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深受中国的影响,并形成独自的学风,近代又接受西方史学理论,兼收并蓄,重视理论而运用得不露山水,强调实证而颇能以小见大,因此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为世所瞩目。

    日本近代史学的创立,始于东京大学,其最初聘任的是兰克的高足利斯教授(Ludwig Riss),第一届毕业生中,有白鸟库吉博士,后来成为东京学派的领袖。从其学术传承可知,东京学派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对历史的批判。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喜爱中国文化,与中国学者交往甚多,颇受乾嘉学风影响,其学术风格更加注重对历史的理解。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各自对学术的理解及其治学方法,遂成为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分水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东洋史学界展开对军国主义史观的批判与清算,强调亚洲历史自身的特点,积极批判“亚洲社会停滞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确定历史分期来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模式。

    从整体史的角度试图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则历史分期无疑是首要的问题。因此,内藤湖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东汉以前为“古代”,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以后为“近世”的阶段论。二战后,前田直典首先对此展开理论批判,揭开战后史学研究新的一页。这段论争,高明士先生有专著《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介绍,请参阅。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和清算军国主义历史观、批判“中国历史停滞论”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紧密联系,基本上是从整体的历史进步史观开展研究的。历史分期的论争在八十年代趋于沉寂,但取得的成就却相当显著,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研究的进步,并内在地规范着今日的研究。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这部开创性的里程碑著作。宫崎是史学通家,学问广博,才华横溢,强调整体把握历史,突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主线,以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在他看来,魏晋隋唐时代的基本特点是贵族政治。贵族门阀垄断了国家的铨选,决定了教育的性质和对象,其于地方乡里社会所拥有的实力,成为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保证,国家政权也不得不与之妥协,形成该时期国家政权的基本特色。在《中国古代史论》中,他还进一步从社会基层组织演变的历史,揭示贵族制的社会起源及其权力基础,指出中国古代发生过从都邑国家到领土国家的演变,在魏晋时代,更出现由人为的行政村向自然村的过渡,以此证明该时代的确出现社会性质的转变。

    在宫崎说的影响下,川胜义雄和谷川道雄提出六朝豪族说。他们从族群变迁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是一部共同体演变史,由最初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氏族共同体”发展到以“父老”为中心的“里共同体”,东汉帝国的崩溃,又促使“里共同体”转变为“豪族共同体”。应该澄清的是,他们所说的“豪族”,并非中国史学界所说的“豪强”,而接近于文化“士族”。显然,他们极其重视文化与共同体的因素,试图从本源上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克服以西方理论模式套用于中国史的缺陷。从内藤到谷川,可以看到研究的逐步深入与拓展,从一般性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到社会史、制度史、文化史乃至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使人在清晰了解社会各个阶段的基本特点及其推演的同时,也对学术研究的历程了然于胸。

    最初对内藤说提出批判的前田直典,学术上深受其师加藤繁的影响,提出古代到中世的演变发生于唐宋之间,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各国的发展有其一致的“时代格”;而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则从战国到唐末维持着奴隶劳动方式。东京学派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十分注重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把握。这一点,击中京都学派的薄弱之处,故而激发了京都学者加强对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学派注重理论性研究,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西岛定生发展了唐末古代说,提出著名的“家父长的家内奴隶制”,认为到唐末仍是奴隶社会,豪族只是国家权力的附庸或压抑对象,而没有太多的自立姓。其学说颇受批判。

    堀敏一出版了《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身分制》和《中国古代的家与集落》三部专著,从书名即可一目了然,作者雄心勃勃,试图从经济制度、身分法制、家族形态和社会制度系统完整地对古代社会变迁进行综合性考释,集学界成果之大成,毕其功于一役。作者也的确建构了一个相当严密系统的学说,他把均田制、租庸调和地方乡村社会的管理视为一个系统,并说明魏晋时代主要的生产者是国家“个别人身支配”下的农民,并不是奴隶,却也不是自由民。接着,又从法的角度考察人的身分,阐明良贱制的起源、变化及其性质,明确地赋予其法制史上的地位。最后,从国家法律中儒家伦理加强的过程研究家族的存在形态,指出中国家长权力乃随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加强,乡里虽然出现从行政村向自然村的演变,但其法律地位的确立要到宋代才完成,从而维护并发展了唐末古代说。

    从以上介绍可知,构成日本中国史研究主流的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他们的所有的成果都受到论争的激励,在学术批评与切磋中形成良性的学术互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沉寂下来。这与学术理论及关注问题的转移有莫大的关系。

    首先,历史主义理论的地位发生动摇,建构整体史学的努力受到质疑。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成为主流,空间史取代时间史,专题性立体式的史学建构成为时尚。当然,在探讨历史进程中遇到许多具体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的难题,也促使新一代学者更愿意发现和搜集新资料,进行具体、个案的深入探索。这其实也在为今后综合性的研究做积极的铺垫。如后述,一些颇有分量的综合性成果正在出现。

    其次,经济高度发展并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以往那种以西方为样板的所谓“进步”、“发展”和“现代化”之类的观念正在失去昔日的光耀,那种以西方为指向的一元化模式正在向多元化、特殊性的研究转变。“亚洲停滞论”已经被清算,东方社会形态及其特殊性正通过个案研究获得长足进展。

    在史学研究转折时代,一批新成果晔晔生辉,倍受瞩目。

    堪称唐代法制史研究划时代的煌煌巨著,是池田温主持的《唐令拾遗补》。唐朝律令格式,唯律见保存,若要研究唐朝行政的真实形态,则令、格、式无疑具有根本性意义。日本古代模仿唐朝实行律令制,故可依据日令还原唐令。1933年,仁井田陞出版了《唐令拾遗》,极大地推进了唐史研究。此后半个多世纪,许多学者都在深入发掘史料,试图补充还原唐令,但由于仁井已经做了细致的整体收集,故继续此项工程就十分宏大艰难。池田主持的研究班子,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和各种新发现史料,历时十余年,终告成功,在已知中日两国文献范围内,必将成为不朽的唐令研究之经典。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开展研究,日本都极其重视学术的积累和传承,池田为仁井学生,而克绍其业。清木场东受业于著名唐史学家日野开三郎,而承经济史研究之绪,撰就鸿篇巨制唐代财政史,实为又一段佳话。

    清木的唐代财政史由两册构成,第一册《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篇)》,集中探讨国家财政史的基本环境,其构思似乎受到经济网络理论的影响,而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进行财政环境的研究,已经预示了作者的宏大计划。然而,出乎预料的是作者推出卷帙浩繁的唐代财政本体研究篇时,却改名为《帝赐》。当我接到作者的赠书时,不由得为之拍案叫绝。古代财政的基本前提,是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与资产阶级革命后立宪政治下通过议会进行宏观监督控制的预算财政有着质的不同。也就是说,预算首先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而不能庸俗化为国家收支计划的经济问题。清木能够提纲挈领地点出唐代财政的本质,避免理论运用的时空错置,是基于对理论的深入理解而达到运用理论于无形的境界。

    有些人误以为日本学界缺乏理论,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诚然,在历史学领域,迄今未见日本学者提出重大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并不能抹煞他们对各种理论的深入掌握,并达到相当的高度,而成为一种自觉的研究方法,去发现和提出重大的课题来。这总比囫囵吞枣要强得多。

    实际上,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都有着学者的理论建构背景。对于判断魏晋隋唐社会形态而言,把握该时期国家政权的性质至为关键。而对于制度史的研究,以往多停留于制度及其相关法令规定的层面,亦即多为制度外在形式的描述。若要真正了解制度的实际存在形态,势必要深入剖析其具体的运作过程。在此领域,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唐代公文书研究》和《唐代官文书研究》三大册,大量使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碑铭等新史料,揭示各级政府行政实态等新问题,自成严整深入的唐代行政研究体系。

    难能可贵的是日本学者的研究,经常采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在多领域、多层面进行中日历史的比较研究。亦即日本的史学研究是开放式的。这同日本古代既处于东亚世界的边陲,又是东亚世界的重要成员这种特殊地位有着密切关系。脱离东亚世界,日本历史无从谈起。这反而促使日本学者经常以世界史的宏大视野进行东亚史的研究,中国史、日本史研究概莫能外。这方面的成果甚丰,铃木靖民《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和石见清裕《唐朝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堪称杰作。两书都对东亚国家的政治、外交体制进行法的比较研究。铃木将朝鲜纳入研究视野,从外交关系的变动及其相关的国际形势到各国的外交实务,多层面探讨东亚世界的内在关系。石见则颇费气力整理唐代礼制和国书文献,复原唐朝皇帝朝见仪式的全貌,以及东亚各国间的国书格式,为东亚国际关系的性质及其秩序的确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

    深厚的学术积累,扎实的实证研究,内在的理论素养、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开放性的研究风格,是日本魏晋隋唐史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所在,也仍是其继续努力的方向。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0年12月8日)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05/11/2007/199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