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时期的礼仪日益受到史家的重视,近来出版了多种这方面的论文集与专著。以往只有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注意中国的礼仪,多数是乡村中的仪式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家开始关心历史上的“葬礼”,目前则对朝廷的礼仪展开研究,侧重于礼仪活动,涉及礼仪在政治中的作用、礼仪与语言的关系、精英与大众对皇帝的理解等;强调官僚制度是礼仪的守护者而不是敌人,并认为礼仪之争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与近代西方的法案与法律案件的作用相当。

    西方学界以往一向将“仪式”与“宗教”、“非理性”联系在一起,认为近代西方社会已实现了政教分离,“仪式”无足轻重。中国历史上有发达的官僚政治,也被视为是“理性”行政的代表,因而历来忽视其中“仪式”的重要性。当前的研究则揭示了仪式与官僚制度的密切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运作,也将促进对近现代西方“理性”政治中“仪式”作用与意义的考察。

    艺术史研究相当活跃。美国很多大学设有单独的艺术史系,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很多,目前已逐渐从对作品本身的分类、断代与具体主题演变的研究转到结合作品与时代进行分析,注意探讨“赞助人”对作品创作的影响、作品与观众的关系等,试图打通艺术史与社会史。

    中国文字传统深厚,传世文献丰富,学界不太重视形象作品。但是,形象作品所含的不少信息是文字无法传达的,而历史上多数人目不识丁,形象作品的影响力可能更强。因此,艺术史研究的意义不可小视。

    妇女史研究蓬勃开展。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学术界要求反映占历史上人口一半的女性生活与经历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女性史学家把目光集中到文献中被忽略的妇女身上,讨论的问题从三国时代的后妃、北朝佛教中的女性供养人、宋代的妇女到近代上海的妓女、棉纺厂中的女工,等等。在荷兰还创办了学术期刊NANNU(男女)。

    身体史与医学史逐渐兴起。过去15年里医学的社会史研究是西方最有活力的史学领域之一,这也影响到了中国研究。有学者注意研究中国礼仪,如磕头在清代界定人们关系中的作用;中国人对“人”的产生、构成的理解、“才子佳人”传奇所塑造的男女理想形象等。这股潮流与福柯、埃利亚德的开创性研究的启发分不开。

    法律史异军突起。在黄宗智的倡导下,近年来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发展很快,成果喜人。研究的重点从对律令本身的翻译、分析过渡到对具体法律实践的考察,涉及判案的过程、诉讼中的关键人物,如“讼师”等,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也与国家、社会关系、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重要理论的讨论形成紧密的互动。

    记忆的社会史研究有望成为新的热点。这一领域涉及两方面:一是史学史研究,二是一般记忆的研究。关于前者,研究的侧重点已从“史书”是如何创作的转移到分析创作与创作对象的关系,作品的流传、阅读过程,作品对读者历史观念的塑造等问题,关心的是史学创作与社会的关系。这类研究的前提是认为史家撰述(及其作品)不是“客观的”,而是包含了选择、解释乃至歪曲,这一过程受到社会集团的影响与制约。后者讨论公共记忆传递的方式是什么,这些方式如何变化;记忆的作用是什么;遗忘的作用是什么。现在已有人类学家利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问题。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方法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是个案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很多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某个具体地区,而不是整个中国,涉猎的时段则跨越朝代,如韩书瑞对1400~1900年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的研究,康豹对山西永乐宫的吕洞宾崇拜的研究等;或集中在某个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如余均芳对观音形象变化的探讨,何伟亚对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时间的细致分析等。这种方法的出现,近与施坚雅的影响有关,远则与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启发、文化人类学方法对历史学的渗透分不开。

    二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展。学者日益认同史学的“主观性”,强调史家应时刻反省自己研究所运用的概念与思路的界限,尤其是现代化、理性、科学、进步、民族国家之类概念的局限性。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柯文的《历史三调》与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动向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哲学由“思辨”走向“分析”的产物,学者多意识到历史研究必定假设若干前提,从而关注史家如何认识历史客体。同时也与西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紧密相连。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04/13/2007/197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