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族(回族)主要生活在中国及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在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东干人是经合法注册的。
在中亚和哈萨克的东干人生活已近100年:他们是自19世纪下半叶回民武装起义之后,部分人从清王朝统治的中国(陕、甘、新省)流亡迁来的。
有关东干人的数量统计的资料是不同的。一说在中国居住的东干族为20-30万人;另一说只有7-10万人。1983年3月15日在《人民日报》公布的数字:在中国居住的回族为7219362人。
根据1979年登记注册的居民人口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生活的东干人为4.9万人。
东干族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具体生动的独特的风俗习惯很久以来就引起了研究专家和富于求知心的学者们的注意,他们把研究的结果反映在俄国的文章和专著中、苏维埃和西方教会的著作中。中国的回族研究人员非常欣赏这些有价值的研究结果。
有关东干族科学的第一部辞典应归功于俄国教会。东干族的历史和风俗习惯,是通过俄国的图书文献,才使西方学者了解了中国的少数民族--东干族的。
关于东干族的最早资料,在俄国旅行者的报告中曾披露过:
例如,在1819年的《西伯利亚通报》中曾刊登过关于布基姆采夫的旅行日记。在这些日记中作者写了关于土干人(即东干族)的一些情况:他们从事农业、小商业和经营小饭馆。按宗教的派别分类,他们属于穆斯林的散那派教徒,并会讲汉语。
1849年在莫斯科公布了鲍尔恩斯的远征旅行记中关于他在1831-1833年去布哈拉和东土耳克斯坦的材料。从那些材料中得知在那儿有以下东干族为名称的一批居民,他们仿效中国的语言和服饰。
在1855年出版的《俄国皇家地理协会论丛》中刊登了Γ.金斯的材料。在那些材料中谈到了库里吉和喀什噶尔的东干族。俄国人第一个确定了在东土耳克斯坦这个民族的人数。
在19世纪60年代,俄国出版的关于东干族的印刷物比同时某些著名的俄国教会著作要多得多。这首先是与中国的清王朝发生的事件有关。这时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在俄国和世界的文献中均以东干族的名义称谓。
1866年,俄国皇家地理协会会员A·K格因斯在自己的游记中写了“关于中国西部东干人和穆斯林居民武装起义”的情况。A·K格因斯著作的价值在于,他把俄国文献中公布的关于东干人的民族学的消息给予了综合的报道。
在北京俄国教会的《丛刊》中,刊出了著名的传教士П·И·卡法洛夫(帕尔拉吉耶)《关于中国的伊斯兰教》的著作。在此著作中,作者以大量的材料为基础,把中国穆斯林教徒出现的时间,伊斯兰教在这个国家成长扩充的过程,甚至对于中国穆斯林不同教派(门宦)都描述出来了。它也是第一部论述中国穆斯林(东干人)宗教仪式并征引穆斯林教徒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和东干族的起源的书籍。卡法洛夫的这部著作的意义主要在于,作者直接地使用了汉文和阿拉伯文的许多资料和图书文献。知识信息量大,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有着重要意义。
B·П·瓦西里耶夫院士是继卡法洛夫(帕尔拉吉耶)之后成为从事中国东干族研究的卓越汉学家。B·П·瓦西里耶夫的著作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上不仅对东干学,且对汉学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征服中亚的过程中,人们特别注意了对中亚东土耳克斯坦不同民族的研究。例如,B·A·戈依耶尔、n.科斯杰克、H·阿利斯多夫、A·卡乌里巴尔斯、H·马耶夫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东土耳克斯坦东干人的研究上,并在某种程度上还涉及到中国内部省区的东干族问题。
过去由清王朝迁入到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地区的东干族部分居民现在发生着变化。有关描述他们的一些图书文献资料也随之增多。许多有关中亚东干族的报道,保存在俄国出版的某些备查的图书刊物中:П·П·谢苗诺夫--江山斯基主编的《19世纪教会地理》一书,是一部多卷本的土其克斯坦的主要参考资料,是研究中亚历史的指南。
在Д·费多洛夫、И·谢利茨基、B·A·瓦西里耶夫、И·П·波德杜勃内·П·П·鲁缅杨采夫、П·И·什涅依杰尔、M·B·拉夫洛夫和其他研究者的专著和文章中,把有关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东干族居民的历史事件、文化习俗、语言都作了重要阐述。
有关东干人不同村落的大量资料曾被Φ·B·巴雅尔科夫,B·H·齐布兹金内和A·И·什马科夫、И·杰连季耶夫、Γ·金斯、B·И·马萨里斯基、B·E·涅兹维茨基、E·E·斯科尔尼亚克夫等人公布出来。Φ·Β·巴雅尔科夫的著作尤其具有价值。他以大量的第一手直接调查材料为基础,写出了极为有意义的著作--《东干人武装起义的补充》一书。该书披露了以白彦虎为首的第一批东干族难民从新疆到托克马克斯基县经过纳伦(吉尔吉斯的省中心)的过程;介绍了东干族武装起义领袖事迹;东干族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变;东干人语言特点以及传统食品、生活习俗等。该书的重大价值在于分析了流入这个县的东干难民的人口分布范围和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叙述了县里的医生普尔热戈尔斯基和B·M·弗鲁思兹大夫给予东干人的帮助;书中还介绍了东干人在当地农耕、边区园田作物培育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Φ·B·巴雅尔科夫的书至今仍没有失去本身的科学和历史的价值。这本书恐怕是世界汉学文献中唯一的著作。书中还详细揭示了白彦虎这位东干族反清领导人的生平传记。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研究东干族历史和文化的广阔道路。研究东干学曾成为苏联中国学派(汉学)的方向之一。
30年代,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成立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对东干学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例如,苏联学术造诣高深、著名汉学家、科学院院士B·M·阿·列克谢耶夫和E·Д·波利瓦诺夫教授、A·A德拉古诺夫教授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为帮助东干族创立和运用新的语言文字上。
在那些年代,E·Д·波利瓦诺夫教授和A·A·德拉古诺夫专门从事东干族语言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A·A·德拉古诺夫对东干族的语法结构研究方面,不论是在东干学领域还是在苏联汉学领域中都作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
在30年代初,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同П·И·费辛尼克教授一起组成的科学考察团对中亚东干族进行了考察。这个科学考察团的一些科学性的文章被发表在中亚东干族定期出版的刊物上。在科学考察团的材料基础上,考察队成员B·A·瓦西里耶夫于1931年把那时认为有科学价值和内容相当翔实的文章整理出版为一部题为《东干学》的书籍。该书认为,在卡拉库姆兹和绍尔丘别村庄的东干族人的语言是一种特殊语言,民俗也具有特别的风格。
科学考察团另一成员,П·И·杜曼的有关白彦虎的论文和关于东干人起义的图书目录对于从事东干人反清起义的学术研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原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东干族也作了大量研究。苏联科学院的米克鲁哈--马克拉雅组织了考察团去吉尔吉斯对东干族进行考察,并出版了大批有关东干族的著作。例如,H·H·切勃克萨洛夫教授发表了对东干族的考察报告,Γ·Γ·斯特拉达诺维奇写成了关于吉尔吉斯东干人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他还把民族研究所有关对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的科学考察材料进行了最高度的概括综合。H·H·切勃克萨洛夫和Γ·Γ斯特拉达诺维奇的文章,一方面根据以往公开的报道,另一方面注重本人的实际考察,阐述了有关东干族的人类学问题,文化现象和风俗习惯。
东干学发展的新的时代同1945年的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成立的有关东干族的组织机构相联系,它是系统研究东干族文化的机构。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东干族的文学、语言、历史、民族问题便成为科学工作者研究的对象。以后几年,东干学的一些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极为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他们对苏联东干人的民族和历史学问题作了总结性的著述,获得了来自国内科学界舆论方面良好的评价。今天的东干学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各部门顺利地发展着。从东干学司成立起(1986年),东干学便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历史--民族学的研究、语言学、风俗调查将是今天和未来东干学司的主要方向。
东干学司的研究工作不仅同原苏联科学院,尤其同它的民族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远东学研究所相配合,而且同从事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些研究所有联系。与此同时,这个司还以各种方式,帮助培训具有高等专门知识的工作人员。
东干学司不仅同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维吾尔族研究所从事新疆和中亚东干人历史--民族学研究问题的工作者有着密切联系,而且还同乌兹别克共和国科学院的和塔吉克共和国科学院的东方学研究所的人员相配合,共同合作。
在中国早已着手并正从事东干学问题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52年在北京创办了以东干人(回族)社会活动家刘格平和白寿彝教授为主的中国回族历史和文化研究会。至1959年底,研究会已出版发行了诸如《东干族历史纲要》、《中国穆斯林人民的起义》、4卷本的《中国回族的新生活》、《西北省区回族的武装起义》,等等著作。50年代末,在中国的北京、银川、上海、西安、兰州、浙江、昆明和乌鲁木齐出现了几个研究东干学问题的工作中心。1978年以学者集体的名义在银川出版了《回族简史》,而白寿彝教授在北京著述了《回族古代中世纪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历史上的回族活动家》(第1卷),马坚教授在北京大学完成了属于阿拉伯语言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出版了汉-阿、阿-汉对照辞典。
在8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干学者继续从事资料的整理汇编,并出版了一系列属于回族地方史的论文。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创办后,有关东干族课题的研究工作被转移到那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干学学者现在为撰写多卷本的东干族历史汇编资料。
1983年10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东干学会议。会议详细制定了关于研究和出版中国东干人(回族)历史和文化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资料的规划大纲。
1985年11月在云南昆明市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东干学会议,该会议被看作是研究讨论关于《中国东干族史》问题的会议,来自全国24个省和自治区的200名东干学学者出席了会议。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出版社每年出版大量属于东干人(回族)的历史,民间文学(民俗)和民族学方面的大量资料。宁夏社科院开始着手同我们东干学司相互交流观点和科研作品,表示愿意给我们提供研究伊斯兰问题的专著。
在今吉尔吉斯科学院的芬兰语言和交际研究所及伏龙芝布赫姆斯基大学现已开始从事东干人语言知识问题的学习,特别是学习苏联东干人的语言书法。
今日的美国汉学,对中国的日常生活问题已开始注意研究起来,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已触及到东干学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已把东干学看作是中国的民族问题。
总之,世界汉学中从事东干人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东干族文化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要考察东干族的文化为什么能够独立和天然地发展起来的问题。
原载:《世界历史 》199502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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