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学革命”运动发轫以来,海外各国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从未间歇。海外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给国内学术界以很大影响,他们的研究在多种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五四”肇始的中国新文学日益走向世界,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日趋活跃。与国内的研究相比,海外学人的研究,无论思维模式,或是视角与方法,都呈现出多彩多姿的风貌。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研究越来越引起国人瞩目,给国内研究的格局造成广泛的影响;国内研究的进展,也一直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正是海内海外研究的交流和互补,促进了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发展。要在简短的篇幅里缕述海外研究的成果是不可能的,本文仅以个人的目光回眸一瞥,限于视域和识力,这“一瞥”自不免挂一漏万;如能形成一个粗略的扫描于愿足矣。

    从研究的时间起点看,20年代“文学革命”发轫之初,海外就出现了对我国新文学的研究,半个多世纪未曾停歇;80年代以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研究也出现新的态势,成果日渐丰富。从研究的范围看,重要作家及其创作、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都成为研究者的课题,而主要成果自然在作家作品评论上,其中,最多的是鲁迅研究的成果;一些长期被我们忽视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一时间也成了海外研究界的热点。从研究者的地域范围看,五大洲都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问世,尤以日本、美国、俄苏居多。从海外研究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看,既表现在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价上,更表现在批评方法上:西方文学批评和分析的方法,如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叙述(事)学、诠释学等等,在海外研究中动用得很普遍;80年代以来,运用得最多、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叙述学。以下,分地区介绍。

  先看日本

    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甚广,起步最早且成绩最大的,要数鲁迅研究了。鲁迅青年时代作为一名普通的留日学生,他的最初的文学活动当时就引起了日本舆论界的注意:1909年3月和7月,当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第二册在东京相继出版以后,东京的刊物《日本与日本人》便有动态报道。1920年8月, 著名的中国学者青木正儿等创立支那学社、编印《支那学》月刊,青木于该刊创刊号上发表的评论“五四”文学革命的长文(连载三期)中,述及小说创作成就时,特别介绍“属于未来的作家”鲁迅,指出:《狂人日记》“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整部“鲁迅学史”上最早的、也是富有远见卓识的评论。(它比1919年11月发表的吴虞《吃人与礼教》只晚8个月,比1921年8月发表的雁冰《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对《故乡》的评论早出一年。)此后,二三十年代直至战前,有丸山昏迷、清水安三、井上红梅、山上正义(林守仁)、增田涉、新居格、小田嶽夫等的鲁迅思想与创作研究、鲁迅小说译著以及若干部传记的问世。(传记方面,1932年增田涉的《鲁迅传》很得好评,1940年~1941年小田嶽夫的《鲁迅传》更因独具一格而备受赞扬。)其中成就最著者,当推山上正义。这位参加过1927年广州起义的日本共产党人,1928年3月,就及时地、 正确地评价了鲁迅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广州时期的思想,1931年又译出经鲁迅详校的《阿Q 正传》(请参看1931年3月3日鲁迅致山上正义信)。二战前后,鲁迅研究更趋活跃,代表学人有:竹内好、尾崎秀树、丸山昇、竹内实、木山英雄、山田敬三、伊藤虎丸、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据有的专家统计,从2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60年间,日本学者发表的有关鲁迅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3000种之多。“这众多的研究家,略可分为自由主义学派、怀疑主义学派、文学主义学派、比较主义学派、考辨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等;“互有驳难,各为一说,瑕瑜互见”[1] 。诸家之中,竹内好(1908~1977)是40年代(或说从战前到战后)的突出代表,他以《鲁迅》(1944年12月)等著作开创了“纯文学”主义的鲁迅研究新体系,无论对鲁迅思想或小说创作,都作过完整的考察,有独到的发见,并且,他还将鲁迅研究与对日本的近代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后起的尾崎秀树(1928年出生)则是竹内好开创的文学主义流派在五六十年代的继承和发展的代表者,他的《与鲁迅的对话》(1962)对鲁迅精神发展史有过独到的解释。当文学主义研究愈来愈显得狭隘的时候,50年代崛起了以丸山昇(1931年出生)和竹内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丸山昇力主以恢复鲁迅史实作基础,并以充分的理论为指导,提出从变革日本的立场研究鲁迅,从鲁迅思想的发展中研究鲁迅的原则,对鲁迅思想的转变尤其后期思想的发展的研究有重大突破。七八十年代一批新人将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近年我国翻译出版的两位新秀的著作。一是丸尾常喜著《“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本书融历史(包括思想史)学、宗教学、民俗学于一炉,通过对《孔乙己》、《阿Q 正传》、《祝福》等小说的考察,探究鲁迅文学世界的文化原型。作者从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两个方面追踪传统的“鬼”影,发现“鬼”正是其中的主要原型。书中对“鲁迅世界”的探究,不止于文学世界,还直逼作家的精神世界,展示出鲁迅伟大而复杂的灵魂。全书以其论断的独到性和方法的开放性,将日本的鲁迅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故被有的学者赞誉为继“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之后的第三个阶段——“丸尾鲁迅”——的标志(见本书译后记)。另一本书是藤井省三(1952年出生)著的《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编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3 月出版)。藤井省三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专事鲁迅研究,80年代出版了3本著作,本书是编译者从这3本著作中精选出来的,代表着作者的最佳成果。藤井十分重视思想史、社会史的意义,始终把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又广泛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了鲁迅与拜伦、显克微支、安德烈夫、夏目漱石、契诃夫、武者小路实笃、芥川龙之介、蕗谷虹儿、安徒生、爱罗先珂等的关系,力去陈言,独创新说,难能可贵。在史料上,藤井也有不少新的发见,前面所述1909年东京杂志上关于《域外小说集》的报导,便是他发见的,据此他将这确认为鲁迅研究的起始。

  再看俄苏

    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多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但几乎都重视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老一辈的学者如艾德林(1909~1985)、费德林(1912年出生)、波兹德涅耶娃(1908~1974)早为世界公认,后起的如索罗金(1927年出生)、彼得罗夫(1929年出生)、谢曼诺夫(1933年出生)也声名远播。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甚广,成绩突出的也是在鲁迅研究方面。鲁迅生前,苏联就有人对他进行译介与研究。1925年,瓦西里耶夫(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 称鲁迅为“世界的作家”,译本于1929年出版。鲁迅去世后不久,俄苏汉学界泰斗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中文尊译为阿翰林)就把鲁迅研究课题交给及门弟子、后来著名的汉学家和外交官费德林。四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鲁迅作品很多,其中规模最大、堪称精心结构的是1954~1956年出版的四卷本《鲁迅选集》,其编选和翻译主要由波兹德涅娃担承。这位著名的文学史家早在1938年就开始研究鲁迅,穷20年之工写成长达570 页的大部头评传性质的著作《鲁迅:生平与创作》,于1959年5 月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此两年,1957年5月,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鲁迅》一书,是为本书雏形)。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将鲁迅置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具体、细致地分析他的思想与创作,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出现。对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旁征博引,不但在她之前无一书可比,就是此后四十年来的同类著作中亦属少见(全书9章51节的页末注就有571条,此外书末还有资料性注解百余条。)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作者不乏个人心得,特别对《故事新编》专辟一章论述,可谓情有独钟。(本书中译本以《鲁迅评传》为书题,即将问世。)另一汉学家谢曼诺夫所著《鲁迅和他的前驱》(1967)与若干论文以及为《苏联大百科全书》(1970~1978年第三版)独撰的鲁迅条目,是近二三十年以来俄苏汉学界的代表性成果。《鲁迅和他的前驱》深得外国学术界重视,1987年和1988年有两种中译本行世,一为李明滨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比较文学丛书”之一种;一为王富仁译,书名是《鲁迅及其先驱者》,与作者的四篇论文合为《鲁迅纵横观》一书(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中译本刊行之前,1980年美国出版了英文译本。谢曼诺夫长期研究中国小说史,本书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次揭示了鲁迅与晚清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全面地论述了作为“革新家”鲁迅的小说的独创。

  再看美国

    美国对我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由来既久,研究的范围也很广。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专门刊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于1975年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通讯》(每年两期)。该刊除发表研究成果如西利尔·白之关于“五四小说”的讲义,赛利斯关于叶圣陶小说的评析,曹淑英关于张天翼小说研究的博士论文摘要,金介甫关于沈从文研究的博士论文等等以外,还发表了不少书评(如评介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交流国际研究信息(如丸山昇关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论),并且展开了颇有影响的学术争鸣(如谢曼诺夫的《鲁迅和他的前驱》在美国翻译出版后,哈佛大学威得默认为鲁迅受晚清小说的影响并不重要;谢曼诺夫再次强调他的看法,指出是晚清吴沃尧等谴责小说家造就了鲁迅的小说天才)。这个刊物在我国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产生较大的影响的,是几部译成中文的著作,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金介甫《沈从文传》、梅仪慈《丁玲的小说》等。

    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1952年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写成的小说史专著1961年3月在耶鲁大学出版。1979 年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中文译本;同年,台湾《传论文学》杂志将该书校订本作为丛刊之一印行。中译本传入大陆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是一部既有着强烈的反共政治倾向又有着独自的艺术探索的小说史。作者自叙其写作经过时说,他当初是在“以反共著名的”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支持下,以“自己一向也是反共的”政治态度开始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2]。 这种政治态度形成一种指导思想贯穿于全书的框架结构、材料选取和创作品评之中,表现出极其主观的“偏爱”。本来,夏氏看到了:“一个(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2]所以, 他指出:“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2]可是, 这种公允的学术批评标准却为他的“政治立场”所否决。在“文学价值”和政治需要之间,他首先选择和服从了后者,正如他在说了上面那番话以后所坦言的:“我的目标是反驳(而不是肯定)他们(按:指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看法。”[2] 这就不能不使一部研究小说历史的著作充满了政治偏见,难以成为“信史”。不过,毕竟著者是深通英语语言文学,且是“专攻英诗”的,又深受“新批评”派和英国著名批评家李斯特《大传统》的影响,加之熟练自如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信手拈来,将中国现代小说与数十位西方作家、百余篇西方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表现出极富个性特色的艺术鉴赏能力;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政治偏见造成的错误批评而获得自己的艺术独见,如将张天翼、吴组缃开辟专章论列便是适例。(全书有7个作家专章,另5个是:鲁迅、茅盾、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政治“偏差”和艺术识力互见于各章之中。)

    曾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金介甫(1948年出生),经过艰辛的调查研究,于1987年推出《沈从文史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本书“史料翔实,持论平允,把沈从文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成就作了透辟分析,既实事求是,又不为贤者讳”[3]。1990年,本书以《沈从文传》题名出版了二十余万言的正文译本(符家钦译,时事出版社出版)。鉴于原著有646条注文,几及全书之半, 又很富学术价值,故1992年又有同一译者的全译本的问世(湖南文艺出版社)。读过原著的我国著名学者赵瑞蕻、金堤都一致赞赏本书引证广博,参证精当”,“惊叹之余,深深为我国学人未能早日写出这样的巨著感到惭愧”。(见全译本出版者言)

    美籍华人、密西根大学教授梅仪慈博士早在50年代就开始研究丁玲,1981年3月至8月多次承教丁玲并深入调查研究,于1982年出版《丁玲的小说》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之一)。本书系统而简要地探讨了丁玲小说创作的发展过程,中译本于1992年11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沈昭铿、严锵译)后,受到学术界好评,被看作“近些年来国外丁玲研究有特色的著作”,“史料翔实,说理充分”,“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了不无意义的探讨”;有的还指出这是“一部卓有成效的新研究方法之作”。(见译后记)梅仪慈还发表过若干论文,其中从叙述学角度研究丁玲小说的叙述方式的论文,早在1986年丁玲创作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就引起过研究者的注意。

    最后,看看欧洲的研究

    我们可以举出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只因篇幅不容,仅介绍一位资深的,也是在海外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学者——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早在1932年,普实克就为研究中国历史来过我国收集资料,后撰有多种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著作。为翻译《阿Q正传》和《呐喊》集,1936年夏秋, 与鲁迅有过书信往还(今存鲁迅致普实克信两封)。普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其富于“创见性”、“代表性”和“适用性”的成果,主要是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选编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比较文学丛书”之一,1987年8月出版,李燕乔等译)。 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海外学者称他“作为为数不多的对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都能应付自如的欧洲汉学家之一,敏税地觉察到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复杂反响”。他对传统文学的两个方面——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他的着力研究之所在)和士大夫文学——所给予新文学的影响,有独自的见解。他提出“抒情(的)”和“史诗(的)”两个概念,以此勾勒现代文学两条“准传统”脉络,并分别以鲁迅、郁达夫和茅盾为代表进行论述,指出“史诗(的)”和“抒情”(的)之辩证结合正是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外,1961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普实克在《通报》上发表长篇书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指出: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夏志清完成了一部相当可观的论著,这一点已由他书后的参考书目、图表和索引所证明……它们的确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必须说夏志清此书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夏氏虽然声称他的研究“主要是以对文学价值的考虑为基础”,而实际上“绝大部分内容恰恰是在满足外在的政治标准”,因此表现出“武断的偏执”。在批评方法上,“他没有采用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学方法,而是满足于……一种极为主观的做法”[ 4]。普实克在书评中作了许多具体的分析。由这篇文章开始,1961~1963年之间在《通报》上展开了论争,此后,在若干学术会议上继续争鸣,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由是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关于普实克在域外汉学界的地位,西方一位学者的体认和评价最为客观和公正:“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普实克教授开拓的业绩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他不仅在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准则方面开创了业绩,而且通过几十年来从事教学和写作对中国现代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去追寻他的遗迹”[4 ](李欧梵《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前言》)。

    【参考文献】

    [1]严绍瓕.《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一)》[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辑.

    [2]《传记文学·夏志清卷·序》[M].台北:台湾台北出版社,1979年,第1页.

    [3]金介甫.《沈从文史诗》[M] . 纽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年,全译本《后记》.

    [4][捷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A].[美]李欧梵.《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C].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原载:《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9/05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0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