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女真学研究涉及女真考古、历史、文化、族源、语言等诸多方面，有历时时间长、研究范围广、研究领域宽、阶段性成果多的特点。

　　自17世纪以来，俄国人就开始注意到了阿穆尔流域的女真文化遗存。18世纪初，俄罗斯中国学兴起，И·比丘林、В·瓦西里耶夫等很多学者大量转译中国文献，其中包括女真史料 。19世纪中期起,俄国学术界对含有女真历史文化遗存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进行了多次学术考察，并形成研究成果。其中А·Ф·米登多夫的《西伯利亚北部与东部游记》（1878年），Р·К·马克的《阿穆尔河游记》（1895年），А·Я·古罗夫的《阿穆尔考古学》(1907年)、《阿穆尔河中游的史前遗存》(1910年)、Л·И·什连克的《论阿穆尔边疆区的异族人》（1899年），И·А·洛帕京的《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松花江的果尔特人》（1922年）等对研究女真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30年代以前，尽管许多学者对女真历史与文化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查与研究，但他们对相关的考古学资料、文献史料、民族学资料和语言学资料的掌握还相差很远。在考古方面，还没有形成科学的考察体系。学者一般认为，苏联对女真文化的专业化考察，基本上是在1935年以后。

　　以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为首的苏联科学院民族、人类与考古学研究所考古勘察队对远东地区、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专业化、系统化的调查与发掘，对阿穆尔边区和滨海边区的古代史与中世纪史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撰写并发表了《1957年远东的考古调查》(1958年)、《滨海边区的遥远过去》(1959年)等著作。他与В·Е·麦德维杰夫合写了《博朗湖畔的古代墓地——阿穆尔河下游的女真文化遗存》（1970年），与А·П·杰列维扬科又合撰了《滨海边区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遥远过去》(1973年)。

　　В·Е·麦德维杰夫是继奥克拉德尼科夫之后女真研究的代表人物。1970年代以来，他在黑龙江主流沿岸的许多地方都收集到了属于女真文化的资料。1977年，发表《阿穆尔河沿岸的女真文化(10至11世纪)》一书，这是苏联专门记述黑龙江沿岸女真文化遗存的第一部大部头著作。1982年，又发表了《乌苏里岛的中世纪遗存》，是苏联学术界第二部专门论述女真文化遗存考察史方面的著作。1986年，他的著作《第1千纪末——第2千纪初的阿穆尔河沿岸女真人的时代》，为研究女真人的历史和文化再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书根据考古资料谈到女真人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改造。

　　Э·В·沙弗库诺夫也是30年代以来苏联女真学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学者。他带领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对女真人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多年来在滨海边区发掘了一系列中世纪遗存，得到了一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大金帝国物质文化特点的资料。他撰有《女真人的宝鉴》(l960年)；《女真小字的释读问题》(1963年)；《滨海边区的女真文化(据1960—1965年考古发掘资料)》(1967年)；《女真人住宅综述(据1963—1966年考古调查资料)》（1973年)等。1985年，Э·В·沙弗库诺夫发表了他的女真学专著《女真兀的改部文化与远东通古斯语民族的起源问题》（1990年），论述了远东通古斯语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详细分析了女真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远东古代民族的历史和国家体制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

　　这一时期，М·В·沃罗比约夫也先后发表了《金朝建国前女真人的经济和日常生活》(1965年)；《女真人的宗教信仰》(1966年)；《中世纪民族共同体(据女真人民族起源资料)》(1967年)；《作为民族学资料的女真词汇》（1968年）等。其中《女真人与金国》（1975年）一书研究了女真史的各个方面,从女真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一直谈到金帝国的建立及其灭亡前的各种活动，探讨了女真人文化、民族和家庭的起源与面貌，并研究了这种文化在金代的发展情况及其后来的命运。在1983年莫斯科出版的《10世纪——1234年的女真人文化与金国》一书中关于女真人文化的研究又对上本书加以详尽地补充，指出女真人的社会是父权氏族制度，出现了财产和社会分化的倾向，同时论述了女真族的婚姻制度。他认为：“女真人的文化和人种，在此之前可能与汉族有过数世纪密切接触，是所有文化和人种中最稳定和积极的。不管怎样说，正是女真人首先在东亚奠定了文化移入和同化的政策。”

　　此外，В·Е·拉里切夫发表了《女真史(十一至十二世纪)》（1964年）；《(女真人的)金国》(1968年)；《东部异族地区游记》（1973年)等；Е·И·克恰诺夫发表了《关于十二世纪女真人、蒙古人和塔塔儿人的历史资料》(1960年)；《十一世纪的女真人》(1966年)；《女真人的早期国家制度问题》(1968年)等；В·Д·列尼科夫发表了《十一至十二世纪女真人金属生产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971年)；《十二世纪女真人的金属冶炼和金属加工》(1974年)等。С·Н·冈察洛夫1986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中国中世纪外交：金国与宋朝的关系(1127—1142年)》，指出女真人对宋朝的胜利“在他们国家存在的早期阶段就已经有了基础，而其侵略性在于年轻的、发展壮大的民族力量，就其本质来说也是要求扩张的”。而一旦女

　　真人建立了国家，步入封建主义，其内部矛盾也愈演愈烈，“注定了在以后的各个时期金人的进攻能力的逐渐减弱。”А·И·克鲁沙诺夫1989年主编出版了《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其中有关靺鞨、渤海、女真的考古资料补充了我国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另一位

　　颇为引人注目的俄罗斯学者涅斯杰罗夫1998年在新西伯利亚发表了《早期中世纪时代阿穆尔河流域的民族》，探讨了公元1千纪黑龙江流域、中国东北和滨海边区的居民状况，依据中国史料复原了当时黑龙江流域的地理名称和民族分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女真研究学者对五国部的地理位置及其物质文化、波克罗夫卡文化（或者阿穆尔女真文化）的名称、起源与族属等问题依然存在争议。1996年初，学界获得了黑龙江流域公元1千纪考古文化遗存的36项碳14断代成果。这些颇有分量的学术资料对研究一系列考古遗存的年代关系，对进一步解决黑龙江流域民族史上的一系列未尽问题和争议问题创造了条件。

　　20世纪末期，由于经济原因的限制，俄罗斯女真学研究在考古领域很难在大规模和整体性上更进一步，一些俄罗斯学者走向了与日本、韩国学者合作的道路。

原载：《光明日报》 2009-08-10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45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