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韩国自1950年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渐趋重视，出现了相当均衡的研究景象，取得了显著进步。截止到2000年，韩国已发表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和诖释本约有1500余种，其中唐诗研究的成果达700余种，约占整个成果的一半。但韩国人研究中国文学很有可能只停留在“模拟”阶段。

    关键词 唐诗通论 盛中唐诗 敦煌诗歌 韩国唐诗研究

    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一门很有研究价值的学问和充满希望的学术领域。据2001年《中语中文学》第28辑附录介绍，韩国有100多所大学设立了与中文有关的系、部，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约有600名，几十个系、部已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相关的研究也如火如荼。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像的。由于诗歌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文学研究的所有基础都是由诗歌研究组成的，因而韩国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超出其他体裁。韩国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所正规大学是京城帝大，该校学风是以清末章太炎为首的燕京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体制为基础而形成的。1945年以后在汉城大学，由京城大学毕业的崔昌圭、车相辕和留学台湾时掌握中国传统学风的车柱环、张基槿等学者选定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多将研究重点放在诗文上。我要再次强调，研究中国文学，都必须从诗歌研究入手，然后转到其他体裁。

    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韩国已发表的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和注释本约有1500余种，其中唐诗研究成果达700余种，约占整个成果的一半，其中也包括译注资料在内。本文对韩国研究唐诗情况的评述，分为初、盛、中、晚等四个时期和敦煌诗歌，对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另设小项介绍。

    韩国学界对隋唐五代诗歌的研究无沦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其他时期。据研究目录可以发现，在中年以上的中文学者中，很多人不管自己研究方向是什么，都写了不少有关唐诗的文章。70年代以后，专业分工日益加快，但在学者中间形成专业分工的气氛之前，上述现象更为明显。诗歌是文学各领域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现象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实是，真正的唐诗研究学者寥寥无几。现在，专心研究唐诗并能指导有志青年，发挥其影响力的学者究竟有多少呢？在500多名教授中，能选出像样的前十名学者吗？即便把条件稍放宽一点，也只有车柱环、张基槿、金学主、李炳汉、李锡浩、崔完植、许世旭、金哲洙、金在乘、池荣在、李章佑、李东乡、柳晟俊、宋天镐、金乙洙、李锺振、李鸿镇数人，另外还有汉文学者李丙畴、赵锺业、孙八洲、南润秀等。以上学者皆能从不同角度以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指导唐诗研究，年龄都在50岁以上。但纯唐诗研究的学者人数可能更少，有不少人只写了一两篇片断性文章而已。这是韩国至今还没有成立“唐代文学会”或“唐诗研究会”的原因之一，这种现状阻碍着国际学术活动的顺利进行。1996年第八届西安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有120多名外国学者；1999年李白学会浙江新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100多名学者，而韩国学者只有笔者一人，这令人百感交集。除了上述学者之外，年龄在50岁上下的学者有河云清、郭利夫、李浚植、金性心、李宇正、李京奎、金泰凤，黄瑄周、李治沫、安炳国、俞圣浚、金成文、俞炳礼、高八美、李永朱、金盛坤、李南容等．他们将主导唐诗研究的未来。因此，唐诗研究仍将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核心。

　　1.唐诗通论研究

    韩国的唐诗译注本要比其他译注本多，约60多种。其中最早的为任昌淳的《唐诗精解》(1956)，而金达镇的《唐诗全书》(1987)译注最丰富，共收录220多名诗人的800首诗，很有参考价值。最近文以斋出版社2001年所刊《中国诗人丛书，唐代篇》12册则面向大众读者，意义更为突出。

    对唐诗的时代划分，韩国学界至今众说纷纭。其中值得重视的有池荣在的《在中国文学史时代划分中晚唐文学所占的地位》(1977)和洪寅杓的《唐代文学的时代区分问题》(1989)等。前者指出仅据时代变迁把文学特征的差异整齐划一的矛盾，后者则富有逻辑性地对高＠①的划分法提出异议，努力减少唐诗研究的重复性和分类错误。关于诗歌形式与修辞问题的成果有徐镜普《近体诗形式考》(1959)、柳晟俊《唐代古风格律考》(1977)、尹正铉《宫体诗小考》(1980)、李宇正《唐近体诗构词研究》(1983)、俞炳礼《元和体考》(1985)、柳晟俊《唐绝句诸炼法》(1988)、金胜心《唐太宗与唐诗发展》(1997)、金学主《元和体诗之文学史上的意义》(1997)、李东乡《唐诗之修辞研究》(1997)等。这些都是从理解诗歌内容的角度撰写的论文，并没有提出对已有格律的新见解。另外还有根据主题分类的社会诗、自然诗、山水田园诗等方面的概述性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金胜心《盛唐山水田园诗研究》（台湾师大博士论文，1987）、黄善在《李白诗的现实反映研究》(1977)、金盛坤《杜甫之干谒诗试析》(1995)、崔庚镇《高岑边塞诗比较研究》（延世大学博士论文，1995）、宋幸根《李贺讽谕诗之现实认识》、裴旦尼尔《储光羲山水田园诗考》(1997)、吴允淑《韦刘自然诗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1998）等。这些文章对诗人作了概论性的评论，其中，黄善在的论文大胆摆脱了已往李白研究的框框，客观地论证了自己的否定观点；另外还有关于作家作品论方面的论文，如金在乘研究新乐府的论文《唐代新乐府研究小考》(1982)、金银雅《盛唐乐府诗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87）等，都很值得参考。

    韩国已出版了收录个人在某个领域内所有研究成果的论丛，这突出地证明了研究领域分工与专业化的重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车柱环的《中国词文学论考》(1982)，该集收录的十多篇论文都提出了对词研究的独创性观点，为年轻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此外，柳晟俊的《中国唐诗研究》(1994)和《唐诗论考》（1994年在中国出版）、《初唐诗与盛唐诗研究》(2001)及《唐代后期诗研究》(2001)等收录了作者有关唐诗研究的所有论文，这些论文分为唐诗通论、作家作品论、罗唐诗比较等几大类，对吴中四士、文章四友、王梵志、薛能、萧颖士、陆贽、李嘉佑、韩泓、皇甫湜、戴叔伦、卢纶、戎昱、张祜、罗隐等不少诗人作了尝试性探论，反映了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在韩国尚无一本唐诗概论书籍的情况下，安炳国编著的《唐诗概论》(1996)是一本帮助读者理解唐诗诗调、系统地欣赏诗人作品的入门书，这将对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很有参考价值。

　　2.初唐诗研究

    《全唐诗》收录诗人多达2200多名，诗49000首，其中主要研究对象不过几十人。刘开扬《唐诗通论》指出：初唐诗文集共152家，其中著名诗人不过20人，成就较大的仅有12人。韩国学者对初唐诗的研究数量分别为：王绩3篇、上官仪2篇、初唐四杰13篇、陈子昂14篇、李峤2篇、崔融4篇、苏味道5篇、张九龄4篇、寒山10篇、吴中四士2篇。可见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当有限，宋之问、沈佺期、张说等重要人物尚有待讨论。因初唐诗正好处在齐梁和反齐梁之风并存的过渡期，外国学者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遂受到一定限制。整体而言，初唐诗研究往往比晚唐诗更受忽视，已有的研究只局限在陈子昂、初唐四杰（以王勃和卢照邻为主）、寒山等极少数诗人。对陈子昂、初唐四杰、寒山等人分别由金泰凤、安炳国、朴锡发表了硕、博士论文，对崔融等文章四友和吴中四士由柳晟俊做了基础研究，确实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最近安炳国发表了《初唐四杰诗的几个问题》(1995)和《骆宾王生卒年小考》(1995)两篇论文，其观点已引起了关注。这些人成为韩国的初唐诗专家，可以期待他们在宋之问等研究中取得更广泛的成果。现在，中年学者已经认识到，用权宜之计是无法取得预期成果的，我们期待有能力的初唐诗专家的出现。学者们必须深入探讨诗歌和宗教思想的关系，从多种角度找出初唐诗盛行的客观根据，排除初唐诗在整个唐诗研究中相对滞后的现状。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研究初唐诗应同时熟悉齐梁诗前后的诗歌脉络，也许因为初唐诗难以理解，至今对它的评价过低。

　　3.盛唐诗研究

    韩国的盛唐诗研究有自己的特点，韩国对盛唐诗人及其作品的总体研究数量为：孟浩然25篇、李白61篇、王维45篇、杜甫105篇、高适与岑参15篇、韦应物8篇、王昌龄5篇，说明韩国的盛唐诗研究仅局限于极少数诗人。许文雨在其《唐诗集解》中将盛唐诗人分为李白派、杜甫派、王维派等，主要研究对象仍是李白、杜甫、王维三人。所以仍须扩大研究对象，对崔颢、储光羲、祖咏、王之涣、常建、綦毋潜、钱起等人的诗作也要进行尝试性研究。

    (1)李白研究。韩国的李白诗译本的出版晚于杜诗韩译本，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基槿《李白诗传》(1972)和许世旭《李白》(1987)。论文有许世旭的《李杜诗比较研究》(1963)和李锡浩的《李白诗研究》(1981)，前者从比较角度考论李诗，后者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李白诗以道教为基本思想的风格特征，进一步提高了国内的李白诗研究水平。相关的博士论文如郭利夫《李白诗思想性研究》(1994)、陈玉卿《李白新乐府》(1998)及黄善在关于乐府诗的研究，从整体上对李白诗进行了深层次的周密研究，不失为几篇高档次的论文。另外有关与杜甫比较的成果有车柱环《李杜元白诗说》(1974)、柳晟俊《李杜诗诗语构法一考》(1987)等20多篇论文。这些论文侧重比较作品的思想背景和写实与浪漫等问题。由于李白诗的韩文谚解本至今尚未问世，无法与杜诗谚解本及其研究进行比较（注：笔者最近出刊《韩国汉诗与唐诗之比较》一书（青思想社2002年3月），内容包括李白诗韩译谚解本研究。）。

    (2)杜甫研究。杜甫研究不仅与诗歌研究有关，而且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关系密切，只有摈弃片段性追随研究的作法，根据自己独到的观点把杜诗同韩国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韩国自张基槿在汉城大学完成硕士论文《生活诗人杜甫的本领》（1954年）之后，杜甫诗成为韩国研究中国诗歌的主要对象之一。此后，车相辕、车柱环、张基槿、李丙畴、许世旭、李炳汉等早期的中文学者都各自进行了专题研究。从1980年后，殷富基、洪寅杓、李章佑、柳晟俊、南润秀、金龙云、元锺礼、徐凤城、黄瑄周、李英朱、金盛坤等学者掀起研究高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矢志不渝地研究杜甫的学者毕竟不多，我们希望黄瑄周、李永朱、金盛坤、高真雅等年轻学者在专业意识上能有根本的转变。最近较重要的论著还有李永朱《杜诗之空间观与时间》(1995)与《杜甫初期诗之心理的葛藤》、元锺礼《杜甫诗上纹与力的美学》(1996)、高真雅《宋代杜诗学研究》(2001)等。另外，李丙畴、金在昊、孙八洲等人的杜诗与韩国汉诗关系研究（包括谚解本研究)，说明韩国文学界也有义务参加杜诗研究。

    (3)王维研究。王维诗的选译本有李炳汉的《王维诗选》(1976)和朴三洙的《王维和他的诗》(1993)。研究著作有柳晟俊在台湾出版的《王维诗研究》(1987)。研究王维诗必须具备绘画理论、禅宗思想以及古乐谱等相关基础知识。将绘画技法（皴法）中色彩和构图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上，是王维诗的一大特征。从韩国的角度看，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笔者继硕士论文《王维诗考》(1968)和博士论文《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1978)之后，又有《王维之田园山水诗考》(1980)、《王维生平与道佛之关系考》(1994)等20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唐诗研究》（国学资料院，1994）、《唐诗论考》（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王维诗比较研究》（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等书刊上，尝试将诗歌与音乐、绘画、佛教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另外，金在乘对王维辋川绝句进行了理论分析，金胜心在硕士论文《王维诗研究》(1980)和博士论文《盛唐山水田园诗之研究》(1987)中主要探讨了王维诗。同时在已发表的许多文章中论述丁王诗与自然浪漫性的关系，金亿洙发表博土论文《王维研究——宗教，艺术与自然之融合》(1985)等10多篇文章，观察到了王维生平和作品的结合点。朴三洙在发表博士论文《王维诗研究》(1994)前后也发表了译著和论文，对王维的470多首诗从单纯的诗作研究转到诗、文并重的研究方向，得出了更正确的结论，克服了以往诗歌研究的局限性，其韩译也相当准确。

    (4)孟浩然及其他研究。在这方面，宋天镐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他对孟浩然的生平、交游、山水田园诗及王孟的比较研究等方面作了史无前例的剖析，没有留下多少新的研究余地。其博士论文《孟浩然诗研究》(1990)透彻地分析了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说明了孟浩然是怎样起到初唐与盛唐的桥梁作用的。李南容也倾力从事孟浩然诗研究，其博士论文（汉城大学1996）方法独特，超过了既往论调。此外，殷茂一、朴秉善的论文也值得参考。由于某一学者的集中研究，有些文学领域往往成为国内外的研究、评价对象，唐诗就是突出的事例，其中包括对孟浩然、王维、韩愈、柳宗元、初唐四杰、白居易等人的研究。

    在盛唐诗人中，还有对高适、岑参的研究论文《岑参诗特性考》(1981)和崔庚镇最近的博士论文《高岑边塞诗比较研究》(1995)等，后者将会成为大有作为的唐诗学者。另外，研究韦应物诗的有金竖洙的《韦应物拟古诗研究》(1987)和裴旦尼尔博士论文《韦应物诗研究》（韩国外大1996），后者在整体上分析了400多首韦诗，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力作，对今后国内外的韦诗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4.中唐诗研究

    韩国的中唐诗研究主要以古文运动系列的韩愈、柳宗元和推动新乐府发展的写实派诗人白居易以及象征派诗人李贺为主。其中，李章佑、高八美的韩愈研究、洪寅杓、吴洙亨的柳宗元研究、金在乘、俞炳礼的白居易研究、俞圣浚的刘禹锡研究、李东乡、河运清，宋幸根的李贺研究、金时俊、柳晟俊的权德舆、大历才子研究皆很有影响。与初、盛唐诗研究相比，中唐诗的研究风格多样，体系完整，水平很高，已取得如下成果：贾孟8篇、大历十才子11篇、张籍7篇、刘禹锡14篇、李贺31篇、白居易61篇、柳宗元42篇、韩愈65篇。上述成果中，李章佑的韩愈诗研究和洪寅杓的柳宗元研究在韩国唐诗研究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整个文学界做出了很大贡献。李章佑是持之以恒的韩愈研究专家，他分别在汉城大学和台湾大学完成了两篇硕士论文《韩退之散文研究》(1965)、《韩昌黎文体研究》(1968)，还撰写了博士论文《韩愈的古诗用韵》(1981)。他一直整理研究有关韩愈的资料，在《中国语文学》上对《续唐诗话》”韩愈条”作十二次译注，以《韩愈诗的故事》公开出版(1988)，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基本功底为学界同仁做出了榜样。他以大邱为据点组织岭南学派，培养出一大批诗学研究弟子，使该学派在韩国中文学界成为一支和汉城学派一样最为活跃的研究队伍。

    柳宗元诗研究以洪寅杓较为突出，他分别以《柳宗元研究》(1968)、《柳河东诗研究》(1981)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由此对诗歌、赋和散文做了潜心研究，成绩卓著。可惜他于1994年早逝，无疑是唐诗研究界的一大损失。

    在白居易研究方面，继金龙燮首次发表《白乐天研究》(1957)后，金在乘、俞炳礼等人也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金、俞两人的博士论文都以白乐天研究为主题，又以白乐天研究专家的身份从事研究活动，委实令人欣慰。白居易诗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题目，首先应从高质量的译注入手，进行有组织的选题和研究，以保障涌现出一大批继承先师传统的研究人员。笔者多年来一直重视扩大对唐代诗人的研究范围、整理唐诗资料等问题，对钱起、李嘉祐、卢纶、李益、薛能、戎昱、陆贽、皇甫湜、韩hong、李颀等人的作品进行了初步探讨，2002年3月出刊了《唐代大历才子诗研究》。另外青年学者对李贺、柳宗元的研究热情高涨，有望取得丰硕成果。

　　5.晚唐诗研究

    晚唐诗在韩国更受重视，研究水平也更高，但研究对象只有杜牧和李商隐。在诗论方面，也仅限于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的概述。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只从唯美主义角度观察晚唐诗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热情还没有波及到以芳林十哲和三罗为主的古淡派现实主义风格。重要的是，韩国的汉文学鼻祖崔致远、宾贡才子同顾云、三罗、芳林十哲的交游值得探讨（注： 参见拙著《韩国汉诗与唐诗之比较》第1编（青思想社2002年3月），原书为韩国文化部2002年8月初选定的2002年优秀学术图书之一。）。

    韩国的杜牧诗研究，最早的论文有赵锺业《杜牧七言绝句初探》(1977)、李鸿镇《杜牧诗考》(1979)及笔者的《杜牧诗的忧国豪健风》(1980)等。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曾把杜牧描述成”色情诗人”，而这些论文着重分析了杜牧忧国忧民的特征。吴洙亨的论文《杜牧研究》和徐锡国在台湾完成的硕士论文，也客观地论述了杜牧。金成文的博士论文《杜牧诗研究》(1993)则对杜牧的400余首诗作进行了整体的分析和整理。

    1970年后，在李商隐研究方面，笔者和李章佑分别发表了《李商隐诗风考》(1976)和《李商隐诗研究》(1978)。河运清和张南姬则以李商隐研究作为硕士、博士论文题目，进行着正规的研究和整理。河氏的博土论文《李商隐诗研究》(1985)已公开出版，并广泛被人引用；他还发表了《李商隐南游行迹考》(1995)一文，对李商隐的生年作出了考证。张南姬一直以无题诗、《锦瑟》诗的用事及政治性作为研究对象。

    韩国的司空图研究主要侧重于《诗品》，已发表的成果有车柱环的《司空图及其诗观》(1965)等十多篇论文。彭铁浩撰写了有关《二十四诗品》的硕士论文(1985)，并开始专门研究《文心雕龙》等文艺理论。但司空图的诗论是以他的诗为根据的，因此相关研究必须首先考察他的诗歌。

    目前，诗歌研究局限于杜李二人的作品，对其他诗人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留下200多首诗以上的其他诗人，中国大陆正在展开有相当规模的研究工作，1996年在西安召开的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共有120多篇论文，包括聂夷中等人的30多篇新主题论文。韩国也出现了一些新论文，如崔宗植的薜涛研究(1970)、笔者的罗隐研究(1984)、许浑研究(1985)、张祜研究(1987)、皮日休研究(1988)等。

　　6.敦煌诗研究

    韩国虽有“敦煌学会”机构，但对敦煌诗的研究尚未成形。继车柱环《云谣集研究》(1982)之后，李秀雄出版了《西域诗选》(1986)。权宁学的《敦煌写本叶净能诗研究》(1985)则开辟了敦煌诗研究的新思路。但敦煌诗中属于唐诗的有王梵志诗390多首（项楚《王梵志诗校注》）、韦庄《秦妇吟》、李翔《涉道诗》28首、《马云奇》13首、《敦煌二十咏》及残诗59首（据王重民《补全唐诗》）等。李鸿镇曾译注《秦妇吟》。关于王梵志，继大陆张锡厚注本(1983)、项楚注本(1991年)、台湾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1988)之后，韩国也发表了笔者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及其伦理意识考》(1993)等五篇论文，李愚镛的硕士论文(1996)和博士论文也即将问世。

    在唐五代敦煌民歌研究方面，笔者曾在《中国学报》1979年第20辑上发表文章，论述其产生与结构问题，随后也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文章，然至今未见像样的论文。这是因为民歌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不够完善，而且国外也不太重视的缘故。金贤珠在台湾师大时以《唐五代敦煌民歌之研究》(1993)获得博士学位，该文细致地分析了敦煌民歌的范围、资料来源、内容和形式及其与乐舞的关系等，特别是把乐舞的乐谱运用于民歌研究，使民歌研究有了新的转机。

    综上所述，韩国的中国诗歌研究成果多达1500多篇，唐诗研究占一半以上，值得肯定的是，尽管韩国的中文学研究人员数量不多，年龄不大，但研究成果却相当丰富，其中70%以上产生于1980年以后。研究主题更加广泛，形式日趋完备，研究方向已经形成多样化，诗歌研究水平高于其他领域。研究范围也向唐代前后扩展，已经下延至宋明清三代。很多学者已开始重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但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主要体现在：(1)引用诗文的韩译不够准确，误译不少，急需提高读解水平，以保证成果的可信度。另外还需提高对注释重要性的认识。(2)古典诗歌研究人员的比例正在减少，优秀人材流向语言及现代文学等领域，希望能涌现出大批专门研究某种主题或某一作家的专业研究人员。(3)忽视诗话、散文、小说等方面的传统理论，往往倾倒于美学等西方文艺理论。(4)应提高人们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的意识，保持以韩国汉文学为主的研究态度。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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