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国，关于会馆史的研究，大体始于本世纪20年代。1925年5月， 郑鸿笙发表了《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1〕一文， 堪称会馆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他认为会馆、公所与一般社团不同，规定入会者须交纳会费和认捐一定数额的钱款，以作基金；又与营利性的经济团体不同，同乡团体的会产是专用于祭祀、享宴和慈善公益事业，因而它具有财产团体和公益团体的双重性质。实际上，作者所言的会馆公所是民国时期的会馆公所的情况，由中并不能让人了解会馆公所演变的全貌。三四十年代，有一批学者致力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象陶希圣、潘光旦等人关注家族问题一样，窦季良等人则更多地注重诸如会馆这类社会组织的研究。窦氏的《同乡组织之研究》〔2〕，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化、集体象征、 功能分析等方面对包含会馆在内的同乡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堪称会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里程碑。不过，因为作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四川地区的移民会馆，没有从整个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会馆问题，因而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到50年代，随着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会馆问题。在众多的论述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中，较多论者干脆把它比附欧洲资本主义前期的商业基尔特。把会馆在明清时期的较大发展看作是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前提。在早期，无论是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还是彭泽益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几乎都把会馆作为行会组织看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批史学工作者又不断拓展资料领域，并在整理碑刻及其它文献资料方面做了许多扎实的调查工作，关于会馆方面的几本资料集奠定了其后会馆史研究的资料基础，同时也规范了会馆研究者的思维，人们几乎都较多地着眼于会馆的经济意义而不及其它，这样，视野就被大大地限制了。如今，当我们重新翻检这几部资料集〔3〕时， 发现有许多为当时人们所忽视的字句实际上包含了更深刻的社会变迁意义。从50年代到80年代，会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4〕、 洪焕椿《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5〕、雷大受《漫谈北京的会馆》〔6〕、顾廷培《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7〕、贺海《北京的工商业会馆》〔8〕等。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把会馆视作工商业行会，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提供资料依据。胡如雷先生甚至认为：“明清之际，我国才真正形成了类似西方行会的工商业组织，或称会馆，或称公所，或称行，或称帮”〔9〕。他迳直把行会、会馆、公所、行、 帮都划上等号。汪士信认为明清商人会馆经历了从会馆到公所的过渡，它们是中国式的行会〔10〕。应该说，这些论点作为一个时代思想的表露实际上也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到1982年，吕作燮发表了《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11〕一文，成为对过去研究之片面性的一种反拨，实具振聋发聩之效。它启示人们重新思考会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团体的社会意义。1984年，作者又发表《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12〕一文，阐述了自己对会馆与公所的区别的认识，再次给人们以反思的激励。同时，作者还发表《南京会馆小志》〔13〕，在南京会馆资料征集方面做了过去为人们所忽略的工作。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赞同日本学者的西欧行会等于中国的“行”的看法，认为早期会馆与工商业毫无关联，这其中沿袭了何炳棣的看法并展开了充分的论证，对过去被认为是北京工商业会馆的会馆作了辨析，认为单就纯商业性会馆计算，总共是21所，占北京会馆总数的5％弱， 而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工商会馆，仅占北京会馆总数的2％强。从比例上看来， 北京工商业会馆只占少数，而具有行业性行会特点的工商业性会馆则更占少数，故“将北京的会馆或部分工商会馆与行会等同起来，是缺乏根据，特别将会馆与后来的同业公会等同起来，那就近乎荒谬的了”。作者又以苏州、汉口、上海作为代表分析了工商重镇的工商业会馆，认为见于这些城市的行业性会馆多属于地域性行帮组织，而在四川县乡镇出现的会馆则是移民会馆，“它们不可能是官僚建的，也不可能是商人建的，而只可能是由农民建的”。这种论断颇具新义。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列举了苏州会馆公所名称与分布，指出前者具有地域的特点、外来的特点、帮派的特点和松散联合的特点，会馆只能由乡绅、官僚或商人中的头面人物才能创建，而当公所与会馆相比，则显示出行业的特点、商业的特点和联合比较严密的特点。这一结论在其后引起争论，持否定态度的人发现，一者因为各地有各地自然情况的不同，再者两个概念经常无法区分的现象也确实多有存在。

    徐鼎新认为：上海的同乡团体含有一定程度的同业组合的因素，而同业团体中又形成若干地域帮口。开埠以后，上海同乡团体发生的分化和组合，反映了近代各商帮力量的消长，同业团体的变化则表现为新型行业团体的出现，其结构打破了狭隘的地域界限和旧有行业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乡谊联系和行会束缚。近代上海同业团体的近代化过程是缓慢的，到20世纪初，会馆、公所等传统组织少数演化为纯同乡团体，而大多数改组为同业公会（联合会）〔14〕。王笛对近代重庆城市社会组织的研究表明，重庆的会馆、同业行会和公所也体现了同乡与同业双重组合的结构特征。以会馆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设立是移民适应城市新环境的需要。会馆是同籍移民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既可以联络感情、沟通消息，又可以为他们解决许多实际困难，在与土著居民发生矛盾和摩擦时，还可以维护移民的利益。后来，会馆逐渐发展成在政治、宗教、社会等方面对整个城市都有相当影响的组织，会馆首领“八省首事”几乎参与了涉及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各项事务〔15〕。二者的研究都认为会馆与公所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近期以来，会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如刘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16〕、《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经济活动》〔17〕，陈连营《客商与清代河南农村经济》〔18〕、肖云玲《论明清会馆的宗族性、地缘性、官府性及其他》〔19〕、陈忠平《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20〕、蔡鸿生《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苏州清碑〈潮州会馆记〉释证及推论》〔21〕等论文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及会馆。再有林国平《福建科举会馆的兴衰嬗变及其原因》〔22〕、《明清两代北京闽中会馆的教育职能及其演变》〔23〕和乐正《城市结构功能的近代变迁》〔24〕值得一提。

    我们还见到过去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表明过自己对会馆的看法。早在50年代，傅衣凌就在《明清农村社会经济》〔25〕一书中讨论到江西瑞金的抗租会馆，反映了作者对明清社会诸多特殊现象早就有所关注，并做了较精当的概述。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中也提出了客商落籍后成为坐贾继而发起设立商人会馆的观点。再如段本洛、张福圻分析了苏州手工业会馆〔27〕。韩大成补足了几条明前中期的会馆资料〔28〕，这些都极有价值。再有李华、陈学文等对地方性商人的研究中亦多涉及会馆问题，他们较多地致力于收集资料，并时有灼见，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会馆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近年来，罗一星在《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29〕中就佛山会馆展开了论述，指出佛山会馆包括手工业会馆和商业会馆，手工业会馆中出现了东家行、西家行的分野，乡仕会馆的设立则表明会馆组织在明清佛山的社会整合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刘正刚在《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30〕中集中阐述了清代四川闽粤移民会馆的设置分布建筑规模和社会功能。还有严昌洪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31〕中也提出了自己对会馆公所的看法。他指出：会馆公所是封建时代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城市繁荣、人口流动量增加的产物，特别是经济领域里的变动为会馆、公所的建立既提出了需要，又提供了可能。不应以会馆或公所的名称来区分这类社会组织的性质，应该按各个组织的组建动机、人员构成、活动内容来确定其性质，它一般都具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项功能。延及近代，会馆传统的慈善事宜已降到次要地位，而研究商务、交流商情、提高商智、培养商才则成为会馆的重要职能。

    综而论之，大陆几十年的会馆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各地会馆资料的征集为今后的会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库。（二）会馆史的研究在工商业方面的表现有了较多的揭示，一般能在“会馆”与商帮、与行、与近代同业公会的区分上给人们以明确的印象。（三）一些学者把会馆组织放到整个社会中去进行研究的尝试也已见端绪。但是，关于会馆研究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1.不少学者或研究科举会馆，或研究工商会馆，或研究移民会馆，并把三者绝对化，只强调其间的不同，却少挖掘其内在深层的共性，而这对深入揭示明清社会的特质很有意义；2.不少论文或只囿于对一地的研究，而喜欢以偏概全，以至互成壁垒，这不利于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的形成，干扰了会馆史的深入探讨；3.较少有从文化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这也不利于揭示会馆这一社会现象的全貌，无法形成对明清社会总体的准确把握。

    在香港，全汉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32〕在论及明清时期时，就用会馆为标题，表明他的看法是，明清行会表现为会馆的形式，他具体论述了会馆发生的原因、会馆的范围、客帮与会馆的关系、会馆的组织、会馆的经费、会馆的事业等问题，让人们能产生关于明清会馆之形成、发展、维持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的大体认识，实质上作者提供给读者的主要也是工商会馆的情形。

    在台湾出版的周宗贤《血浓于水的会馆》〔33〕基本上反映了作者对会馆的总体认识，其中包括了会馆的由来、沿革、范围与种类、经费、组织、事业和台湾的会馆等内容，书中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在大量的彩色插图以及《台湾的会馆》一章中，由此证实了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普遍存在会馆这种社会组织的论断。陈连栋在《台湾的客家人》中提到“汀州会馆是汀州府籍客家人渡台落脚之地，为两殿、两廊、两护龙构成的四合院式建筑”〔34〕，从而支持了周宗贤的观点。再有许雪姬曾就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的中华会馆进行过研究〔35〕。这与东南亚以及欧美设置的华人会馆有交相汇映之处。

    关于海外华人会馆的研究也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吴华曾辑《新加坡华族会馆志》〔36〕三册，颜清煌曾著《新马华人社会史》〔37〕，还有东南亚各国专史也纷纷开辟“会馆”章节，再因为东南亚各国会馆因源在大陆但后起者多，他们纷纷出版会馆的纪念刊，这些都堪为海外华人会馆进一步研究的参考资料。

　　　　　　　　　　　　　　二

    在日本，颇具实证研究特色且深具功力的研究在会馆研究方面也有所反映。早在本世纪20年代，以仁井田升为首的一批日本汉学家致力于以实地调查为特色的关于中国社会特质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累累硕果。他们有关会馆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北京工商キ“ルト”资料集》〔38〕中，这套资料除收集大量的碑刻资料，还包括了编者们的实地访谈以及与文献资料相对照所作的考证与诠释，反映了他们对北京工商会馆的总体认识，这套资料的编辑出版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后日本的中国会馆史研究，参加这个班子的和田清、加藤繁、根岸佶、仁井田升、今崛诚二等分别结合自己的专长展开了对中国会馆史的研究。和田清的《关于会馆公所的起源》〔39〕一文就会馆的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作为会馆公所的先驱的商人组织在唐宋时代已经存在，其后加藤繁在《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40〕一文中则认为：相当于西欧行会的组织应是中国的“行”，而会馆则是明以后才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他指出：“考察会馆的由来时应该注意到的，就是会馆和坐贾客商的关系。完整地说来，所谓会馆，是明代嘉靖隆庆以后，集中在北京的各省官吏士子等按照他们的乡籍的差别而设置的憩息ｙàｎ＠⑴集的场所，似乎北京以及各省的商人会馆也是模仿这种性质的。……无论在北京，无论在各省，起初设立会馆的，大约是久住的客商，不久本地的商人也就模仿起来。”其后，加藤繁在《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41〕一文列举了9所商人会馆的经营情况， 他总结说“清代的北京会馆以及设立会馆的行的性质，有种种异同之处，决不是单一的，有的会馆作为一种组织的团结力量很弱，不过举行共同祭祀而已，多数的会馆内部团结相当巩固，必要时可以发挥相当的威力。会馆的成员大概是同乡人，也有少数不是如此，有单是坐贾的会馆，又有包括坐贾和客商的会馆，有的会馆既是联谊的团体，又是商业的团体，以前也有人认为会馆和公所有以联谊为主的和以营业上的协作为主的两种”，“商人会馆也许不能不看成是在明朝末年起开始创设的。”加藤氏的研究澄清了会馆与行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其它问题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重新研究的空间。根岸佶有《上海的行会》〔42〕和《中国的行会》〔43〕两书行世。大谷孝太郎则把对上海会馆的调查与研究写成《上海的同乡团体及同业团体》一文，认为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发展是愈后而乡土的结合愈凝固，它们之间壁垒森严，分割市场，很不利于资本的集积。仁井田升《中国的社会和行会》〔44〕是他关于会馆研究的集成之作，他认为：为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构造，一方面要理解家族、宗族、村落等各种集团，一方面要理解基尔特即商工业者的同行的结合，特别要把清代到现代为止的北京行会和西欧中世纪的行会加以对比。追究它的特质，这表明仁井田氏已把他的研究进一步向社会史方向拓展。和仁井田升一起在北京从事调查的今崛诚二也写了《行会史》〔45〕、《中国商工行会的素描——以内蒙古农村机构向行会过渡为中心》〔46〕、《河东盐业同业公会的研究》〔47〕、《中国行会商人的构造》〔48〕、《近代开封的商业公会——崩溃过程中的封建社会的形势》〔49〕、《中国的自耕农基尔特的构造——小商品生产阶段的历史作用》〔50〕。横山英《中国商工业劳动者的发展和作用——以明末的苏州为中心》〔51〕、幼方直吉《帮、同乡会、同业公会和它们的转化》〔52〕、泽峙坚造《北京市商会的同乡性》〔53〕、宫崎市定《明清时代的苏州和轻工业的发展》〔54〕、白山反正《中国行会和它的独占政策》〔55〕、增井经夫《会馆录数种》〔56〕也是有关会馆的论文。综观这一时期日本汉学界对会馆的研究，应该说是功绩卓著的。但是，或许是服务于日本文化优越论的论调，或许是因为较多地偏重于基尔特角度的研究，以至使他们还较多地看到表面的现象，无法对中国行、会馆的本质作更深入的开掘。

    由于会馆在明清以至近代中国的演变中是一个长期起作用的组织，特别是在关于中国社会近代化问题的探讨中，会馆这种基层社会组织到底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反复地引起众多学者的重新思考。在日本汉学界，象川胜守这类对明清社会经济史整体研究都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们都对会馆倾注了精力。川氏在《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57〕一书中认为：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基于商业的发达或社会都市化的基础之上，而且其背景正处于国家（省府州县市镇）的行政网及商人（会馆、公所、客商及牙行）的巧妙合作关系上。他还在《明清时代的北京、苏州、上海之广东会馆》〔58〕一文中提出商人会馆的设立是对士大夫会馆的一种模仿，但又是一种对抗，一种示威。商人们借用了士大夫用惯了的会馆这种组织形式纠集自己的力量形成团体，从而既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也力图用会馆的规约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不可否认的是，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终究是为人不齿的一群，他们仍需要借助于士大夫的庇护，即使是商人创建的为商人服务的会馆，也还得请士大夫撰写碑记，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后盾。作者认为，明末以后到清前期，广东人在北京、苏州、上海之会馆活动领先于其他各省商人，这是可以确定的。作者依据会馆来分析地域性商帮势力的强弱，其角度是比较新的。把会馆放在社会变迁中加以考察也表明作者视野的进一步拓展。寺田隆信近年来也较为关注会馆问题，他在《关于北京歙县会馆》〔59〕一文中对会馆与商业资本、会馆与科举制度等关系问题进行阐述，从歙县会馆看，其主要作用是服务于科举，提高本乡声誉与增强本乡实力，它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业资本的资助。在《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附天津估衣街的山西会馆》〔60〕一文中作者补充了他早年行世的《山西商人的研究》一书中关于商人会馆研究的缺憾，无疑他较重视商人在会馆中的作用以及会馆对商业发展的作用。从他们的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日本汉学界对中国会馆史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化。

　　　　　　　　　　　　　三

    在欧美，中国会馆史研究也已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如D·J·马克格温《作为商业贸易组织的中国基尔特或会所》〔61〕、H·B·马士《中国行会论》〔62〕、S·D·盖伯《关于北京的一项社会调查》〔63〕、J·S·伯吉斯《北京的行会》〔64〕等，他们较一致地把中国会馆与西方基尔特相等同，认为他们都属于工商业行会。

    费正清堪称美国的汉学权威，他认为：明清中国的商人会馆是商人们模仿官僚士大夫而建立起来的旨在联络同行业人士的一种互助组织。在中国，士子们有同年、同窗、师生等多重关系，可以互相援引，而商人们却缺乏这种组织，商人们模仿设立这种组织就在于通过相互间的帮助来提高保护自身的能力。上海的宁波会馆或是北京的广州会馆等商人组织，有时亦能权宜地提供在外士子膳宿之便。结果，同乡会馆大为增加，组成分子则多为同乡或是同行，但是，直到19世纪，这些自愿性的组织却很少注意到如何巩固商人的利益与力量，各行各业的行会与交易地点，依然是零散分布于各自的范围内〔65〕。

    曾经以人口史研究著称于世的何炳棣突破了过去一向仅把会馆视为行会的固有窠臼，把会馆分成试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三类，主要探讨了试馆形成的原因，他利用自己长期接触到的地方志资料、会馆志资料还有笔记小说资料对各类会馆的数量与分布作了统计，指出会馆在近代演变中地缘观念有日渐消融的趋势〔66〕。何氏的研究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启示了我国的史学工作者。

    随着欧美盛行的社会整体史研究热潮的到来，欧美汉学家中也涌现出一批致力于整体研究与细部研究的学者。他们多从细部着眼，以小见大，注重社会整体的相互关照，因而显得颇有说服力。其中，威廉·罗关于汉口的研究尤值得注意〔67〕。在他的书中，他分析了19世纪中国都市与西欧都市的共通性、商业中心与市民层的形成、汉口的都市自治、汉口商业活动、政府财政与商税的关系及清政府为此而采取的政策、都市社会的形成与商人地位的提高、汉口商业发展与地方官的相互依存关系、官僚对商业的投资、商人进入政界、汉口移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融通意识的产生、商人组织在汉口自治中的作用。他指出：“中国会馆兼有同乡、同业组合的双重特征”，故称作“复合结构”。另一名美籍学者尼依达也同样强调社团的商业方面，很多同乡会社团局限于从事某种特定商业行业的人（例如延邵会馆的成员限定从福建南平和邵武两个邻府来的纸商，而浙慈会馆限定从浙江宁波府、慈溪县来的裁缝），即他们有的在原籍已经在行业上专业化了，他们典型地按同籍组织在一起，原籍特征便不易消逝。美籍学者顾德曼通过对民初以来上海同乡组织的研究，提出会馆与同乡会都是一般同乡组织，民初以后同乡组织的发展说明了：1.在组织特征上，各界的层次区别逐渐明朗；2.新社团的形成意味着与旧式会馆的分道扬镳，但并非对立；3.各社团同乡圈按更小的地理单位划分，主要是因为移民人口的增长〔68〕。顾氏还以成立于30年代的上海浦东同乡会为例，提出同乡感情并不一定真有传统，“同乡概念只要有用就会存在”。同乡团体是上海市民心态和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行使了重要的半官方机构的职能，她还认为，30年代异常活跃的同乡组织显示出一种“民众意识”的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种“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萌芽与发展”〔69〕。新思潮新方法被应用到会馆研究中，已显示出会馆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向。受这种学风的影响，新加坡的吴振强在《厦门的兴起》中也指出：“在城市中，以神庙为中心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活动是地方社会组织的重要形式”，“许多本应由士绅承担的道德上和社会上的义务都由商人承担起来了，官府让商人承担这些义务，对商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勒索，而且也是一种荣誉，这种情况使商人得以与官府和士绅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他们的商务活动无疑是有利的”〔70〕，这也从社会管理角度对会馆的功能作了有新意的探讨。

    综观日本欧美关于中国会馆史的研究，应该说成绩是颇为显著的，日本学者多以扎实的史料考订见长，欧美学者则多以新理论新方法作为深化研究的辅助；日本学者注重会馆的经济意义，欧美学者注重会馆的社会管理意义。但总的看来，把会馆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专门作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的考察仍不见有，显然，在中国会馆史研究方面仍是大有可为的。

正文注释：
〔1〕《国闻周报》第2卷第19期。
〔2〕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1945年版。
〔3〕它们包括《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明清佛山碑刻文献资料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
〔5〕《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6〕《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7〕《中国财贸报》1981年5月16日。
〔8〕《北京日报》1981年11月27日。
〔9〕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271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10〕汪士信：《论明清时期的商人会馆》，《平准学刊》第3辑下册； 《我国手工业行会的产生、性质及其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2辑。
〔11〕《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2〕《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3〕《南京史志》1984年第5期。
〔14〕《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又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15〕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城市史研究》第1辑； 参见《近代重庆城市史》第六章。
〔16〕《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7〕《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8〕《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
〔19〕《江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20〕《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1〕《潮汕文化论丛》（初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2〕《福建论坛》1992年第1期。
〔23〕《教育评论》1991年第2期。
〔24〕《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25〕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57年版。
〔26〕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7〕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28〕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9〕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2年4月。
〔30〕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4月。
〔31〕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版。
〔32〕全汉ｓｈēｎｇ＠⑵：《中国行会制度史》。
〔33〕周宗贤：《血浓于水的会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印行。
〔34〕陈连栋：《台湾的客家人》，台原出版社版，第66页。
〔35〕许雪姬：《日据时期的台湾中华会馆》，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辑。
〔36〕南洋学会（South Seas Society P.O.Box209.Singapore）出版。
〔37〕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
〔38〕《北京工商キ“ルト”资料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39〕《会馆公所の起源ら就らて》，载《史学杂志》三十三卷十期。
〔40〕《唐宋时代の商人组合‘行’》，收于《白岛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41〕《支那经济史考证》，吴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初版。
〔42〕《支那キ“ルト”の研究》，（东京1949）。
〔43〕《上海のキ“ルト”》，（东京1951）。
〔44〕《中国の社会とキ“ルト”》，岩波书店版。
〔45〕《现代中国辞典》，1950年初版。
〔46〕《史学研究纪念论丛》，1950年版。
〔47〕《史学杂志》第55卷第9、10期，第56卷第1期。
〔48〕《近代中国的社会与经济》，1951年版。
〔49〕《东洋的社会》，1948年版。
〔50〕《社会经济史学》第18卷第1、2期。
〔51〕《历史学研究》第160号，1952年版。
〔52〕《近代中国社会与经济》，1951年版。
〔53〕《经济论丛》第52卷第5期。
〔54〕《东方学》第2辑。
〔55〕《北海道学艺大学〈学艺〉》第2卷第2期。
〔56〕《东亚问题》终刊号，1944年版。
〔57〕川胜守：《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
〔58〕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
〔59〕《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60〕《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
〔61〕D·J·Macgowan:Chinese Guilds or Chambers　of　Commence　andTrades Unions.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Society(1888—1889).
〔62〕H·B·Morse:The Guilds of China(1909).
〔63〕S·D·Gamble:Peking:A Social Survey(1921).
〔64〕J·S·Burgess:The Guilds of Peking.
〔65〕《剑桥中国史》，晚清篇（上）。
〔66〕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
〔67〕William T·Rowe: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Stanfor University Press1989.
〔68〕《新文化、旧风俗、同乡组织和五四运动》，见《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下）。
〔69〕《三十年代上海同乡会——兼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问题》，见《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下）。
〔70〕吴振强：《厦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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