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文献重要内容之一的西部文献,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对它的译述,更加丰富了文献的内容,在西部文献研究积极开展的今天,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关于西部文献译述篇章的简介

        (一)西域传 

    以西域基础史料而称的“西域传”,是记述汉唐时期西域人物活动、地理、风物等比较详尽的文献,主要包括《史记·大宛列传》《前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戎传》《晋书·四夷传》《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等。国外学者对此都有较详尽的译注。

    《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是对张骞出使西域及李广利等远征大宛、与西域官方开始初期交往的记载,有荷尔斯(Hirth. F.)的《张骞——中国在西亚的先驱者》(1917年)的英译注释。

    《前汉书·西域传》(卷九二),是对西域各国第一次按国别的叙述,集唐以前“西域传”记述之大成。对此,英译本有:怀利(Wyilte, A.)的《西域札记》(1881年)和金斯米尔(Kingamill, Th. W.)的《二世纪与东突厥斯坦及其近邻的诸国的往来》(1882年)。此外,还有格鲁特(De, Groot.)的《有关亚洲史的中国文献》第二部(柏林.1928年)和德译本《公元前的中国西部地区》。

    《后汉书·西域传》(卷一一八),是根据西域长史班勇传述的记载。沙畹(Chavanmes, E)法译的《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较为著名。

    《新唐书·西域传》(卷一九八)系据《旧唐书·西戎传》(卷二二一)的传文补订和修改成文,对此,在沙畹所著的《有关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一书中有记载,并且还对《新唐书》的高昌、焉耆、疏勒、于阗和《旧唐书》《新唐书》的一些人物传文及《新唐书》的《地理志》等也分别作了法译、译注或考证。

    此外,现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编著的《史记会注考证》(1995年.北京文学古籍出版社)一书,表现了对《史记》包括《大宛列传》的全面注释和考证,有着逐章直接注释的特点。

        (二)《大唐西域记》

    广泛记载东南亚等广大地区的珍贵文献《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或《西域志》《西域传》《西域行记》《玄奘行传》《玄奘别传》)(12卷).唐.释玄奘奉敕撰),实由玄奘口述,释辩机撰文。书成于唐观贞20年(公元648年)。

    这一文献著述,亦早为国外学者所重视。先后有英、法、日等文的译著本和研究著作,主要有:比尔(Beal, S.)的《西方世界的佛教记载》(二卷.伦敦.1884年)、朱利恩(Juliem)的《西域回忆录——唐玄奘于648年自印度梵文译成中文》(二卷.1857~1882年)、 沃特斯(Wattersm T.)的《论玄奘印度之行》(公元629年~645 年)(二卷.伦敦.1904年~1905年)以及羽田亨校订的《大唐西域记》和《大唐西域记考异·索引》(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Ⅰ.大日本国书有限公司。1911年)和堀谦德的《解说西域记》(前川文荣堂.1912年)及足立喜六的《大唐西域记研究》(二卷.传藏馆,1942年、1943年)等著,其中以沃特斯和羽田亨等新著为最佳版本,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三)《元朝秘史》

    以蒙古民族勃兴叙事诗著称的《元朝秘史》(12卷·《永乐大典》收录15卷,是研究蒙古历史的重要原始文史资料。该书的原名为《蒙古秘史》(Mongol-an Nicco, Tobeaan),为元朝佚名撰。原文系以畏兀儿蒙文写成,现已佚失,现世传仅有明初洪武年间遵钦命所撰,并附有汉译本。本书除系统叙述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的事迹、蒙古汗国的建立与对外征服的业绩外,还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等作了真实的反映。引叙事实多通过传说、故事、谚语、格言、诗歌等形式写出,它不但是蒙古早期的历史巨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语言的宝贵文献。与《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并称为蒙古民族的三大史作,不但我国学者作过注释(注:清·李广田:《元朝秘史注》,清末·沈曾桂:《元朝秘史注释》等。),国外学者也很重视。日本史学家称之为这一历史时期唯一的“金字塔”式的巨作。国外早在19世纪中叶已有俄、德、法、日等译文。

    在俄国,有俄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帕拉的乌斯(Palladius )译述的《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传说》一书(俄国驻北京传教士著作集.40.北京.1866年)。在欧洲,一直从事文献语言学研究的德国学者海涅什(Hanisch, E.),早在30年代就发表了《元代秘史研究》(莱比锡.1931年)和进行译文还原尝试的《元朝秘史》(第一部.莱比锡.1931年)等四著。在法国还有东方史学者伯希和(P.Pelliot )《元朝秘史卷——蒙古语和译文(附译注)》遗稿的出版。该书由于与蒙古原文还原,并兼及译注,一时轰动了蒙古史学界。

    在日本,也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著述。首先有那珂通世日译的:《成吉思汗实录》一书的出版,该书由于穿插以文言流利文笔的蒙古语译出,并兼引了若干汉籍,再加以丰富的译注,因而被称为日本明治时代不朽的东方名著(大日本国公司1909年再版.筑摩书房.1945年)。其次,进入昭和年代,又相继有小林高次郎日译的《蒙古秘史》(生活社.1940年)、《元朝秘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白鸟库吉:《音译元朝秘史》(《东方书文库》丛刊9.1942年)等著的出版。这些译著从语言学角度,力求将汉音还原于蒙古语,也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兴趣。实为语言学研究的巨作。这一时期,学者服部四郎还发表了与小林高次郎《元朝秘史研究》同一主题的《元朝秘史中出现蒙古语言汉字之研究》的专著(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

    另外,围绕《蒙古秘史》这一宝贵文献,还发表了作为第二手资料的史作:《皇元圣武录》和《史集》,并有法、日、俄、德等译文和译注。

    通过上述围绕《元朝秘史》的有关著述及各国的译著,已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元朝研究整体。

      (四)“唐蕃会盟碑”碑文

    西藏的历史碑文是西藏历史文化重要标志,是中国西部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蕃会盟碑”(亦称“长庆会盟碑”或“甥舅会盟碑”)是西藏保存下来的历史名碑之一,系唐.长庆三年(吐蕃彝泰九年. 公元823年)吐蕃赞普可黎可为纪念长庆元年至二年间唐蕃会盟所建,在今西藏大昭寺前。碑上采用藏、汉两种文字铭刻盟文全文及参加唐蕃会盟官员的职衔名,所录与汉文文献完全一致。它不但是汉藏两族历史上的一件珍贵史料,也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国内外被誉为“亚洲重要碑刻之一”,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对这一碑文的研究,在西方,开始由学者布谢尔(Bushell, A)将其汉文部分附译在《新唐书》译文之后,后由沃德尔(Waddell, A)在其《古代拉萨的历史性法命》(1909 年~1911年)一文中作了探讨,并认为该文讹误较多,史料价值差。在日本,内藤虎次郎的《拉萨萨唐会盟碑》(载《研几小录》.弘文堂.1928年)、寺本宛雅的《唐蕃盟碑》(《大谷学报》.10之3.1929 年)先后分别对碑文作出了考证。而左藤长在《唐蕃会盟碑研究》(《东洋史研究》.10之4.1949年)一文中, 更对寺本宛雅的著述作了进一步修正和注释。此外,曾在二战时期驻拉萨的首席代表英.理查森(    Pe-Charson,H.E.),又在会盟碑现场,记录下较为准确的抄本,并发表了《拉萨碑文上古代法令和公元821年~822年的条约》(伦敦.1952年)的研著,这一研著珍贵地记述了为汉文文献所未曾载述的吐蕃内部情况,对碑文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对文献译述的特点分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对中国西部文献的著述,可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与文献紧密结合的完整性与整体性

    国内外学者,面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及不同事件的文献译述中,紧密结合文献载体,进一步丰富了文献的内容和主题思想的内涵,体现了文献完整性与整体性。

        (二)表述方式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在对文献的表达方式上,根据不同文献载体的不同主题,运用了译著、译注的不同方式,结合了考证、补充和批判,表现了它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三)文献研究的国际性与独特性

    对文献的译述,是不同国别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几代人智慧和结晶的体现,表现了它的国际性与独特性,同时,也充分表现了国外对文献译述的重视,在国内外都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满达人:《中亚史地文献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5月。

    2.李春华:《略论国外探险考察者有关西域著作的翻译出版》,《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

    3.乔政:《西藏远古经济初探》,《西藏研究》1992.4。

    (资料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LSDL/11/01/2004/5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