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中国热潮之表现

20世纪40、50年代之前，世界上开展中国研究的数量仅仅局限于德、英、法、俄、美、日等少数几个国家。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上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在从事中国研究。 冰岛、阿根廷、秘鲁、西班牙等国都开始了中国研究和教学。

一些曾以研究中国古典时代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开始增设专门研究现当代中国问题的机构。20世纪80年代，英国先后成立一批以研究现当代中国问题为主的机构，其中英国社会家中国研究小组（1981）、中国法律学会（1983）、加的夫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85）、中国研究小组和曼彻斯特商业学校中国研究组（1986）等。 在法国，巴黎地区先后成立的新机构有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心、汉学综合研究所、东亚语言研究所等。其他地方建立的现代中国研究为主的机构还有如尼斯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等。日本也如此，1986年成立有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7年日本爱知大学设立现代中国学部等。一些以前从没有开展过中国研究的国家，现在也纷纷设立研究机构。如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1986），阿利坎特大学成立东方研究中心（1991），加泰鲁尼亚大学设立亚洲研究项目（1993）。阿根的萨尔瓦多学院则成立了东方研究院。秘鲁的天主教大学也在此间设立有东方研究中心等。据有关学者统计，到90年代初，世界上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如果把军政界、企业界的相关研究机构都包括在内，估计不会少于一千个，其中公开出版过中国研究著作的机构亦至少500个。

根据1978年出版的《日本全国大学职员录》，1977年日本全国430余所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中，从事中国文史哲方面教学的讲师以上的研究专家共计1322人，分别开设近2500门中国问题研究课程。加上各大学的名誉教授，各短期大学中任教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各有关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专任研究员，这一队伍至少要在3000－3500人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人数又有增加，特别是涌现了一批中青年研究者 。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人数甚至可以双手就可以计算过来。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仅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就超过1700名，研究中国文学有700多人。 在韩国，从事中国研究的队伍也蔚为可观。以中国史队伍为例，150多所4年制大学中，每所大学至少有2－3名教授从事中国史研究，这样全国至少有300－450名中国史教授在从事中国历史教学。加上比教授人数更多的讲师、研究生等，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000名学者在从事中国史研究。 有学者认为，当今海外在政府机构、大专院校、学会、协会、社团等公私研究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中从事中国研究，以及退休后仍继续从事中国研究的专家（水平相当于西方助理教授或高级讲师、独联体副博士以上者），总数不少于1万人。 这支从事中国研究的队伍，每年还以数百名中国研究硕士和上百名中国研究博士的规模在扩充。

随着对中国的全方位关注，介绍和研究中国的著述也明显增多。据1988年的不完全统计，1983年以后在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研究类图书多达626种。又有人称，自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出版的研究中国的著作至少应在2000种以上。 据马汉茂教授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每年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达400来本，近来增加到600本。乌特•石勒出版社出版的《德文东亚书籍供货目录》（1989）中，收录有德国近500家东亚书籍出版社的图书目录，其中中国图书约1470多种；其1990年出版的第二册，收书3000多种，中国图书占三分之二。 在日本，有关中国的研究著述也数量庞大。据《近代中国关系文献目录》（1980）所收集的著作论文目录统计：1945年至1978年，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成果中，有2000多位作者的21.1万余种著作和论文。而80年代到90年代新发表的著作和论文，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在澳大利亚，1983年至1987年，与中国有关的研究生论文为63篇，而1989年至1996年期间，猛增到267篇。 在韩国，1990年到1997年2月，关于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有240篇左右，如果再加上其他相关论文，总数估计在千篇以上。

与此同时，有关中国研究的学术活动日趋活跃。各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会议、专题研讨会、座谈会很多。2001年至2002年，俄罗斯各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类学术会议就十分活跃，如“中国社会与国家”国际学术会议（2001年2月）、“俄罗斯――中国――印度与全球化的挑战和三边合作的前景”国际科学会议（2001年9月）、“中国改革时期的国内政治进程”科学大会（2002年11月）等。韩国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团体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也颇多， 如“中国都市构造与社会变化”国际学术会议（2001年2月）、 “儒家文化与东亚文明”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 “中国史中的国家与社会”学术会议（2002年9月）等。荷兰召开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会议有：“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欧洲研讨会（2001年1月）、 “中国的隐私概念”研讨会（2001年5月）、 “中国在荷兰”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 “中国基督教的构成”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6月）等。其他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还有如意大利拿波里东方大学研究所亚洲研究系的“中国情感与史料分析”国际研讨会（2001年5月）、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近代中国史学与历史思考” 研讨会（2001年5月）、捷克查理士大学的“理解中国诗学”研讨会（2001年9月）、法国巴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的“中国的财富与劳力：迈向现在发展的捷径”国际研讨会（2001年9月）等。

这一时期，各国还掀起了学习汉语和中国问题的热潮。在俄罗斯，以往汉语学习只是集中在俄罗斯欧洲部分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心城市，如莫斯科、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赤塔等地，如今除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学院、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学校，一大批城市的外国语学院、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学院都设有汉语部。各种汉语学习班也广为兴办。 在德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汉学为专业的大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慕尼黑大学、汉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波鸿大学一直有300－500人攻读汉学专业，整个德国约有30个大学设立汉学专业，每个专业至少100个学生。据1989年的统计，在德国，以汉学为主修专业的学生约6000人左右。 美国开设汉语专业课程的大专院校，1970年为130所，20世纪90年代增加到486所，进修学生人数超过1．7万人。 在澳大利亚，有500多所中小学校开设中文课程，学生人数达8万。 在韩国，高中毕业生选择中国语中文学科、中国语中国学学科、中国语教育学科的人数逐年增加，报考中国哲学方向、东洋史学（主要用中文修中国史）、中国经济等方向的研究生成为热门 。在荷兰，1986年2月起，电视台协会开设6周中文课节目，收听人数达万名以上。 在意大利，有20所高等学校教授汉语，其中13所设置汉语专业、开设汉语课程 。在印度，开设中文课程的高等院校已有10所。

国外中国研究热潮之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的研究和汉语教学迅速升温，成为当世界引人注目的“显学”。中国研究何以如此受关注，“中国热”何以形成？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1979年―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比同期世界经济增长快约7个百分点，到1999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七位。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也开始显著变化，并且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和各种交流活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全世界投以热切关注的目光。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克林曾言：“经济因素是澳大利亚应当了解中国的主要原因所在。众所周知，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而中国是这一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主体……这种增长的势头将持续下去” 。日本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代田智明称，“中国所实行的改革开放……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使之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急剧发展变化的中国之现在与未来，对21世纪的亚洲及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何客观、科学地把握中国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日本的当务之急。” 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古多什尼科夫、斯捷潘诺娃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尤其是90年代末期，俄罗斯中国学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以为，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首先是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它们由于经济的长足进步引起了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越来越大的兴趣。”

其二，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魅力。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之一。对于西方学者而言，完全异于他们本土文明的中国文明，拥有太多奇异特征。例如悠久的历史、独特的书写方式、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思想体系和宗教信仰、不可思议的历史延续性及社会再生机制等等。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使得自18、19世纪以来众多西方学者着迷，涌现一批痴迷于中华文化的研究者。一代一代汉学家的感言在不断制造美妙而神秘的中国神话，吸引异域文明的志士仁人对她的探讨。

东亚地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冲动，与西方有一定区别。中国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韩国、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很多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古代典籍也绝大部分用汉字写就的，高阁寺庙、宗族祀堂的题匾碑文也用汉字刻写。对东亚国家来说，要正确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还真不得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 东亚经济起飞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对其文化和历史的探讨成为东亚国家和世界瞩目的课题。

经济一体化、科技全球化的同时，文化多元化问题备受关注，不同文化间的宽容和理解成为学术界的话题。学者越来强调各种文化的“互为主观”、“互为语境”、“互为参照”、“互为照亮”，强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理论。 中国文明由于其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而成为一个最适合的“他者”而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

其三，中国研究资料和信息的获得日益便捷。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史上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要获得有关中国研究的资料并不容易。正因为如此，相当一部分外国学者不愿意从事中国研究。林德贝克就曾道，20世纪60、70年代，一大批社会科学家所以不愿意从事中国研究，就在于缺乏必备的资料。 著名经济学家亨利•罗索夫斯基曾拒绝受聘为哈佛大学中国经济的专职教授，他的理由就是缺乏可靠的中国经济运行资料，以至“第一流的学术分析成为不可能”。

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互联网络技术的开发利用，对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中，以中国研究资料数字化所创造的条件最优越。在澳大利亚，从1994年起，国家图书馆就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莫尔多克大学、格里菲斯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等七所大学的中日韩文资料统一起来编目、规范数据。学者可以通过全国书目网方便地检索馆藏中日韩资料。在美国，有关中国学研究的专业网站有65个之多。世界一些国家的中国学界还纷纷将中国研究资料数字化。在中国，也同样建立大量学术研究网站及研究数据库。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学术信息传播和学者之间交流变得越来频繁。

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之所以出现的中国研究热潮，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国际影响力的日益上升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外对于中国研究的热潮将进一步深化。

(文章原载《社会科学报》2006-9-14)

来源：http://www.zisi.net/htm/xzwj/zzhwj/2006-10-14-35303.htm