足:(1)在信息了解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80年代我们比较重视,后来似乎逐渐中断了。目前没有报道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完备的信息系统。互联网上的信息虽十分丰富但不尽系统,原有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均已停刊,《近代史研究》后附每年的国外近代史研究的索引,因近代史不涵盖1949年后的当代史,近年已基本不收录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索引目录。《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版时有中断。《当代中国史研究》已开始重视这方面的信息报道,但所列研究论著索引迄今没有国外的信息反映,《中共党史资料》所引论著索引亦缺乏国外信息内容。国内重要图书馆原订反映国外中国史研究信息刊物和索引也往往中止订购或时断时续。(2)在成果评析方面。对国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评析很有成绩,《当代中国史研究》亦在近年不断发表有关国外中国研究的评析文章。但总的来说,全面、系统地对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成果认真评析不够。不注意评析,有些国外中国史研究论著中有用的史料、理论、论断和方法,我们就难以借鉴和吸收,有些错误观点的著述在国际社会上流行造成不好的影响,也难以澄清和批评,这对繁荣当代中国史研究、以史鉴今、以史育人都是十分不利的。

    2.对深入开展国外中国史研究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的几点建议:(1)加强对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述评的理论思考。对于国外研究的成果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地吸收,不要以国外研究的种种模式强加于我们,当然也不要以我们的框框强加于别人。要有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做到实事求是地取其所长,为我所用。(2)全面系统地掌握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信息和成果。对国外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团体、学会、刊物、学者、著作进行详细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对此类信息定期作出报道。对论文编制目录或索引务求全备,每年做一次综合报道,并作出系统性的总结和前瞻性的评析,不要中断。遇到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会议亦应有专门报道,并介绍其观点和创见。(3)对于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应摘要进行介绍、翻译和评论。只有充分了解国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状况,才可能选出比较典型的、有价值的论著进行介绍、翻译和评论,这可由当代中国史学会组织或编为系列译丛,组织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这一工作,以保证质量,也可以由研究者自选外文著作评析。(4)加大与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者交流,并组织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讨论和比较研究。在全球学术一体化的形势下,只有通过互相交流、互相讨论,才可能从学术上切磋琢磨,共同提高。这种活动无论在国内或者国外进行,都有价值。它不仅有利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展,而且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

    总之,我们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对待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信息和成果,我们就会从中获得启示,认识到弘扬当代中国光辉历史的重要性,增强我们撰写科学的当代中国史的责任感,更好地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以正视听,共同为世界走向和平、发展和更加繁荣稳定的未来贡献力量。

    [参引文献]

    [1]张启华:《研究国史的几个方法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88页。

    [2]《发刊辞》,《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页。

    [3]《美国签证官:预约到签证只需两周》,《北京晨报》2004年8月25日。

    [4]萧延中:《20世纪90年代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7年第1期   

    转自:http://www.chinasareview.com/sky/index.php?modules=show&id=2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